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

第一节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总结当代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那么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¹⁾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无限扩张，而这一特征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消除其危机的基本策略无非有二：一是体系的扩张，二是新型商品的推出。他认为体系的扩张包括三个阶段：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第一个阶段；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内市场的界限打破了，一种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形成了；第三个阶段“即我们这个时代，老牌的帝国体系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而所谓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占有主导的地位”。这一阶段“体系扩张”的程度最高，“这第三个时期（一直到冷战结束才称得上完全进入了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程度比起先前的帝国主义时期来要高得多。随着印度、巴西和东欧广大地区出现动荡，资本和市场扩张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先前各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而“新型商品的推出”的主要途径就是求助于技术革命。可以说蒸汽机技术与一般资本主义相适应；电子技术和内燃机技术与帝国主义相适应；原子能和控制论与跨国资本主义和作为后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全球化相适应。“这些技术既是推出新型商品的生产力，同时又是开拓新的世界空间的工具，从而使地球‘缩小’，使资本主义按照一种新的规模得以重新组织。”⁽²⁾詹姆逊的两个理由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如果在体系的扩张、技术的演进之外再加上制度的变革，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轨迹。可以说制度更新和从世界市场的扩张中获取营养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当代制度更新的主要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出现。

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实践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出笼之后，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也的确带来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70年代凯恩斯主义遇到了危机，西方经济陷入了经济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和赤字财政的泥潭，与此同时，作为凯恩斯主义补充的新自由主义（又称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开始崛起。80年代以后，以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改革为标志，西方国家开始了向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其主要的政策内容是：（1）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在英国、日本、西班牙、瑞典甚至社会民主思潮甚浓的法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都成了一种潮流；（2）减税政策，美国里根主义的核心就是减税，减税是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3）削减社会福利，目的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经济效率；（4）“分享理论”与阶级调和政策。⁽³⁾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推行股权的社会化，例如美国在推行“雇员持有股票计划”后，1980年持有企业股票的员工高达298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3%，1984年仅19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大公司股东人数就高达740．72万人。⁽⁴⁾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果，使西方国家成了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国有制等多种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再一次达到了新的平衡。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在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又一次制度调整，其主要的目的是适应新科技革命的要求，重新调整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激发国内市场活力的同时，更积极地参与新技术革命和国际竞争。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退回到了凯恩斯之前的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阶段，而是在资本垄断和国家垄断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西方国家政府一面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打开其他国家壁垒的武器，一面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创造条件，表明西方国家正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在政治方面，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明显变化，在于国家的作用逐步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来维持与巩固其统治。政府的职能表现出了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职能的不断转变两大趋势。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大大加强的同时，在政治统治方面也日益成熟。在职能的转化方面，现代政府的职能经历着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现代的管理概念被纳入到政府的行政之中。在80年代以来政府退出经济和一些社会领域的改革中，服务概念又被加入到政府的行政实践中。在战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知情权”理论的实施，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70年代初美国法院对“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水门事件”的司法判例，都支持了受众的“知情权”理论。七八十年代以后，“知情权”理论被学术界、社会和政府普遍接受，也成了后来各国信息公开立法的理论基础。在美国之后，挪威、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奥地利、希腊、荷兰、西班牙等国纷纷仿效，陆续制订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冷战结束后，政府信息发布法制化成为一种潮流。在政府利用和控制媒体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也摸索出了一套利用舆论操纵选举、操纵政策的方法，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生意兴隆，政府通过控制消息源而应对新闻界，从而达到政府议程、新闻议程和公众议程的一致和互动。

在经济方面，依靠高科技和政策调整，西方国家在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开始回升。90年代西方企业迎来了历史上的第四次兼并浪潮（前三次是1881－1911年，主要是同行业之间的平行兼并；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垂直兼并；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跨行业的联合兼并），第四轮企业并购动辄成百上千亿资金，主要是同业、跨行业和跨国的强强并购，跨国公司在这轮兼并中迅速成长起来。金融资本也在急剧膨胀，资本输出不断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国际性扩张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在这一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在社会方面，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猛发展（有人把信息产业称为第四产业，也有人仍归为第三产业）。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一般来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不到10%，第二产业也不过20%—30%，其余都在第三产业。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表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社会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所谓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主要表现在以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等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在崛起；其他的阶层与集团如自由职业者、边缘阶层、流动阶层等也不断扩大。另外，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还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许多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都出现了这种现象，例如美国在60年代全国6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减少了140万，在70年代和80年代间，许多城市包括纽约、底特律、匹兹堡等，总人口都呈下降趋势。而1970年到1985年间，伦敦的人口也减少了125万。

上述变化构成了西方国家新闻体制变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