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前出版中心的差异分析

二、上海与前出版中心的差异分析

就中国历史上的出版中心的形成而言，或因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促成，或因经济的繁荣而兴盛，或由厚实的文化积淀而崛起，或因交通的便利而发达，或因科技的进步而勃兴。或为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或为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成因各异，不能整齐划一，一以概之。然综合考察这些出版中心的成因，政治中心的变迁一直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大致还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地方经济有所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当地文化繁荣、学者云集、著述宏富，为刻书提供了丰富的稿源，并为书籍的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3.当地刻书所需的造纸业、制墨业较为发达，为刻书直接提供原材料；4.发达的交通，为刻书所需原料的输入及书籍的销售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宋代有三大出版中心地区：四川成都和眉山、福建建阳、浙江杭州，其中，成都在唐时已出现书肆。唐末，唐僖宗逃往成都曾带去大批文人而使之一时间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到五代时，成都又为蜀的都城，宰相毋昭裔曾大力提倡刻书，至此成都出版中心的地位开始在全国凸显出来。此外，宋时四川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纸币“交子”首先在这个地区出现，正说明了此地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经济的发达，更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离成都不远的眉山自北宋以来，文风昌炽，苏门一家声震宇内；加之，蜀地盛产纸张（著名的有麻料的书笺）。这些都为蜀刻兴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从经济上说，福建建阳地区在宋时已大面积引种了“占城稻”，还大力推广双季稻，使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为普遍。从文化上看，当时许多杰出文人荟萃于建阳武夷山一带，有传二程之学的著名哲学家游酢、杨时，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史学家袁枢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数以万计的著述，成为刻书家取之不竭的书源。建阳刻书者，除余氏外，大多为闽学者的后代⁽²⁷⁾。建阳麻沙盛产纸张，竹纸的生产量为全国之冠，附近兴中里、崇泰里的墨产量也不小，这些都为建阳刻书所需的原料提供了保障。从交通上说，无论是建阳还是后来的福建刻书中心四堡，水道都极为发达，东连东海，南达广东，由广东入海，西可至广西，北沿赣江而上可进江西境内。杭州地区的出版业兴盛于南宋，其国都的优势自然是别地无法比拟的，书板、刻工大量向杭州聚集，加上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以及西部安徽、江西输送的丰富纸张资源都使得南宋时杭州的出版业盛极一时。

明清时的出版中心，除福建、北京外，主要集中于杭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区。这几个地区中，南京因明曾建都于此，刻工、书板汇集而导致官刻“南监”本享有盛誉，同时带动了坊刻的发展，以致有明一代南京官私刻书皆盛的局面。其他地区均不曾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无论是苏州、杭州，还是徽州，在明清时都是文化昌炽之地，且江浙的藏书又甲于全国，致使这些地区的家刻非常发达。明清时，书籍进一步商品化，而江南地区正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苏、杭都是当时商贾云集、交通发达的大都市。较高文化水准的商人群体在这些地区的聚集，不仅使书籍的销售有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为出版业注入了必要的资金，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扬州马氏以及徽州鲍廷博、汪启淑等都是凭借自己或上辈经营盐业赚取利润起家的。发达的水路交通网，对刻书所需的原材料供给和书籍销售都提供了方便。

综观五代以来全国的出版中心，官刻发达的地方一般都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心，五代时的成都、北宋时的汴梁、南宋时的杭州、明代的南京、清代的北京皆是如此。也有些虽不为政治中心，但刻书日久，技术臻熟，受朝廷委派而成为官刻中心，眉山是也。历史上的上海自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既非南京、北京这样的全国政治中心，亦非杭州、苏州这样的区域政治中心，故官刻主要是一些地方志，不可能形成规模。家刻多集中于文化昌盛之地，明清以后的藏书家大多是刻书家，故江浙家刻尤多。上海地区在明清时的藏书家不少，尤其是明末更是如此，所以明清时的松江、嘉定、金山家刻较多。但就其与苏州、杭州地区的藏书家相比，还是多有不及的。从商业的发达程度来说，上海远不及苏杭，明末清初的上海县城，还是一个仅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到嘉庆年间才有一定规模，然此时，城内大、小街巷也不过60余条，还不可能形成对人力、物力的吸纳。从刻书传统上说，上海既没有杭州、苏州出现过的刻工、资金的汇聚，也没有福建建阳、四堡，安徽徽州地区充足的纸墨等刻书原材料的生产。⁽²⁸⁾交通上，上海港从康熙中叶以后才渐显突出，故刻书中心所需的原材料不能得到大量补给。此外，在一定的地域内也不可能同时形成太多的出版中心，往往一个出版中心的兴起是以另一个出版中心的衰落为代价的，明清以前如此，近现代上海成为出版中心而代替苏杭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当时来说，临近地区如苏州、杭州刻书业的兴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上海地区的刻书规模。

【注释】

(1)王有朋：《上海古代的出版业》，《编辑学刊》1998年第1期。

(2)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8页。

(4)《上海碑刻资料选集》附录《清代上海主要会馆公所一览》，第508页。

(5)谢永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471页。

(6)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有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详见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第52—54页。吾据有关史料，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中叶以后，发达于唐末，盛行于五代。

(7)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后汉书·王充传》。

(9)《太平御览》卷六。

(10)《后汉书·文苑传》，详见拙文《汉代出版业的成就》，《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

(11)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6页。

(12)《初学记》卷21引“桓公伪事”。

(13)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谢肇淛：《五杂俎》卷13，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

(17)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1页。

(18)另两个为天津的杨柳青与山东的杨家埠。

(1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0)《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

(21)《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1701页。

(22)《三国志·魏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2版，第333页。

(23)［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24)廖志豪：《苏州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25)吴晗：《江苏藏书家小史》序，《图书馆学季刊》第8卷第1期，1934年。

(26)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庄肃传》。

(27)谢永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28)四堡、徽州的刻书条件，参看吴世灯：《清代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出版史研究》第二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拙文《中国书肆发展述论》，《中国出版》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