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版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新变化
20世纪以后，不仅出版企业的融资方式出现变化，在管理体制上也与以前大不相同。由于各自规模的不同，各出版机构内部的组织机构、管理方式也不尽同一。较小的出版机构，内部谈不上什么组织分工，编辑发行合二为一，没有自己的印刷所。书籍主要到本埠别人的印刷所印制，由于印制费用的关系，有的到外埠，甚至到日本印制，像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等都在日本印过不少图书(65)。有的内部有编辑部、发行部等组织之设立。极大的出版机构一般都有编辑、发行、印制等出版的整套机构，像上面提到的商务、中华、大东、开明、世界几个大出版机构在具备一定规模后，都有编辑所、发行所、印刷所的设立。不过中华、大东、开明、世界的组织机构与商务大同小异，皆是仿效商务内部的管理体制而来的。每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管理体制也都经历了从粗疏到细密的过程。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在1897—1901年创办初的几年内，主要业务是印刷账本表册之类和圣经会、广学会的一些书籍。自己出版的书籍较少，且都是买稿直接出版，没有自己的编辑力量。1902年，经理夏瑞芳接受张元济的建议：要经营出版业，必须有自己的编译所。于是，商务印书馆在经理之下设立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第一次建立了与铅字排版、机器印刷等生产技术相适应的，集编印发为一体的出版机构。1903年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建立了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再由董事会推举经理的制度。根据《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载，1905年、1906年股东会选举夏瑞芳（兼经理）、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印有模为董事；1907年选举夏瑞芳（兼经理）、张元济、原亮一郎、印有模、山本条太郎。从1909年始，设立查账董事。此年股东会选举张元济、郑孝胥、高凤池、印有模、高梦旦、鲍咸恩、夏瑞芳七人为董事，张桂华（蟾芬）、张国杰（廷桂）两人为查账董事(66)。重大的事情有董事会协商解决的管理机制。在总经理之下，仍设编译、发行、印刷三所。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三所各行其是，互不关联，公司许多问题不能得到协调解决。于是，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4月10日，接受陈述通的建议，在三所之上设总务处（初名为总管理处），为统辖全公司之最高机关。总务处每年制订计划，规定三所所长定期叙谈，所与所发生问题开会解决，开会时三所所长皆出席，意见一致便通过执行，意见不一，便将意见写下去或在会外商量，或在下次开会时商量。(67)这样，商务印书馆就有了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联系、协调三所的行政、用人、财务等事，公司以前的散漫现象得到改变，业务的筹划和运行走上了现代企业的正常轨道。总务处设总经理、经理、协理，互不统属，总经理也只是总务处机构中的一员，他没有管理经理、协理的权力。实际上也就缩小了总经理的权限，增强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这项制度的建立对商务印书馆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陈述通在离馆以后，商务董事会为了感谢他倡议建立总务处的建议，决定送给他六千块银元的酬谢(68)。1920年，公司为了缓和张元济与高翰卿的矛盾，同时为了挽留张元济，设置监理一职，高翰卿、张元济同为监理。监理的名位在总经理之上，不管理日常事务，公司较大决策需征求监理意见，监理对公司的较大事务有监督之责。1930年，王云五任总经理前，先去欧洲考察，回来后实行“科学管理法”，提倡“合理化建议”。在编译所设置有专人负责的成本会计，对编译所的编辑人员也实行量化管理(69)。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总务处的第一、二、三、四印刷所及各栈房、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全部被毁，公司遭不测之祸。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公司于1932年8月，调整组织机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在总经理直接领导下设立总管理处，分设一个处和五个部：秘书处，审核部、主任部、供应部、营业部、生产部（编审工作，初期属于生产部，后单独成立编辑部）；另有三个委员会：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人事管理委员会、防火安全委员会(70)。总管理处受总经理直接领导的组织形式，扩大了总经理的权限。这似乎不利于企业的民主管理，于商务以前的组织形式来说也像是一种倒退，到今天人们对王云五这样的改革仍大加诟病。但事情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讨论一种组织制度的利弊得失时，不能离开当时的背景。对于商务当时的情形，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在受到日本炮火的摧残之后，如果没有总经理的权威，商务不可能那么快的复业，复业后也不可能做到“日出一书”，以致在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出书量居全国总出书量的52%以上的佳绩(71)。应该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利是远远大于弊的。
需要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管理体制的改变，是在公司发展中逐步完善的。它是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产物，是顺应时势需要的结果。它的产生，是现代管理方式的影响和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中深切感悟的结果。中日合资后，虽然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但经理个人权力过大，总经理对公司资金的投资权限不明，而且会计制度也很不健全，公私不分现象严重。此时，有先进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日本股东原亮三郎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09年2月12日给张元济的信中这样说到：“兹据贵国将来形势，虑及贵馆于经营上尚须妥加整理，巩固基础，宜建立即便一旦产生急变或萧条亦能从容经营之计划……建议贵馆进行营业整理，依照各国商法规定，建立会计上公私不分现象之防止法，及董、监、经等重要人员，以及职员未得公司同意，不得经营其他营业之防止法等。此议若何，敬希考虑制定各法为盼。”(72)果然，在他言后不久，夏瑞芳投资失利，卷入“橡皮风波”，给公司带来很大损失。事后，张元济深感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是公司的最大隐患。夏瑞芳事件后，他说：“以后宜按照法律严定办事权限，保全公司，亦正所以保全粹翁也。”(73)此后，他一直注意公司的规章制度建设，在公司度过夏瑞芳事件的难关后，他在1912年2月11日致山本条太郎书中再次谈到了建立公司组织章程的重要性。他说：“商务印书馆经济状况近来似稍宽裕，惟公司办事章程组织未善，董事及经理人权限未清，将来公司恐大受损害。”于是，他建议“必须更改章程，划清董事及经理权限，订立管理银钱出入规则”，请山本或原亮来沪面商(74)。正是有现代企业先进管理经验的影响和指导，商务印书馆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有1915年公司管理制度上的改革；也使得商务的领导人以后始终关注着规章制度的建设。到1918年5月29日，在张元济致高凤池信中，我们还能看到：“就财政说……会计制度缺点不少，宜聘有经验、有学识者预备修改……就组织说……（总务处）未迁前之布置，事与发行部混合者，先为厘析。各部分有不能同迁者，预令练习。已迁后之计划，裁减机关，省去头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采用法治，勿图简便……然确见公司成立以来，制度实未完备。且积习已深，不速改革，于公司前途甚有障碍……”(75)之语。十几年后的1930年，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更是直接把欧美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直接搬到了商务印书馆内。不管其效果如何，它都是西方文明对上海出版业影响的产物，也是上海当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上海在其都市化的进程中，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远东投资的重要口岸。由此，为现代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带到上海成为可能。同时，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上海现代企业纷纷建立，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整体的提高，为商务印书馆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1920年，商务印书馆设置监理一职，其倡议人陈述通就是受上海当时管理较先进的先施公司的章程的影响(76)。如果没有上海都市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些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能够出现。
上海其他较大的出版企业内部的组织系统深受商务的影响，中华书局也是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察，由董事会推选出总经理和协理，在总经理和协理之下设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的一处三所模式。不过，中华书局的总办事处是处于总经理领导之下的。大东书局是由股东会选举董事和常务董事及监察，先期也设立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所，后总管理处撤销，设立总务、出版、推广、会计、稽核、进货、存货、稿务等科室，编译、印刷两所平行。总之，这些较大的出版机构都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组织形式和相应的规章制度。
【注释】
(1)以上均见《复奏设立官书局折》，《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学校上”。
(2)《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折》，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页。
(3)以上均见《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折》，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51页。
(4)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4页。
(5)书名原文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 of the WealthofNations》，直译为《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探究》。
(6)陆费逵主编：《图书月报》，1906年第2期。
(7)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8)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42—643页。
(9)《本馆四十年大事记》，《同舟》1936年第4卷第12期。
(10)《商务五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5页。
(11)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12)《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13)名称话语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156页。
(1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3页。
(15)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156页。
(17)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一《润笔》。
(18)《刘宾客集·祭韩吏部文》。
(19)裘毓麐：《清代逸闻》卷八《记蒲留仙》。
(20)诸联：《明斋小识》卷八《四书纂要》。
(21)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
(22)《申报》创刊号，1872年4月30日。
(23)《月月小说》第二号，1907年。
(24)以上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页。
(25)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7页。
(26)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27)同上书，第10—16页。
(28)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5页。
(29)《申报》1882年4月13日《点石斋告白》。
(30)该公约后来又历经几次重要修订：1908年于柏林，1928年于罗马，1948年于布鲁塞尔，1967年于斯德哥尔摩，1971年于巴黎。目前世界上共有76个国家参加了该条约，我国于1992年10月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
(31)《苏松太道刘观察告示照录》，《实学报》第1册。
(32)《戊戌变法》第2册，第31页。
(33)《北洋大臣袁宫保为文明书局事咨各督抚文》，《大公报》1903年1月19日。
(34)《廉部郎上管学大臣论版权事》，《大公报》1903年5月22日。
(35)《管学大臣批答廉惠卿部郎呈请明定版权由》，《大公报》1903年6月4日。
(36)《管学大臣批答廉惠卿部郎呈请明定版权由》，《大公报》1903年6月4日。
(37)《文明书局〈群学肄言〉出书广告》，《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
(38)《严幼陵观察上管学大臣论版权书》，《大公报》1903年5月28日。
(39)《严幼陵观察上管学大臣论版权书》，《大公报》1903年5月28日。
(40)《查办书局咨文》，《大公报》1904年3月3日。
(41)《上海书业公所与上海书业公会》，《出版史料》第2辑，第7页；《上海出版志》，第1009—1010页。
(42)《拟立版权公会》，《大公报》1904年3月6日。
(43)《翻印文明书局书籍者看》，《时报》1905年10月20日。
(44)《杭州合众译书局广告》，《中外日报》1902年11月6日。
(45)张百熙：《致刘制军电》，《中外日报》1902年11月5日。
(46)《南京刘制台复电》，《中外日报》1902年11月5日。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
(48)同上书，第454—456页。
(49)同上书，第450—451页。
(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51)同上书，第454—455页。
(52)同上书，第458页。
(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460页。
(54)关于商务印书馆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时间有几种说法：1.《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页云：“1901年决定扩大规模，添招新股，议定将原投资的资本每股照原数升7倍，另有印有模（字锡璋）、张元济（字菊生）入股。资本总额为5万元，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该书第4页云：“1903年，经印有模的介绍，与日本金港堂主原亮三郎合资经营，正式组成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07页）中谓：“1901年，决定扩大规模，添招新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定为五万元，发起人原股升为七倍，即三万五千元，其余一万五千元，除发起人添资外，另招新股，张菊老这时也被夏拉拢为股东，此外新股东还有闸北纱厂老板印有模（锡璋）。”3.《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后附大事记云：“1903年，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吸收日资改进印刷。”4.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47页载：“1903年11、12月间，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各出资十万元成立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5.《本馆四十年大事记（1936）》（《同舟》第4卷12期，1936年。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79—680页）谓：“1905年12月，正式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遵清政府商律定为有限公司，呈商部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时先集半数，每股100元，准许外人附股，但须遵守我国商律及公司律，次年3月12日经部批准。”6.《商务印书馆历年大事记要》（1962年编）中亦云：1905年，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10页）综而观之，商务印书馆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时间不外乎1901年、1903年、1905年三种说法。根据上述记载和相关资料分析，1901年，所谓的“股份公司”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商务早期股东据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42—655页）考证为：鲍咸恩、鲍咸昌各500，郁厚坤500，夏瑞芳500，张桂华500，高翰卿250，徐桂生1000，共3750元。而1901年增股，只是将原3750元升值7倍，为26250元，再加上张元济、印有模投资23750元，共增加到5万元而已。事实上还是合伙投资的性质，并未广泛招股。在企业的管理上，也未跳出合伙投资企业的方式。1903年农历十月中日合资后，除吸收日本资金外，还吸收严复、谢洪赉、艾墨樵、沈知方、沈季方、高凤岗、张廷桂、李恒春、鲍咸亨等著译者和职员入股，股权进一步分散。重要的是，在中日合资中确定：经理及董事都是中国人，只举日人一人为监察人，聘用的日人随时可以辞退。（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8页）到此时，就确定了董事和经理对公司的管理权，不再是企业的投资者而皆有管理权，打破了合作企业合作人既是出资者、所有者，又是出力者、经营者的“以劳带资”、“劳资合一”的企业特征。所以，1903年农历十月即《张元济年谱》中所说的1903年11—12月间中日合资及其管理制度的变更，应算是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成立的标志。至于1905年12月，则是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向清政府商部呈请注册的时间。被批准的时间为1906年3月12日。杨诠《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亦云该馆“（光绪）三十二年在农工商部注册”（《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时间和注册时间是有一段差距的。如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时间为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二十日，而其注册时间为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注册登记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大东书局1924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呈准农商部注册（储品良辑录：《1916—1930年的大东书局》，《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都是例证。
(55)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1期，1931年8月10日。
(56)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46—653页。
(57)章克标：《记开明书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64页。
(58)《明社消息》第20期，见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出版史料》第4辑。
(59)章克标：《记开明书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64页。
(60)孔繁楠：《大东书局概况》，《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
(61)章克标：《记开明书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64页。
(62)欧宏：《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7页。
(63)参见张元济致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有关书札。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全三册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97—1302页。
(64)杨诠：《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
(6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5页。
(66)查账董事1911年后称查账员，1914年后名监察人。
(67)陈述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36—137页。
(68)同上书，第139页。
(69)参见董涤尘：《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44辑。
(70)《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71)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业1927—1936年》，中国文化学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72)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0页。
(73)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页。
(74)同上书，第103页。
(75)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42—943页。
(76)陈述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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