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播出环节的现场调控

第三节　节目播出环节的现场调控

经过若干时间的相互模仿与打拼，加上娱乐性节目由于种种误区在作怪，导致了综艺节目及媒介活动在节目型态、节目内容、节目风格等方面的严重同质化，难免形成节目市场的恶性竞争，逐渐显露出其生存的危机和发展的困惑。如何重视电视娱乐节目的生存现状，认识到娱乐游戏节目的一些误区，坚持形式创新与保持内涵的统一，《快乐大本营》节目制作者较好地解决了直接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对娱乐节目的开发与发展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一、现场主持的“藏拙”与“出巧”

为求尽善尽美，主持人在录制主持词时，经常会因为语言不够流畅或表情、手势不够自然而要求一遍遍重录。他们希望观众看到的主持人永远是胸有成竹、出口成章，且无口误的，以致在一些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因一时语塞而表现出来的那种沮丧和尴尬，令观众也感到不快。相比之下，港台及国外的很多主持人对自己要宽容得多。一时的语误没关系，人没有不犯错的，只要没有给观众传达错误信息，造成不良影响，一时的语塞、吐字不清、口不择言，他们都可以自嘲地笑一笑，非但没有影响到主持人的形象，反而令他们更具亲和力。主持人故意犯点小失误，反而会给节目增色不少，甚至能出巧，给受众带来快乐。

李湘在一次直播时，忘记了小环节的先后顺序，在应采访嘉宾时却脱口而出：“广告后再见！”幸好导播反应快，迅速切入广告，避免了现场的混乱场面在电视上播出。事后，汪炳文主任说：“这也是个挺难得的机会，考验了大家的应变能力。”还有一次，李湘和何炅两人在谈论空姐的话题时，李湘及其他几个女嘉宾纷纷都说自己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空姐，何炅也急急忙忙插话道：“我小时候也想当空姐……”话一出口才觉不妥，随即灵机一动续道：“......的老公。”这一下观众为他的机智、幽默、顽皮所征服，满场掌声雷动，场上气氛空前热烈。李湘是有名的“快嘴”，有时难免有些小的口误，她反应很快，常常能机灵地自我圆场，有时让观众感觉轻松自然，对其错误一笑了之，现场成了名副其实的“快乐大本营”。

在中央台《半边天》栏目某期节目中，以富有才华而著称的女主持人张越请两位女球迷谈论刚举行过的一场足球赛。节目刚一开始，两位女嘉宾就旁若无人地谈论起某球员在这次比赛中的失误。正在“高手过招”之际，张越插进来怯生生地问了一个很“初级”的问题：“哎，听你们俩谈得这么热闹，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个XXX，他到底怎么了？”于是，两位女嘉宾又向张越叙述了该球员在比赛中如何错过入球机会的情形。在许多人看来，张越提出的这个问题实在有失主持人的颜面，专门谈论一场球赛，却不清楚比赛中发生的事件，起码给人的感觉是节目前的准备工作不充分。但是，如果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想，《半边天》的收视对象以女性为主，她们中间或许有很多人并未看过这场足球赛，肯定会对两位女嘉宾的“神聊”感到不得要领。主持人即使注意到了这一程序上的不合理，贸然打断嘉宾讨论也是不妥，于是，她巧妙地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嘉宾返回来解释事件经过，手段之高明，不能不令人佩服。“藏拙”固然是人的本能，但作为主持人，为了节目为了观众而故意地露一点“拙”，不也是很可爱吗？

2003年3月，秦皇岛人民广播电台一名女主持的道别词：“本次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请千万不要收听……”听之令人瞠目结舌，忍俊不禁。主持人立刻改道：“明天同一时间请千万不要忘了收听。”随后是一阵“咯咯咯”的清脆笑声，这笑声如此真实，如此爽朗，传播着快乐。相信受到女主持的感染，听众在一笑再笑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位热爱生活、热情奔放又不乏机智幽默的女主持人，有心的听者也就成了她的忠实听众。

二、游戏过程的“适度”与“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节目娱乐观念的演进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电视节目娱乐性倾向不仅合理地存在着，而且还被视为大众安居乐业的和谐象征。电视传媒顺应公众的休闲和消遣的文化需求，表现大量娱乐性文本的设置，传统的文化知识传播被电视传媒置换成娱乐性的竞赛游戏，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游戏节目极大地发挥了文化的娱乐功能。

其节目娱乐模式最先主要采用明星+游戏的形式，尔后这种快乐模式遂被各台竞相仿效纷纷克隆，游戏内容大同小异。尤其是时下，由于一些电视台娱乐节目的“媚俗”，与受众在“快乐诱惑”下的“欲望的膨胀”，节目只停留在商业性操作的层面上，成了一道“文化想象缺席”的感官快餐，出现了一味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特别是由于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对新奇、刺激元素的过分热衷，必然会引发受众审美鉴赏心理中的不良一面，从而引起文化品位的降低，导致节目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的迷失。这样构建起来的文化娱乐节目，其浮躁虚夸而低俗的风格完全不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提升与健康发展，其动机也是有悖于国家的文化发展趋势的。电视娱乐节目在力求大众性与通俗化，强化娱乐消遣功能的同时，不能以忽视社会效益，牺牲格调与品位，违背道德价值观与审美取向为代价，这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准则。当娱乐一旦走向极端异化，当文化品位、价值尺度与道德准则形同虚设，那么，这种娱乐节目就注定背弃了它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造成不良影响。各个电视台林林总总的娱乐游戏节目收视率下滑幅度较大，而节目缺乏创新、游戏化过度以及文化品位过于低俗，走进模式化的死胡同，或许是遭观众冷落的主要原因。

为了争取更多观众，游戏出新、出奇是必然之举，然而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如《快乐大本营》的一些节目就引起了观众的反感：2000年4月1日节目内容为请台湾张姓男艺人在公共场所“勾引”三个女孩，拍摄后播出全过程，同时请三女孩的男友们推测女友是否会“上钩”。结果三女孩中，两位默许了张约其喝咖啡的请求，同时给了电话号码，一位女孩在张问其是否有男友时谎称：“没有。”此时，她的男友正在众目睽睽下看这段录像，其反应可想而知。

目前综艺节目为出新出奇制造出的种种“快乐”已带上了“尴尬”色彩，有些游戏节目益智性差，嘉宾和参与的观众成了道具和玩偶，甚至被当成弱智，参与者经常被轮流问及同一个闭合性问题，回答往往只能用是或否。有的节目惩罚太过分，纯粹拿人开涮，例如往头上倒浆糊等，令嘉宾无法发挥幽默感，游戏场面看似很闹腾，实则很不大气。综艺游戏的特点往往将流行文化中众多元素融合一体，大量运用反常规或“剑走偏锋”方式吸引观众，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产生“尴尬”局面也是意料之中，要真正摆脱尴尬必须使出新更为合理化。纵观《快乐大本营》出现以来的重大活动，可以发现其在突出平民娱乐的审美刺激性的同时，注意结合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升娱乐的审美情感价值。

其实，电视节目合理的娱乐化或娱乐化游戏，并非指那种恶意的游戏性宣泄和病态的个体欲望的疯狂表达。健康的娱乐节目只不过是受众消磨闲暇时光的一种方式，但是过度的游戏化则是精神的麻醉剂，而无聊的调侃和乏味的噱头即使能博观众一时之乐，也只是一种泡沫般的快乐，最终只能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假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