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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馆设置情况及出书取向分析

时间:2022-04-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翻译馆设置情况及出书取向分析在著名格致学家徐寿的建议下,曾国藩向清政府奏请开设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1868年6月翻译官正式成立。翻译馆的翻译人员时多时少,多有更换。然翻译馆设置的正式工作人员较少,仅提调1人,口译2人,笔述3人,校对、图画4人。

二、翻译馆设置情况及出书取向分析

在著名格致学家徐寿的建议下,曾国藩向清政府奏请开设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1868年6月翻译官正式成立。馆内设有印书处,其情况为:“刊板印书之处,原为小屋;然刊书一事渐大,故其屋亦渐广。内有三十余人,或刊板,或刷印,或装订,而一人董理,又一人董理售书之事,另有三四人抄写各书”。除印书处外,局内还设有藏书处。“所存西字格致书有数百部,约为中国所有西字格致书最多之处”(27)。由于其翻译方式仍沿用当时通用的西士口译、华士笔译的方式,故馆内聚集了一批中西人士。这些人中或为有科学知识素养的文人,或为颇有造诣的格致专家。主持创办该馆的徐寿、华蘅芳、徐建寅,都是著名的格致、天算专家。在早期的翻译人员中,李善兰、赵元益、贾步纬、刘彝程等,也都是十分著名的专家,或格致、或天算、或医学,均各有所长。翻译馆的翻译人员时多时少,多有更换。先后在馆中译书的华士,据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的“附图书”统计,约50人。然翻译馆设置的正式工作人员较少,仅提调1人,口译2人,笔述3人,校对、图画4人(28)

翻译馆译书数量历来说法不一,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载,在1871年至1905年间出版书籍178种;1909年,翻译馆人员陈洙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记有译书160种,熊月之认为160种说较可信,并对各说法不一的原因在其《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第499页做了合理的解释,此不再赘。据傅兰雅的述说,翻译馆在1880年前,“已刊成者98部,记235本;尚未刊者45部,计142本;未译全者13部,计以译出34本”(29)。翻译馆自1871年开始出书,初出之书是《运规约指》和《开媒要法》,著名的出版物有《谈天》、《地学浅释》、《佐治刍言》及《西国近事汇编》等。

《谈天》译自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John Frederick Herschel)的名著《The Out lines of Astronomy》,先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于1859年在墨海书馆出版。1874年徐建寅又补充了新的天文学成果加以增订出版。《地学浅释》译自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尔(CharlesLyell)的名著《Elements ofGeology》,由玛高温、华蘅芳合译,1873年出版。《谈天》和《地学浅释》纠正了近代中国人的天地观,梁启超认为此二书对任何一个近代人来说都是“不可不急读”的书。《佐治刍言》译自英国钱伯斯教育丛书中的《HomelyWordstoAidGovernance》一书,由傅兰雅、应祖锡合译,1895年出版。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主张自由、平等、以民为本等立国之理和处世之道,对戊戌以前的中国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所推崇。此外,还有《列国岁计政要》、《美国宪法纂释》、《四夷编年表》、《各国交涉公法论》、《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通物电光》、《声学》、《光学》、《化学鉴原》(还包括其续编、补编)、《化学分原》、《化学考质》、《测候丛谈》、《金石识别》、《西药大成》、《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机必以》、《防海新论》、《制火药法》、《克虏伯炮弹制法》等。为了更清晰地看出翻译馆所译之书的取向,依据熊月之的有关研究,对该馆160种书籍分类如表2-4。

表2-4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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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4可以看出,翻译馆所出书籍主要是军事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制造业等实用科学类书籍,特别是军事方面书籍的比例尤为突出,占总数的21.88%。相较而言,社会科学方面书籍所占的比例很少,只占12.50%,而且大多数为甲午战争以后所出版。这与甲午以后广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兵工类书籍逐渐减少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如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收载1896—1898年出版的图书中,工艺和兵制两类总数只占19.3%,1904年顾燮光所编的《译书经眼录》中,所收1902—1904年的533种图书中,兵制32种,工艺仅一种,两项合计只占总数的6.19%,其他农政、矿务、船政、理化、象数、博物、测绘、全体学、卫生、体操等10类自然科学书籍共91种,占总数的17.07%,而社会科学有410种,占总数的76.92%。这表明了清帝国在饱尝西方坚船利炮之苦,以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利用洋枪洋炮获益后,当时的洋务派开始对西方器物文明表现出高度的重视。正像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在历史上虽曾数度为外族所亡,但都是亡于赤裸的武力与本身的腐蚀,而非亡于文化之不如人。此一事实构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影像。也因此在这次西方的入侵史实中,中国人非常自然地重新凸显出这一历史影像。认为中国之败于西方,是武力,不是文化,故而中国人所应做的不是别的,而是武力的‘西化’,亦即摹仿西方的坚船利炮。”(30)同时也反映了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作为表层的器物文明能率先被华人所仿效,而作为较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观念等则为人接受相对缓慢的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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