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中部媒介生态与媒体发展
2002年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内，国家重大的文化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
作为文化及其产业重要构成的传媒，应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下，进一步深化改革，谋求更大的发展。然而，由于传媒作为文化特殊部类的特异性，又由于传媒产业发展制度安排的逻辑惯性，更加之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对传媒产业当前的改革发展，尤其是涉及传媒体制与运作机制的改革，从政府到传媒充满困惑而显得顾虑重重。在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政府的战略思路是明确的，但在传媒改革的问题上，却制度供应不足，传媒领域也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改革目标不明确、改革力度减弱、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速度减缓的严重态势。中国传媒目前的生存状态，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精神不符，也偏离着“做大做强”的预期发展目标。中国传媒产业正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遭遇重大的发展梗阻。
“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该项目力图解决的正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政策检视》一文，集中呈现了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传媒体制改革政策从“放开”到“回缩”、从“明确”到“模糊”的供给态势。相对其他文化领域的改革，国家对传媒改革的政策支持一直较为谨慎，对传媒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安排和目标设定缺乏完整的设计和思考。
1978年以来，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非常明显。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国家关于传媒改革的制度供给，不仅关系传媒改革的目标取向，也关系到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动力。事实是，作为文化特殊部类的大众传媒正面临重大的发展危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进路与现状》一文正是通过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现实困境的考量做出我们的思考：与出版业网络业迅速的发展势头相比，报业和广电业的体制变革都表现出改革步履的艰难和前行道路的偏离。
《关于传媒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主要是针对特定制度安排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现状所做出的更为深入的问题思考。文化体制改革与传媒产业发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文化体制改革必将促进传媒领域的改革，并触及传媒改革最深层最核心的产权体制问题。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设定的目标要求：事业性文化单位与经营性文化单位的两分开正是这一改革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必须选择社会支付成本较小的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即首先实现采编与经营的剥离，进而完成事业性传媒与经营性传媒的两分开。随着传媒产业化程度的加深，“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混合型体制愈来愈显现出深刻的体制弊端，传媒的市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传媒的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冲击。采编与经营的剥离正是希望通过这一双轨的运作方式来部分消解二元混合型的体制弊端，以保障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共性和公益性。
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与公共传媒的缺位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传媒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传媒的特殊组织属性决定其传媒结构，但公共表达空间的缺失不仅有违传媒社会功能的全面履行，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科学的发展。“两分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在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分离的基础上，一个较为合理的传媒结构系统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传媒、公众三者利益的公平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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