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传媒话语发展的多元文化建设对策

第三节　推进传媒话语发展的多元文化建设对策

随着传媒生态环境因素的改善，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传媒角色转型的推进，传媒话语博弈的各方力量必将出现量的消长与比例的变化。其间，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影响力的提升将伴随着传媒公共性的增强，成为传媒话语变迁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范式的语境中，秉承专业主义理念的新闻传媒，作为社会变革、发展的推进器，其天赋使命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推进传媒话语的专业主义转型，使之与传媒角色转型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将是解决传媒话语变迁中存在问题的主要路径。

从传媒话语与社会文化互动发展的角度看，促进传媒新闻话语的专业主义变迁，自然需要根据和谐社会构建的使命与要求，从诸多方面采取相应的文化建设对策。

一、在传媒文化本体上，重构新闻公共性，改革报道理念，做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一)重构新闻传媒公共性，以新闻专业精神建构真实社会镜像，确保信息公平

首先是科学设定公共新闻机构与商业新闻机构的身份及其功能，保证公共新闻机构的纯净性，重构新闻传媒的公共性。在一般意义上，新闻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设计下进行的一种制度化传播。从制度设计上来看，一个完善的、高效的制度应该体现传媒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如美国的“美国之音”，是代表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所以它不承担市场赢利的义务，其经费的使用是由美国政府全额拨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是私营报纸，政府不直接干预其新闻传播与经营管理活动，而由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具体规范其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成功举措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前中国新闻传媒体制改革的一大要点，就是要明确公共新闻机构与商业新闻机构的不同定位，以确保能有一些新闻传媒机构真正承担社会“公共领域”的功能(此处所说的“公共领域”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而是具有现实性的、真正以公众事务为关注中心、以公众利益为追求宗旨的意见交流园地)，由公共财政支撑其经济来源，发挥其社会把关人的作用。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党报、党刊、党网、党台为代表的一些党媒理应优先承担公共新闻机构的职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加速了社会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化;党媒也随之具有传播信息、反映舆情、引导舆论、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初步具有“公共领域”的价值。但应该看到，党媒的这一公共性职能担当还有待进一步强化，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型成为社会主流公共传媒。

其次是以公共新闻机构为平台，铸就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新闻改革30年来，中国新闻传媒的管理者和众多新闻传媒一直在试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如反对“假、大、空”，强调以事实说话;倡导“三贴近”，提高传媒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以及呼唤舆论监督，推行新闻采编与传媒经营分开管理，等等，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思想认识的偏颇，从而导致举措的失当，则是其症结所在。为此，强化新闻传媒管理者和从业者的社会主义的专业主义精神教育，则是当前极为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要让新闻传媒管理者和从业者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核心规则就是在新闻传播中坚持全面公正、客观真实、平衡理性报道原则，唯有这样，才能真实再现社会镜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彰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声音，保障社会各阶层的信息对称和确保公众有自由意见的公共论坛，达到反映民意、沟通舆情，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二)革新传播理念，调整报道视角，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舒缓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体现，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多样化和尖锐化形势下的施政策略。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新闻传媒理应转变新闻传播理念，做和谐社会思想的传播者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首先，面对新传播技术的挑战，新闻传媒应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把握社会信息的主导权。随着传媒技术的创新，以因特网为代表，以介入融合模式、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大众媒介第二时代已经来临。在第一媒介时代中，无论是何种传播介质，发言权都在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精英或权力阶层手中;而在第二媒介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双向互动，话语霸权被瓦解，网络上意见领袖的声音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的声音，也不再仅仅是大众媒体的声音，更多的是代表了普通百姓自己的“草根”声音。如今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双主体的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意义上主流话语载体的新闻传媒不再具有在第一媒介时代的绝对话语强势地位。新闻传媒只有将传播观念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迁移，尊重公众的意志、以受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践行“三贴近”的新闻改革思想，才能在话语分权、传播分众化时代，把握传播的主导权，进而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传播者和推动者的使命。

其次，面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的加剧，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新闻传媒必须担当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的责任。新闻传媒改革必须强调社会成员在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和平等机会。这种权利和平等机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一是用完善的制度保障公共传媒资源向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开放，使社会成员拥有平等而真实的知情权，拥有平等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的机会和权利。二是公共传媒资源应向弱势群体倾斜，成为弱势群体“身体的延伸”，丰富弱势群体的精神世界和交往空间，拓展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如通过议程设置、典型报道等方式，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话语权，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传递给主流社会，为弱势群体拓展更广的话语空间。三是大力培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新闻传播版图，提升民生新闻的内在品质，倡导民权传播。民生新闻是在“以人为本”、“以受众为本”的新闻传播指导理念下，选择普通民众作为报道对象，选择与普通民众关系密切的事情作为报道题材，且用普通民众喜欢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报道的一种报道模式，它体现了传媒的民生视野、民生态度、民生情怀。民生新闻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消解社会不公，缓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和减压阀。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期，尤其要大力提升民生新闻的品质和内涵，倡导和促进民权传播，注意培养和提升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新闻传媒要站在“民”的角度开展理性报道，引导公民维护合法权益，强化舆论监督，而不能把民生新闻做成简单的民生消费新闻。

(三)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危机预警机制，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首先要进一步搞好新闻舆论监督，监控腐败滋生，保障公权公用和民众的合法权益。历史证明，不受外力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舆论监督则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为保证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权公用，必须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和广度。为此，切实做好以下两项工作乃当务之急:(1)加快新闻立法，使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将新闻传媒的权利、义务、责任，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等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将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治轨道。(2)进一步扩大新闻传媒依法监督的自主权，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保证新闻传媒对重大腐败案件有充分的采访、报道、评论的权利，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涉和阻挠。

其次是建构高效的危机传播机制，保障信息流通公平和社会安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公共危机高发期。目前中国新闻传媒在应对突发性社会危机上还缺乏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尤其是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新闻传媒危机传播的长效机制的建构，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建立高效的传播预警机制。需要设立全国统一的危机传播中心，专门负责对社会和自然界中存在的高危社情或自然现象进行信息监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联系，力争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出危机预报。(2)健全危机信息披露机制。选择有公信力和控制力的新闻发言人，准备尽可能详细的有关资料，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透明、准确地向公众传播相关事件信息，确保公众对危机的知情权。(3)设立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传媒应注重社会各界信息的传播与沟通，特别是政府和专家的救助措施与建议的传播，同时做好心理辅导和舒解工作，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普利策说得好:“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⁵⁰⁾我们的新闻传媒只有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战场，用雷达般的敏锐瞭望社会行进的航程，让公权得以公用，让弱者得以关怀，用舆论的武器推动社会的公平公正，唯此才能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

二、优化新闻报道职业道德的文化机制

根据中国的传媒生态环境及其存在的问题，优化传媒的职业道德约束机制，需要完善监督机制、开展道德推理和抉择训练、强化道德教育。⁽⁵¹⁾

第一，发挥民间他律力量，完善传媒监督机制。传媒的职业道德建设既与传媒自律有关，也与他律制度相关。只有重视并解决中国当前新闻传媒中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才能走出传媒职业道德的困境。发挥民间他律的力量，就是由代表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对传媒进行他律引导、规范。这是发达国家新闻传媒运行的有效经验之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都有完善、成熟的社会他律机制。例如，美国有独立于传媒、政府之外的全国性民间监督组织“公正报道及确实组织”以及“媒体确实报道组织”等;加拿大有“电视暴力行动团体”、“加拿大妇女传播”与“关心儿童广告协会”等;英国有“独立电视委员会”以及“观众评议协会”等;新加坡也有“出版品诉愿委员会”、“广电节目咨询委员会”等机构。这些组织代表公众，对大众传媒进行社会规范，负责民众检举，与官方及传媒自律单位协商处理，并对一般大众传媒以及新闻采访、新闻报道，甚至是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保护等方面，均有相当的他律功能。来自公民社会的对传媒的监督，是形成传媒与社会的常态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民间从事传媒监督工作的组织也很多，如“新闻评议委员会”、“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阅听人媒体监督联盟”、“妈妈监督媒体文教基金会”、“财团法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会”、“台湾广告主协会”、“台湾记者协会”、“与媒体对抗”，等等，它们对传媒的日常行为也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国大陆的传媒监督最主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来自民间社会的他律力量。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构建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传媒的机制，让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权益维护者来对新闻传媒实施监督，是中国传媒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助推因素。由民间组织所组成的传媒监督组织，可以凝聚社会各方的力量，以代表公民社会的角色来对待传媒，从事批评与建议，关注传媒在当今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规范性角色，以及履行角色义务的实际情况。这不仅为目前改良新闻话语传播环境所必需，亦为发展公民社会所需要。

第二，开展新闻职业道德推理和抉择训练，提高职业道德冲突处理技能。这里强调的是培养职业传播者在处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市场利益追求博弈情境时的职业自律素养与能力。“我国传媒职业规范缺失成为显在问题。各种传媒的违规行为，半数以上表现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与市场主体角色的冲突。”⁽⁵²⁾这就要求新闻传媒不能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还要以社会利益为重;职业传播者不仅要考虑传媒的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受众的知情权。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需要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对社会道德准则进行恰当的选择。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传播工作中，传媒从业人员常常会遇到道德价值抉择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传媒从业人员有必要学习一些道德推理技能，进行道德推理训练，以提高在面临道德抉择时的应对能力。一般来说，常用的道德推理工具是波特图式;它将道德分析的四个方面纳入其中，即定义、价值、原则、忠诚。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分析，来寻找道德答案。波特图示被看做一个循环的有机整体，它不是一组随便放在一起彼此独立的问题，而是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系统。要对某个问题作出道德判断时，需要针对这个问题从“定义情况”到“确认价值”再到“提出道德原则”到最后“选择忠诚”——从而推断出应如何解决道德问题。⁽⁵³⁾通过波特图式四个步骤的推理方法，传媒从业人员可以得出一个负责任的和符合道德的决定。这个决定产生于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而且更多地集中于最后的选择之中。它促使传媒从业人员确立自己的道德观念，促使其做出刊登或不刊登以及怎样刊登某个新闻报道的决定。波特的道德推理图式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即传媒从业人员都能自觉遵从其所主张的传媒道德原则。实际上，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主张与道德观念，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人们又不得不作出不合自己道德主张的决定。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开发出一个道德抉择模型，以此来全面衡量各种因素影响的重要性，并综合评估之，最后得出一个最优化的道德抉择。⁽⁵⁴⁾道德抉择模型是进行传媒道德抉择和判断的一种方法，即个人如何筛选道德的原则。早期学者大多从个人的认知过程(认知、评估、行动)去分析，并认为个人或组织特质是影响道德抉择的因素。近十年来的一些道德抉择模式的研究，也提出个人道德抉择会受其对道德问题，或称之为道德处境认知的影响。我们可以使用情境调查法，考察一些道德两难的情境，据此了解人们对此情境的认知过程;也可以用问卷法直接了解个人因素(如个人规范)或组织因素(如组织正式及非正式规范)对个人道德抉择的影响。美国学者琼斯认为，既存道德抉择模式研究固然考虑道德问题的影响因素，但都是以比较不同道德问题下的道德抉择认知差异为研究目的，也就是只考虑到道德抉择步骤(即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意图)。基于这一现状，琼斯提出了一个道德抉择模式(见图3-2)，即问题权变模型(Issue contingency model)。这一模式则以系统性的架构提出个人道德抉择的过程受其对道德问题本身道德水平认知的影响，并以“道德强度”来表示个人对道德问题情境的认知:道德强度不同会对个人道德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波特的道德推理图式和琼斯的道德抉择模式，将行为主体所面临的道德冲突以清晰直观的图式和流程图展示出来，便于行为者进行道德选择并作出恰当的行动决策。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工具罢了。在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传媒从业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传媒职业道德观念。

第三，持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新闻传播从业人员道德水平。道德作为自律，是道德主体的习得和自觉，而教育则是道德的传授与实践的结合。开展道德教育理应是提升传媒道德水准的必然之道。直面目前传媒道德失范的现象，我们更要重视职业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育可以使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深入认清传媒的本质和责任所在，唤醒自主意识，建立批判意识，远离失序失范乱象。目前，中国主要有两种传媒道德教育方式:一是在校学生的传媒道德教育，二是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新闻院校是职业传播者的传媒道德教育初始阵地。实践证明，仅仅有学校传媒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新闻职业岗位的道德教育松弛，岗位道德的实际水准可能很快就使他们在学校接受并内化的道德观念消弭。因此，在今天，强化新闻职业岗位的道德教育，较之于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

图3-2　道德抉择模式图

(资料来源:Jones，T.M.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An Issue-Contingent Mode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6: 2).Apr.1991:366-395)

三、协调文化冲突，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共生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今天新闻传媒已经成为当代人生存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此同时，传媒的技术推进及媒介符号的大规模复制和生产，直接影响并显现出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特征:一方面大众文化喧哗繁荣，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偏安一隅，由此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失衡。这一文化环境特征的形成，传媒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大众传媒发展初期，纸媒及文字符号助成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促成了精英文化的主流地位的获得。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确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繁荣和发展，与之伴生的是消费主义的扩散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所具有的世俗性、时尚化、娱乐化和狂欢化等特征，对于象征权威和经典的精英文化具有天然的解构功能。综观中国当前的传媒生态环境，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风头强劲，精英文化的传承主体——知识分子们，在传媒运作市场化和传媒内容娱乐化的夹缝中，似乎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精英文化在失去文化阵地的同时，其社会功能及文化责任也更加难以施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文化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大众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电视台陆续拍摄四大名著，使得四大名著依赖于电视的巨大影响力“飞入寻常百姓家”。精英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够拉近与大众的距离，也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趋势。有人认为精英文化过分地向大众文化靠拢，会导致精英文化品位的降低，乃至走向庸俗和堕落。这种看法似不无道理，但就总体而言，精英文化走下神圣的殿堂，适当地借鉴和利用大众文化的形式，尽量以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无疑有利于精英文化的普及和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其利远远大于弊。

事实上，在大众文化风头强劲的情形下，精英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进行的自救，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当前，市场机制使得文化自身的商业价值不断增值，这对精英文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精英阶层只有借助于大众传媒这一广阔的平台，将其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灌注于大众文化中，将学术研究大众化、通俗化，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近年来，走红大江南北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正是传媒实现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典型。《百家讲坛》借助电视传媒的大众化优势，邀请一些学术界精英走上荧幕，以通俗鲜活的语言向观众传播精英文化。《百家讲坛》以“雅”来追求节目的格调品质，以“俗”来追求收视群的多样化，这种“雅俗共生”避免了“低俗”的节目倾向，以亲和的传播方式来传播品位高尚、格调高雅的精英文化。这样，不仅造就了一批如易中天、刘心武、于丹等学者明星，催生了一批如《品三国》、《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等大众化的精英文化力作，而且扩大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论语》和《庄子》等经典名著的影响，加深了大众对千百年来曲高和寡的高雅文化的理解。

大众传媒不仅能够为精英文化大众化提供平台，还能引导大众文化走向精英化的轨道，从而实现两种文化形态的协调发展。大众文化的出现，打破了特定阶层对文化垄断的特权现象，这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平庸化，文化成为一种可复制的、唾手可得的东西，成为一种平面化的、无深度感的文化。因此，传媒有必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引导，提升大众文化的格调，促使大众文化升华。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转型时期，传媒应当使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将大众文化引导到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轨道上来。

总之，传媒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自觉地协调各文化主体、文化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促使当代中国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四、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的发展路线。中国文化应当获取、借鉴其他国家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顺应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主动参与到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以取得大众传媒在国际的话语权。当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还需要我们在积极主动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的同时，坚持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以积极的态度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同时坚持文化发展主权立场，反对一元化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意味着国家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文化主权所认同的文化观念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但它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求对外来文化观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国家的诠释，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坚持自己的文化主权立场，努力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克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以开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固步自封、孤芳自赏的文化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中华文化“是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的营养，在开放的融会中发展。即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汲取、融会异质文化的精华，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动态结构”⁽⁵⁵⁾。文化全球化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是在坚持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基础上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是无法回避的，而中国文化的自主权也是决不能忘却的。“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的目的是消融、瓦解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实现独霸世界的意识形态、文化市场的目的，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维系民族文化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在当前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维护中国文化主权，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

第二，增强民族认同心理，提高民族自我意识、文化危机意识。不断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科学、合理、长远的文化发展策略，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文明程度的提升;增强全民族自我意识，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文化全球化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危机意识。这是当前实现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而紧迫的，又必须长远坚持的策略。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在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具有空间上的统一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从而续写了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尽管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屡经磨难，历尽艰险，但中华文明顽强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面临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这三种向度的交织，大大增加了中国文化转化的复杂性和难度，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文化意识，随波逐流，极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文化附庸和西方文化的游乐园。面对“文化殖民”的冲击，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增强民族自我意识、危机意识的必要性、紧迫性。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文化立场，没有明确的态度，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不仅不能抓住机遇，反而会迷失方向，丧失自我。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增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爱国心，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全球化中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成为文化全球化中独立潮头的弄潮儿。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改变文化交往中的被动地位。这些年来，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大量的西方文化资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而反观中国，文化输出则微乎其微。我们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搞文化扩张与渗透，但在坚守国际文化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应将文化因素纳入国家的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增强我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引进的同时，主动走出去，“主动出击”，克服以往的被动消极适应的局面。现阶段，世界文化市场的容量已经达到1兆20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电影、音乐唱片、动画片、电脑游戏等大众娱乐项目方面，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夺这块市场。但是，据《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统计和分析预测，中国拥有5000亿元人民币的文化消费市场，不过，中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却为10∶1。中国文化输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文化交往几乎变成了单一输入，这与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值得欣喜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喜好，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开始增强，中国政府与很多国家开办的国际“文化交流年”，以不同的形式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宣传中国文化，既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又为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总之，加强中国文化对外辐射能力已是当务之急，任重道远，我们应当为此不懈地努力。

第四，在国际传播中强化中国的声音，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影响力。长期以来，在国际传媒竞争中，中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信息技术及传播设备的优势，占据了国际传播话语的霸权，不断美化其自身国家形象，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对中国进行歪曲性宣传。目前中国的对外传播媒体虽然已有相当的规模，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其过强的功利性和明显的宣传性，导致其公信力、影响力存在局限，难以影响海外的主流社会人群。面对这样的被动局面，除了深层细分国际受众市场、提高传播针对性和有效性之外，加强与国际传媒的交流与合作，利用他们传播中国的声音，也是一个借助外力以改变被动局面的好办法。此外，要提高中国对外传播的公信力，我们必须转变对外传播观念，改革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给予传媒更多的独立治理权，在对外传播中淡化政府和政党的宣传色彩。我们必须敢于报道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中国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用事实说话，少作倾向性明显的评论，不进行包装，原原本本将新闻事实以生动、具体、有效的报道方式传播出去。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关注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中国对外传媒应该把国外受众关注的焦点作为报道的重点，如中国的人权状况、投资环境、计划生育情况、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等;应该牢牢把握事关中国的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首发权，让全球传媒最大限度地采用中国传媒的相关报道。在传播立场方面，要认识到新闻传媒的责任就是把事实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送达受众，传媒不代表政府的立场，至少不能在新闻作品中赤裸裸地直接体现政府的立场，而只代表传媒自身，这样才能够获得国际受众的认可。事实上，目前中国正在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在构建新型的政府与传媒关系，正在构筑对外新闻传播大平台，这些国际化的举措都将有利于推进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策略的改革和效果的提升。

第五，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全球化无疑能够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全新的文化发展命题。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国家文化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遭遇到的严重威胁和挑战。目前，发达国家文化产品正在扩大对中国文化市场的占有份额。为此，当务之急并不在于关注外来文化商品、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市场推广，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同样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去与对手竞争、去赢得国内外市场。此外，国际传媒机构正在不断渗入中国传媒市场。不少国外传媒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强烈的进入中国的欲望，虽然受到各种制度壁垒的限制，但它们以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强大的资本实力为依托，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渗入中国的传媒市场。在中国持续推进的传媒产业化进程中，国外传媒不断寻求可能介入的机会和空间。这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安全形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以加强文化安全保护为切入面，抓紧制定全球化背景下的正确发展战略，竭尽全力地提升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加快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注释】

(1)程光炜著:《一个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

(3)甘阳著:《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中国学术论坛，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713。

(4)甘阳著:《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中国学术论坛，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713。

(5)李泽厚著:《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之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0页。

(6)单波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7)罗以澄著:《重提新闻价值》，《罗以澄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8)罗以澄著:《重提新闻价值》，《罗以澄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10)杨开煌著:《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之评析》，转引自单波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11)罗以澄著:《“深度报道”探析》，《罗以澄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12)罗以澄著:《“深度报道”探析》，《罗以澄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3页。

(13)王岳川著:《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4)陈昕，黄平著:《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上海文学》，2000年第12期。

(15)李强著:《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16)［美］索尔斯坦·维布伦著，萧莎译:《夸示性消费》，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17)张立勤著:《热现象的冷思考——谈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的报道特色》，《新闻与写作》，2000年第3期。

(18)孙玉胜著:《十年》，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页。

(1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

(20)刘勇著:《媒体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158页。

(21)席文举著:《新型晚报的新思维》，《新闻界》，1995年第5期。

(22)席文举著:《报纸策划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15页。

(23)王一川著:《走向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4)张维迎著:《博弈论能解释所有的社会学现象吗?》，《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9日。

(25)杨连强著:《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26)新华社合肥2007年2月13日电《安徽太湖县政府为疑犯申请取保候审出席奠基式》。

(27)孙立平著:《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期。

(28)周伟主编:《媒体前沿报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29)转引自郎劲松著:《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30)转引自郎劲松著:《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31)李良荣著:《中国新闻改革30年》，《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32)［美］约翰·H.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33)肖勇，李咏涛主编:《中国房地产媒体营销实战方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34)［美］约翰·H.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35)罗以澄，陈文高著:《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责任担当》，《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6)吕尚彬著:《中国大陆报纸转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37)陈中原著:《我国报业市场近十年变化趋势》，《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第6期。

(38)刘勇著:《媒体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39)沙莲香等著:《中国社会心理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40)刘建明著:《当代新闻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41)张国良著:《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42)李希光著:《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43)佚名著:《2006年百姓十大信任危机》，http://www.21cbpc.com/cmo/ 2006-12-07。

(44)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45)潘忠党著:《大陆新闻改挂过程中象征资源的替换形态》，台北: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第54期，1997年1月，第116页。

(46)潘忠党著:《大陆新闻改挂过程中象征资源的替换形态》，台北: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第54期，1997年1月，第117～118页。

(47)刘勇著:《媒体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9页。

(48)东方源著:《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49)吴飞，沈荟著:《现代传媒、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2卷。

(50)转引自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51)莫梅锋等著:《传媒与和谐社会道德重构》，《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4页。

(52)陈力丹著:《200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评》，《中国新闻年鉴》(2005年)。

(53)［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著，张晓辉等译:《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54)Jones，T.M.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An Issue-Contingent Mode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6:2).Apr.1991:366-395．

(55)钟明善，朱正威著:《中国传统文化精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