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怎么点评节目

三、整体性提升

电视节目主持人与电视观众之间存在着互动与互制的关系：观众的需求决定了主持人外在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决定了面对镜头时的对象化与亲和力；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出镜在满足了观众审美期待的同时也创造着观众的不同需求，各种类型的主持人、各种类型的主持风格，改变了从前形象及表现单一的主持模式，同时也改变了观众对主持人原有的认识。

这种互动与互制的关系有时可以是良性循环，有时也可能是恶性循环。若要给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个保证、一个检测，就离不开对主持人评价体系的建立，而这种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正是为达到传者与受者良性循环关系的最大值实现，从而对主持人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与完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评价渠道大致有三处：一是业内专家的评价，二是电视观众的评价，三是调查公司收视率的评价。

近些年出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电视批评总是滞后于电视系统，总是与电视观众存在着一个“势能差”，因而导致电视系统对于电视批评，常显示出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架势，而电视批评的效果也似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主持人的选用、调配、更换上，问题似乎更多。人为的因素往往占了很大比例，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批评意见有失客观公正。所以，应该尽快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评价体系。

1.整体提升的战略思考

（1）如何面对业内专家的评价。

既是专家，必定有着专门的见解，从文本解读上、从理性层面上，都有着专业的眼光和精到的分析，他们的评价对于主持人的成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重视业内专家的评价意见是主持人评价体系中重要的基础。

然而，“由于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权威’人意见作为权威性的见解。……由于没有正确的批评观，媒介批评权被权威所独占，批评的标准可能给少数人的非理性的解读所左右。”^[35]我国目前的主持人评价，有时候，专家们的意见也可能是感性的、零碎的，带有一些随意的成分，主观因素可能占得太多，再加上解读的只是一次节目、看到的只是主持人的一次表现，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带来某些专家的评价或专家的某些评价意见，有失偏颇。这时候需要的是客观分析与冷静对待，应当辩证地分析作为客体的主持人，充分拓展评价的文本视野空间。

（2）如何面对电视观众的评价。

观众来信、观众来电以及网络网帖，共同构成电视观众的评价渠道。“为了吸引受众，现代传播机构需要获得关于‘受众的’习惯、趣味和取向的知识。这能使各媒介法人借用某种节目抑或文本策略，将目标指向某些特定的受众。想要了解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谁是受众，这有利于获取广告商感兴趣的有用信息，而且能让播音员们知道他们正在与哪些听众说话”^[36]。而了解来自不同渠道的观众评价，正是为了获取他们兴趣、爱好以及审美期待的最好方式。

但是，一位或是几位观众的意见很难说就是观众意见的代表，明显地以自己的好恶、喜怒进行感性层面的言说，这样一种以社会舆论方式为主要形式的评价意见，也可能是良莠不齐的。尤其是面对网络上的网帖，这些发表网帖的网民，大多年龄偏小，“对于评价对象，多不具有客观态度，他们喜欢使用偏激而刺激的赤裸裸的语言，指责甚至谩骂。由于喜欢道听途说，他们常常在跟帖中一路跟风儿，人云亦云。”^[37]

薇奥拉·斯波琳在《创造的体验》中说：“我们投身于环境的最简单的活动，也会被自己希望获得公认权威的好评或赞扬所阻遏。我们不是忧心忡忡地害怕得不到权威的赞许，就是毫无疑义地接受外界的评论和议论。如果我们在这种教养下工作，而这种教养又以赞许与不赞许作为奋发和谋取的主要动力，并且常常取代人们对艺术的热爱，那么，我们个人的种种自由就荡然无存了。”这里的自由应该是主持人创作空间的自由，强调的是面对观众评价时必要的心态。的确，“作为一名节目主持人，既要有将观众的肯定转化为进取的动力的本领，又要有力图摆脱评论给自己事业造成的阴影。不能因为批评、挑剔甚至攻击就畏前畏后，失去最佳状态甚至神不守舍。”^[38]

另外，观众对于一位主持人的推出，总是需要一个认知、理解、接受和反应的过程，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的审美取向是可以培养的，观众的审美期待也是可以微调的。主持人完全可以秉着适当适度的原则，在主持中融入自己的审美理想，并作以必要的坚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具有重新构建的探索，是对自己审美取向与自身实力的自信。比如，2004年获得中央电视台最高奖金的新闻主播罗京，当年因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受到不少专家的批评，说他板着面孔是“装成一个硬派小生”，是“对不起观众”；更有不少观众给他写信建议：“播音员同志，请你笑一笑。”然而，罗京不为所动，更没有盲目修正去“笑着播”，因为他知道那个“笑”不属于他，与自己的个性不匹配不协调。如今，多少年过去了，观众们早已接受了罗京的“入而不陷、淡而不离”的冷峻形象，罗京在得到社会认知的同时业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稳健庄重和带有某种“忧患意识”的风格特征。

（3）如何面对调查公司的收视率。

在广告市场广泛运用的市场调查、消费者满意度测量等方式在传媒领域普及之后，收视率、收听率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被抬到了一个决定栏目生存、决定主持人去留的权威地位。央视2002年11月，出台《中央电视台栏目及淘汰条例》，按条例规定，现存所有开播一年以上的栏目，均以频道为考核单位，实行警示及淘汰制度，排名靠后的栏目将遭到包括不允许复播在内的总计四项内容的严厉惩罚。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对于节目内容的建设也许有着一定的促进意义，但倘若一味地以调查公司的显示数据为依据，笃信不移，并以此作为实行栏目的“末位淘汰”、评选名栏目名主持的唯一标准，带来的后果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不能说收视率的采集方式不具备科学性，也不能说采集的数据缺乏真实性，但是，就目前国内的数据采集情况，我们有理由对其可信度提出疑问。我们国家目前采用的是机顶盒采录与电视收看记录两种方式，就安装机顶盒的数量以及调查区域的分布和广度来看，严重缺乏可信和科学的程度，因此取得的数据缺乏一定的样本资格，得出的结论自然会缺少价值。用这样一种不科学、不确定的评价意见去评价节目主持人，去控制主持人的“生杀大权”，未免太过轻率。

2.整体提升的战略对策

一个品牌的发展，一般要经过投入期、生长期、稳定期、衰落期四个阶段。

在主持人的职业生涯中，成长期的经历经验都属于积累过程，是一个开发阶段，尽管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面对的往往是新的节目、新的样式、新的环境，于是容易出现力不从心的紧张以及找不着“调儿”手足无措的感觉。而到了成熟期，伴随着大量经历和丰富经验的同时，又容易借着“熟练工”的惯性，孳生出这个阶段所特有的惰性。所以，无论是主持人的心理素质还是主持人的行为方式，都应该注重调整，在各方的信息反馈中完善主持人的素养和技能，以期达到主持人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值，同时延长主持人的职业生涯。

“说到主持人的职业生涯，人们总会想起几个令人敬仰的名字：沃尔特·克朗凯特、麦克·华莱士、丹·拉瑟、宗毓华等。他们直到花甲之年依然受到亿万观众的信赖和追捧，具有跨越几十年的持久魅力。”^[39]反观国内，能在主持人的岗位上总领风骚几十年的主持人似乎凤毛麟角，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还没有彻底社会化，没有彻底产业化之前，在传统的整个电视媒体里头，所谓对主持人的重视只是口头上的重视。我觉得，对我们这批主持人来说，一个相当大的困惑就是谁来提升我们，恐怕这个责任又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自己的肩膀上。”这是白岩松在第六届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颁奖研讨会上发言的一段话。其实，调整就是一种提升，提升主持人的价值品位，提升主持人的职业生涯，让主持人价值实现甚至增值。

1.调整战略

（1）成长期调整。

一般来说，成长期的主持人年龄相对年轻，刚入行，往往没有太多的束缚，敢想敢干，但是这个阶段的主持人也往往容易急于求成，心浮气躁。这一阶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

第一，专业高手的传、帮、带。

主持技巧的掌握，需要实践，也需要指点。如何面对摄像机，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提问，如何缓解嘉宾的紧张情绪，如何调动现场观众的气氛，乃至直播时，可以在工作台下放置一面小镜子以便趁空隙修补面妆等等，别人的一个小提醒，往往就能够少走许多弯路。

第二，管理体制相对宽松的环境。

因为是新手，与节目磨合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差错，很容易招致各方面的批评，观众的、同事的、领导的意见往往左右他们的从业心态。因此，在舆论监督上，台领导应该给予主持人最大的宽容与支持；在业务水平上，同事们应该给予积极的鼓励与指点；而面对观众的反馈，主持人自己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对待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1995年11月考进中央电视台，1996年就被选入《东方之子》当了主持人。起初的一段时间，表现不是很好，就连当初选拔她的时间也说：“我看人还没有走眼的时候，挑主持人向来一挑一个准儿。可是现在你的同事，还有我的上级，都反映你不行，我不能不想是不是我走眼了。你可别成为我的第一个败笔。”作为制片人的时间在对新手严肃批评之后，并没有立即撤换的意思，仍旧让董倩在主持人的岗位上坚持。而这番实实在在的谈话又的确给了董倩很大的刺激，激发起她找寻自信、端正心态的主持状态，最终成为央视主持人队伍中一颗闪亮的新星。

第三，主持人自身的脚踏实地。

任何成功都难以一蹴而就。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想做一名“长跑运动员”，就必须加强知识的储备。在具备深厚的播音主持技巧、扎实的语言功力以及新闻采编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拥有与栏目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对本领域情况全面而深刻的掌握、对本领域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初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节目主持中，深入浅出，言辞达意，从而更为迅速地在自己的岗位上站稳脚跟。

CCTV2的《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便是这样的用心人。当年刚开始接手《对话》栏目主持的时候，虽已是厦门电视台“当家小生”并在厦门观众眼中大红大紫的陈伟鸿，依旧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一是因为那时《对话》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主持人阵容尚不稳定。节目也试过请一些专家做主持，但都以失败告终；二是因为与另两位女主持相比，他没有MBA学位，没有出国求学的经历。但是自认为唯一的优势就是善于观察、勤于学习的陈伟鸿勇敢地接受了这份挑战。

担心自己的知识断层，他利用工作之余去听MBA的课程，给自己创造不断充电的机会；在《对话》现场，在与精英嘉宾直接交流的过程中，他更是潜心观察，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他开始不卑不亢，在语锋的交汇中专业而内敛、内行而平和。“他潜心营造的话语场为观众洞开商业与人生的独特境界，他为枯燥又严谨的财经话题平添上个性之美和交锋之趣。”^[40]

现在的陈伟鸿已经得到观众的认可。这位在2001年全国“荣事达”杯电视主持人大赛中获得铜奖和“观众推荐奖”的选手，早已褪尽青涩与生疏，充满自信地站在演播厅里，与那些可称之为社会精英的嘉宾自由交流，把一期又一期精彩的《对话》奉献给观众。有人说是《对话》成全了陈伟鸿，也有人说是陈伟鸿成全了《对话》。其实，主持人与栏目的水乳交融正是主持人策划的最高境界。

第四，竞争机制的建立健全。

商品的竞争带来了科技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激发的是更为强烈的进取心。过去，在电视台内部因为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既难以激发优秀主持人的创作热情，又助长了某些主持人的惰性，使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逐渐失去了进取心和竞争意识，业务水准止步不前，职业生存能力大大降低，甚至到了要靠照顾才能勉强维持的局面。因此，建立健全主持人竞争机制，也是提升主持人职业生涯的有效手段之一。

目前，在有些电视台首席主播、首席主持人的出现，便是这种竞争机制建立的开始。

（2）成熟期调整。

处于成熟期的主持人常出现两种倾向：创造力下降，创作热情减退。创造力的下降意味着成熟期惰性的到来，创作热情的减退则可能是主持人停滞不前的开始。

在谈到自己的从业经验时，敬一丹说：“尽管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出现惰性，不要按惯性走路，但是人到中年，惰性、惯性随之而来。举个很小的例子，我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就从没主动过，好像没人逼，就不愿去接受，哪怕这新东西并不复杂。这样一种状态反映在工作中也一样，比方说我会久久停留在自己习惯的一些选题领域里面，这样长期局限在一个环境里，就会有一种惰性。”^[41]于是，在她自己感觉“接不上地气的时候”，在她丧失了新鲜感的时候，她说她就想换一个节目。事实上，敬一丹的几次转换都是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的。从《经济半小时》到《一丹话题》，再到《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其间还有《直播中国》，她说：“每个人是有一种生命周期的，我的周期好像就是五六年。”

节目主持是一项富有挑战性、需要不断创新的工作。刚入行时那种强烈的创新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磨损消退；经验积累的同时，思维却陷入了固定的模式；技巧纯熟之后，创造力却越来越枯竭。用白岩松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太成熟、太熟练的时候，经验和技巧就会代替真情”。而主持人由于适应而导致的麻木，失去了应有的兴奋感和责任感，更是件可怕的事。另外，一番艰苦的打拼，换来了功成名就的光环，也开始享受成功之后荣誉的富有和物质的富足，而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更是不断影响和侵蚀着这支队伍的健康发展。

这时候就需要作适当调整，以焕发活力。

第一，科学评价，凸显其内在价值。

在主持人评价体系中，来自于业内专家、电视观众以及调查公司的收视率共同构成评价的来源渠道，也共同构成一种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与主持人的内在价值可能是相吻合的，也可能存有偏差。当社会舆论与主持人内在价值相吻合时，自然有利于主持人当下以及未来的走势与发展；但当社会舆论与主持人的内在价值存有偏差时，便容易使主持人自我膨胀、盲目任性，不仅会影响到主持人的个人事业，而且将使得整个主持人队伍的声誉受到伤害。

对于一位主持人，在他小试锋芒、初有成绩时，社会舆论不应盲目吹捧过热炒作；而在他处于成熟期的时候，则应该对他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全方位的分析，包括：

主持人基本条件分析。如形象分析、形体分析、有声语言表达分析、副语言运用分析、气质分析、性格分析、服饰分析等。

主持人从业经历分析。如曾经主持过的栏目分析、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分析等。

主持人竞争势能分析。如优、劣势分析，风险性分析，可能的竞争对手分析，主持人品牌价值分析以及价值增长模式分析等。

主持人市场效益分析。如目标观众群与已有观众群的数量、质量分析，广告客户的反馈意见分析等。

主持人未来走势分析。如是坚守还是创新的确立、主持人内在价值最优化显示、价值增长模式的分析等。

只有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科学的评价，才可能使社会舆论与主持人的内在价值最大化接近，真正帮助成熟期的主持人找到自己新的起点，在更高一级的平台上再创新的辉煌。

第二，重整资源，寻求延展与超越。

是做短跑还是长跑，是坚持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这当中的选择需要的是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并将自身资源重新整合，分清优势与劣势之所在，然后结合新的环境与需求，重新确定目标与方向，以期在原有的成就中再创辉煌。

第三，不断充电，与时代同步前进。

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新知识层出不穷，新热点日新月异，作为媒体的代言人，主持人担负着对受众解惑释疑的责任，倘若不能够及时充电，补充养分，恐怕是难以胜任主持人工作的。而因为对新知识、新问题缺乏了解，都可能在主持的过程中留下遗憾，从而影响主持人权威形象的建立。

2.调整战术

战术层面的调整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初做节目时，在若干次实践之后需作调整；一是拥有一定知名度后，改换栏目，亦需调整。主要包括形象调整、角色调整、表述方式调整、服饰配件调整等。

（1）形象调整。

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后不久，推出了一档文化栏目《文化周刊》，主持人是李修平和李梓萌。节目播出后不久，就有观众和专家的反馈，首要的一点就是李修平在《文化周刊》中的造型、形象与她在《新闻联播》里区别不大，亟须重新包装。而李修平自己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困惑，她说：“我不知道该以什么状态来做这个节目。《新闻联播》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我现在就不可能完全放开，把自己以往的形象抹去，表现得过于拘泥。”的确，作为知名度较高的李修平和李梓萌，她们在原有节目中的形象造型已经得到观众的认可与熟悉，而新辟的节目，无论内容还是样式都与从前不同，受众对这档文化栏目主持人的审美期待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当她们两人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文化周刊》中时，老的形象造型已经不能满足新节目的需求，所以人们发出了“作为《文化周刊》的符号，主持人应该重新进行包装”的呼声。

也有在新换了一档节目后，依旧保持过去的形象造型的，那是因为节目风格基本一致，演播室置景大致相同等原因，比如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的主持人崔永元。

（2）角色调整。

如果说李修平、李梓萌首先需要的是形象造型的重新定位的话，随之而来的还应该有角色定位上的调整。《文化周刊》是一档文化栏目，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由主持人来主导、引导观众进入文化话题，主持人应该有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包括他的人生积累以及对文化的感觉。这样一种主导、引导的“导游”角色与在《新闻联播》中播报新闻的“告知”角色自然不同，倘若不及时调整，重新定位，不仅难以确立在新节目中的主持形象，而且很有可能波及曾经在观众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

如果说靓丽型主持人是现代电视发展自然合理的时代产物，那么，张越的出现，尤其是她的第二次崛起，则让人吃惊地发现有智慧的女人原来也能有着这么大的吸引力。不靠长相而凭借自身个性魅力的张越甚至被人说成是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队伍的一个转折点，这与她在担任《张越访谈》主持人时对于自身角色心态的调整密不可分。

回忆自己先前的主持状态，张越说：“我曾经特别闹，什么节目都做，什么活动都参加，感觉没有自己不能聊的话题，没有自己不知道的事儿，没有自己控制不了的场面。”也许就是这种成就感的渗透与膨胀，使得张越在与人物对话时，总是或多或少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首先表现在对嘉宾的选择上：“以前我们选嘉宾，一定要看这人能说吗，有口音吗，长得顺眼吗，嘱咐化妆师化漂亮点儿。那时候我认为，嘉宾是不是能言善辩、会不会说话、表达能力是不是好，关系特别大，因为那些时候你说的是一些无关真心痛痒的话题，那拼的就是谁的表达能力强，谁说话好玩儿。”其次表现在节目的进程当中，只要嘉宾稍有空隙，张越便会赶紧补上，叽里呱啦一个人说上一大段。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辉的一篇文章给了张越一个振聋发聩的警醒，文章对张越出镜频繁、主持人角色的不定位予以了批评，并将责任归结为是中央电视台没有能够保护和利用好自己的主持人，任由他们谋生到处打拼。这篇文章令张越顿感惭愧，也意识到心态调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之后，张越偃旗息鼓，完全离开了节目近两年的时间。

等她再次出现在荧屏上时，观众们发现她与从前很不一样。少了几分职业化，多了一些激情；少了一些形式上的矫饰，多了几分内心里的冲撞。过去心理上的优越感被彻底颠覆了，今天的张越，姿态越发趋向淡泊，言谈当中的尖利与修饰也越来越少。

很显然，这种因为主持人角色心态调整而带来的表述方式上的革命性变化，给了她主持风格一种脱胎换骨的蜕变。当她面对镜头与受访者对话时，倾听、提问，甚至争执，都是真诚的。与过去的“抖机灵”、“比高明”不一样，表现出的是她见解的犀利与尊严的平等。即便是嘉宾一句话也不说，张越也可以静静地对坐，维护着这样的冷场，因为她以为“此时无声胜有声”，时间上一时的失语可能产生空间里更大的震撼力。自认为是节目极大地帮助了自己成长的张越，越来越显示出主持人个性风格的成熟，也越来越沉淀出与这个浮躁喧哗的外部环境不很合拍的淡泊心态。

（3）表述方式调整。

“要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拆除媒介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和戒备，使新闻的传播与接受能有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42]这样一个社会认知的过程需要的是传受双方心理指向上的趋同。

1999年在一期名为《我的左手》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当一位观众发言谈到自己因为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了不便时，崔永元顺嘴说了句“那考播音系呀”，当时现场一片哄笑，当事人则“脑海一片空白”，说不出一句话来。事后，感觉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这位观众发表了一篇文章《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文章里还列举了崔永元在其他场合一些“刻薄”的语言，比如对水均益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比如对邀请来的专家说“如果你们讲话总是用‘据说’、‘大概’、‘可能’之类的话，我马上就把你们请出去”。

如果说崔永元对这位观众当时的“顺嘴一说”的确有些不大得体，但对水均益以及专家说的话语却只不过是一种调侃，一种为缩短名人、专家与现场观众距离的有意行为。这说明，社会认知必须依据认知者的思维活动，包括某种程度上的信息加工、推理、分类与归纳，其中就有对语言表达方式及内容的甄别与筛选，而这种甄别与筛选必定带上认知者个人评定色彩的烙印。

面对观众的批评，崔永元做了认真的反思：“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玩笑如果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谓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43]

社会认知过程中传受双方心理指向上的趋同，以崔永元的“清醒让步”而最终达成。他不仅想通了这个道理，还立即付诸行动，进行表达方式上的调整。为了不在做节目时“顺嘴就伤了人”，他开始在日常生活状态中磨炼自己，绝不开过火的玩笑，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有了明显的修正，调侃出于解围，玩笑恰到好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渐渐处于一种自然通达的状态。

（4）服饰配件调整。

主持人的服饰配件是主持人在镜头前副语言的组成元素之一，服饰配件的合适与否直接与栏目的整体形象相关联，任何错位都可能影响栏目的风格与定位，阻碍信息的正常传导，甚至引起观众反感。因此不同的栏目对于主持人服饰配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新闻类主持人，着装应该典雅、大方，项链、耳环之类的首饰配件尽量少戴或是不戴；而综艺娱乐类主持人的服装则可以活泼、明朗，适当的首饰点缀，可以烘托出时代气息。

刘纯燕的“金龟子”刚诞生的时候，她的服装颜色单调，只有红和黑两大色块，外形上也比较平面化，只有前后两片。说是“金龟子”，却很容易让人判定是“七星瓢虫”。只不过当时的小观众们因为太喜欢“金龟子”的表现，而忽略了她的外衣。

刘纯燕开始不满意这身“行头”了，她决定要让“金龟子”脱掉“七星瓢虫”的衣服而焕然一新。于是，她先是寻找到了真正的“金龟子”，看到了它真实的模样，“然后和服装师一起翻阅时装杂志、逛商场、看布料。他们参照现代服装流行款式及色调，决定将金龟子的服装改为宽松的‘宝宝装’，色调定位为明亮的黄色，加上带金属光泽的深灰色大圆点”^[44]。

改良之后的“金龟子”一在荧屏上出现，立刻受到孩子们的好评。款式更现代，色调更明快，更符合小观众们的审美心理。“也给了小观众们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增添了他们对金龟子形象进行辨认的乐趣：说它是七星瓢虫也好，是甲壳虫也好，是外太空的一种虫子也好……反正这是一只独特的金龟子。”^[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