传播的偏向与文明的结构性失衡

一、传播的偏向与文明的结构性失衡

与流俗之见不同，伊尼斯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技术的进步，由于固有的“传播的偏向”，往往造成了文明内在生命活力、团结与健康等诸多元素的退化乃至瓦解，最终使文明一蹶不振。他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断言：“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了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其危害会更加严重。”^[3]

伊尼斯区分人类的文明活动和传播行为因倚重的媒介的不同，而出现“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前者如象形文字、汉字、羊皮纸、书籍等，笨重而耐久，倚重视觉和口头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后者如拼音文字、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莎草纸、电报、广播等，轻便但难以保存，倚重听觉和书面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帝国的扩张，但常常难以持久稳定。他主张：“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4]

他赞美古希腊文明早期口语媒介传统时空调和，使“力量表现在艺术进展中，也表现在政治演变中……（最终）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而中晚期“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5]。麦克卢汉评述说：“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地位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转变成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6]

由此，“伊尼斯发现了自希腊人以来西方文化一个严重的不足……这个发现是：希腊的物理学或自然观念是一个分类系统，而不是对经验动态模式的认证。”^[7]而正是这种知识分类系统，使希腊原本活泼而深刻的文化逐步僵化，丧失生机与活力。在《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指出：“万事勿过，是希腊人的至理名言，其涵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5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8]

伊尼斯从历史经验出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9]他在《传播的偏向》“作者前言”中明言自己苦心孤诣背后深沉的忧患意识：“最乐观地说，我这些文章也只能提高我们的灾难意识。如果太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灾难就可能接踵而至。”^[10]

伊尼斯揭示的，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结构性问题：当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物质—技术力量的骤然强大乃至过剩，往往忽略文明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人文与生态之间的诸多平衡，而遵循文明传播的固有偏向一味进行空间扩张，往往导致文明内外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人文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就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贫富分化引起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19～20世纪的劳资冲突和工人革命、两大阵营的冲突和分裂引起各国内战、冷战和核军备竞赛；而西方强势文明的传播与扩张，也往往导致极其残酷的宗教、种族冲突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种族清洗、屠杀和灭绝、恐怖主义的泛滥，使美丽而宁静的地球沦为人间地狱；在文化层面，各文明固有的道德传统和人文传统的衰微、崩溃，使个人与社会严重对立，每个人“头脑中的战争”与头脑外的战争（生存竞争）燃成烧焦一切的欲火；而在自然生态层面，地球万物再也无法忍受整个人类特别是“发达人类”的破坏、污染和摧残，正面临灭绝之灾……

伊尼斯的媒介研究、文明分析与历史哲学，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来、尤其是被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加强的所谓“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历史观以及这种观念的制造物——发展主义、进步主义乌托邦的当头棒喝：“有些读者会莫名其妙，伊尼斯竟然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是有弊病的东西，甚至是灾难……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哪儿探讨过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一切创新变化，源于冥冥之中某种普世而仁慈的上帝的意愿……他的所有著作都证明，他反对这种普遍的假设。”^[11]

伊尼斯“用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深刻指出了现代媒介的“双刃剑”功能：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由于高度倚赖现代媒介而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比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既可以快速提供经济资讯，也可以快速传播经济恐慌，从而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伊尼斯断言：“在纳粹党人当选这件事情上，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回应了广播中邀请它们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号召。”^[12]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利用广播等大众传媒鼓动不明真相的德国公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就是传播史上的著名悲剧。德、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印证了伊尼斯媒介哲学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洞见：“传播的突飞猛进，（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失衡）常常导致野蛮行径的突然爆发。”^[13]

对西方文明以及媒介观念内在局限性的深刻认识，是伊尼斯历史哲学和传播学思考的独到过人之处：“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西方文明）用印刷品进行的自我吹嘘，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民主、教育、进步、个人主义等美妙的词语，描绘出我们这个崭新的天堂。这里，缓流变成了急流，我们处境危险，可能会被自己描绘的景象卷进急流险滩……新闻自由始终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堡垒，但如果它变成了新闻垄断的堡垒，那更危险。任何文明都有其牺牲品，中世纪烧死离经叛道者，现代世界用原子弹威胁离经叛道的人。”^[14]

伊尼斯锐利的批判锋芒直指西方工业文明的最深处：“现代文明以机器工业占主导地位，它关注的是专门化，而专门化总是‘过’（分）的。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痴迷于专门化和工业主义……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技术不断的变化，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变化（比如广播电视的开发），使我们……求得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更加困难。”丧失平衡的文明结构与传播结构，造成政客投机与大众盲动的危险局面：“普选预示了议会政府的末日。越是磨平差别的民主国家，越是无力抵抗暴政”；单一强势文明在全球的传播造成各民族丰富文化传统的衰落瓦解：“欧洲人进入北美，使美洲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在自然生态上，“伴随机器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兴起，英美的城镇日益丑陋，自然美景随即消失”^[15]并引起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

伊尼斯富于哲学意味地总结说：“（人类）早期某些文明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并不是我们这个文明追求的目标。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杀的方法。”^[16]文明传播的本意是传承并播撒文明的果实，但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偏向，文明传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扼杀文明生命的利器。这就是伊尼斯提出的历史哲学与传播哲学的巨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