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要积极参与异地采访

第三节　记者要积极参与异地采访

能否参与异地采访，这与记者所服务的新闻媒体领导的新闻报道理念、思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所在的媒体领导重视对异地新闻的报道而又不过度依赖转载新华社通稿，主张多搞自采原创异地新闻，你就会有很多机会到异地去采访新闻。如果你所在的新闻单位领导不愿意自掏腰包派记者去外地采访重要的新闻报道，只满足于转载通讯社的稿件或转载当地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请你也不要放弃异地采访的理念。笔者的实践经验证明，一个普通记者只要你能主动进取，创造条件，仍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外地进行异地采访的。

一般条件下，可以通过下述几个渠道进行异地采访报道异地新闻。

一、在本地召开的全国性或行业性会议

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会议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行业的总结表彰会、科学技术研讨会及鉴定会、五花八门的峰会与论坛，等等，数不胜数。这些会议今天在甲城市召开，下次就转到乙城市，反正是开一次会换一个城市，一般不会定点某一城市而不改变的。只要记者信息灵通，在自己分管的行业、部门、领域里，每年总可采访多个乃至十个八个在本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届时，只要记者开动脑筋，总能抓到外地的先进典型或原创新闻，实现足不出本地也能采访到异地才能抓到的好报道，或找到异地采访的线索或主题。

例如，1984年4月，国家经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经济技术协作会议，北京、广东、山东、天津、甘肃、山西、陕西、上海等29个省市自治区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天津、甘肃、上海等省市为会议主要发言省市。笔者到会除了采写会议报道和本地天津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的报道外，从会议典型中选择甘肃省进行重点采访，通过专访该省陈副省长和省经委及经协负责人，采写了消息《甘肃省经济技术协作成效显著》。这篇稿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联播》播发后，国家经委主办的《经济工作通讯》予以转载。又如，1986年5月下旬，环渤海14个城市市长聚会天津，协商成立天津、大连、营口、唐山、秦皇岛等14个城市组成的环渤海经济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联合。记者在采访到会讲话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时获知，全国已建立20个区域性横向联合组织，便进行深入采访，通过对国家经委的几位司局长和处长的详细采访，采写了消息《全国已建二十个区域性横向联合组织》，1986年5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从而完成了需到北京采访国家经委有关部门才能了解到的新闻事实，既达到获取异地新闻的报道权，又节省了人力、物力及时间，工作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附例稿（69）

消息：甘肃省经济技术协作成效显著

甘肃省实行对内对外两个开放，积极进行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大大加快了全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扬。

甘肃地域辽阔，资源、能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过去由于地处边远，信息闭塞，经济上处于封闭式、半封闭式自然经济状态。如何把甘肃经济搞上去？1982年省政府提出了“敞开大门，发挥优势，放宽政策，实行对内对外两个开放”的方针。近三年来，他们先后同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中央有关部门建立了定期和长期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目前，省际之间已经签订经济联合项目39项，引进国内资金1.4亿元，签订国内技术引进项目460多项，还同一部分沿海城市、经济特区和中央一些部门达成了对外经济开发引进协议，1983年上半年，从国外引进技术项目达87项，成交金额2 100多万美元。

甘肃省实行两个开放以后，使省里的资源优势得到了发挥。中国船舶工业公司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合资扩建高崖水泥厂，建设甘肃电石厂，建成以后可以新增加高标号水泥生产能力20万吨，达到30万吨，生产电石8万吨，既满足了对方对水泥、电石产品的急需，又促进了本省资源的开发。

实行两个开放，也促进了甘肃省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兰州毛针织厂冲破封闭状态，三下江南，拜师学艺，引进先进技术31项，培养技术骨干190多人，使这个厂的产品由原来的15个品种增加到244个品种，畅销全国21个省、市，两年盈利110万元。

（本文原载国家经委《经济工作通讯》1984年第13期）

附例稿（70）

消息：全国已建二十个区域性横向联合组织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建立跨省、区、市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20个，这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

发展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和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经济联系，相互之间吸引力和辐射能力较强，能有效地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较快地发展经济，促进共同繁荣。如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四盟市的东北经济区把协作重点放在发展交通、能源和原材料方面，两年来与区内外签订了4 000多个不同形式的联合项目，这些项目实现后可新增产值30多亿元，并已开始联合生产或互相协作供应煤炭、水泥、钢材、铝材、木材、玻璃等原材料；还开通32条公路干线，进行省际联运。

各地还开展了省内及毗邻省市之间的区域联合。这种联合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如淮海经济区建立的物资协作网，金融、信息网，食品工业开发，公路客运联营等20个不同层次和形式的联合协作网络组织，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开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本文1986年5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

二、通过本地跨区域纵向管理的行业实现异地采访

铁路、交通、航空、银行、保险、电信、移动通讯、邮政等许多企业都属于从上到下纵向管理的行业，记者借助设在本地的总部、分支的新闻宣传渠道，寻找到良好时机就可以到其设在外地的分支或总部去进行异地采访。这方面笔者有着数不清的经历，并从这种渠道的异地采访中获取了大量有影响的原创新闻报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笔者就借助天津铁路分局管辖京山线北京至山海关区段，和津浦铁路线天津至山东德州区段、大秦和京秦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区段的优势，经常到河北唐山、秦皇岛、山海关、沧州市、山东省的德州市等地方进行异地采访，采访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比如介绍天津铁路分局古冶电务段信号技术室主任、共产党员刘廷佐事迹的通讯《排除雷电袭击的人》；介绍全国劳动模范天津铁路分局古冶铁路地区食堂主任陈俊生的通讯《共产党员陈俊生五次分房一次未要》；介绍天津铁路分局古冶车辆段工人屈玉昆的通讯《三家亲》；介绍天津铁路分局秦皇岛地区职工解决住房困难的通讯《乔迁之喜》等。

附例稿（71）

通讯：排除雷电袭击的人

——介绍天津铁路分局古冶电务段信号技术室主任、共产党员刘廷佐的事迹

△下面播送本台记者金树华采写的通讯：

天津铁路分局古冶电务段信号技术室主任、共产党员刘廷佐大胆探索风雨雷电规律，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下，设计制作了十几种防止雷电袭击信号设备的装置，为全国铁路防雷害保证列车安全运行闯出了一条新路。

古冶电务段地处京山铁路干线的东段，北靠燕山山脉，南濒渤海。全段管护的铁路信号设备，有的傍山，有的依水。这里，夏秋季节雷雨较多，信号设备常常遭受雷击，影响列车安全运行。铁路电务部门称之为雷害。有人认为这种天然危害是不可抗拒的。谁能把天上的电闪雷鸣管住？答案只能到神话故事里去找。

刘廷佐则认为，人类虽然还无法掌控天公闪电打雷，但只要研制出不让雷电袭击铁路信号设备的避雷装置，就能保障铁路的安全运输。在古冶电务段，心里想着防雷灭害的大有人在，他们就是铁路信号工人们。

每逢雷雨到来，当人们跑进房子里避雨的时候，信号工人们为了减少雷害造成的损失，顶着狂风暴雨，迎着电闪雷鸣，奋不顾身地赶赴现场，抢修被雷电击坏的设备。一次，正当老工人陈立言处理雷害事故的时候，地面连续落雷，可是为了保证客货列车畅行无阻，陈师傅毫不畏惧，硬是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地抢修信号设备。

刘廷佐是铁路工人的儿子，解放前他从14岁起就在铁路当童工，吃尽了苦，受够了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上了中等专业学校，1953年毕业后当上了电务技术员，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廷佐研究防雷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工人陈立言激动地对刘廷佐说：“眼看着列车因雷害事故停下来，给国家造成损失，我们工人打心眼里难受。这下子可好了，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有技术员和咱们一块干，一定能征服雷害!”陈师傅的一席话说得刘廷佐心里热乎乎的。但也有人在背后吹冷风，说什么“电务段不是科研所，上级也没把研究防雷的任务交给我们，一个信号技术室主任搞防雷，简直不务正业!”面对着风言冷语，刘廷佐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不能眼看着国家财产白白受损失!研究防雷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负责，对人民有好处的事就要坚决干到底!”

1967年初，在段领导的支持下，刘廷佐和“三结合”小组的同志们，以“向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雷公”宣战，开始了驯服“雷老虎”的战斗。

刘廷佐是搞信号设备维修的技术员，但对信号设备防雷却是十分生疏的。万事开头难，路从何走起呢？实践出真知，刘廷佐经过反复思索，决定到现场寻找切入点，于是他到重点落雷区进行调查研究，向有防雷实践经验的工人学习。

无雨天，刘廷佐身背挎包，手提测试仪表，出没在铁路沿线。人们说，刘廷佐走遍了古冶电务段分散在二百多公里长的铁路线上的每个工区。重点落雷区走了多少遍，谁也说不清。他走到哪里，劳动到哪里，白天和工人一起维修设备，夜晚又和工人一起座谈，了解有关资料。

雷雨天，刘廷佐迎着电闪雷鸣，和工人一起奔波在落雷区，观察雷电袭击设备的情况，从不放过一个雷鸣电闪……

经过几年的努力，刘廷佐和工人师傅们搜集、纪录、计算出了1962年到1973年古冶电务段管区的落雷频度，掌握了重点落雷地段雷电对信号设备的危害和影响等上千个数据，摸索到了雷电袭击信号设备的规律。这对于防雷来说，是个不小的进展。接着刘廷佐就和工人师傅一起投入到研究试制防雷装置的新战斗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轨道电路防雷浪涌抑制器设计制造出来了，可是，试验了40多次都失败了。这时，有人就说：“打雷下雨，天然合理，雷电来势凶猛，人类不好防御。”也有人劝刘廷佐说：“防雷的理论很神秘，不是一般人能研究出来的，我看再研究几年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趁早算了吧!”雷电真的神秘莫测吗？它的规律真的不能被人们认识吗？刘廷佐和“三结合”的工人师傅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增强了征服雷害、人定胜天的信心。他们说，世界是物质的，是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发展变化的，人们是可以认识的。雷电也是这样，尽管它来势凶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认识路线，认真摸索它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征服它!

在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刘廷佐排除畏难思想的干扰，怀着必胜的信心，又投入了新的试验，最后采用了老工人陈昆序的建议，在防雷浪涌抑制器的硒片之间扩大了散热面积，克服了耐压不够的缺点。轨道电路防雷浪涌抑制器试制成功了。失败与成功的实践，使刘廷佐进一步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走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为知识分子指出的一条走向成功之路。在这以后，他和“三结合”小组的同志们又试制成功了10种1 000多个防雷装置以及测雷仪表，并且安装在全段200多公里长铁道线上的各种信号设备上。

利器在手，雷害低头。刘廷佐和工人师傅一起设计制造的新防雷装置，经过1974年雷雨季节的检验，收效率达到96%。防雷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战胜雷害的信心。为了彻底战胜雷害，在1975年雨季到来之前，刘廷佐和“三结合”小组的同志们又设计制造出一种新型的信号防雷装置，经过1975年雷雨季节的检验，收效率达到了100%，终于战胜了雷害，驯服了“雷老虎”。

昔日，落雷响处，信号关闭，列车受阻。如今，在狂风骤雨、雷电交加的复杂气象条件下，铁路信号仍然荧光闪烁，引导着高速前进的列车披风掠雨，飞奔向前。近几年来，在铁道部召开的全国铁路信号防雷会议上，曾先后两次推广了古冶电务段防雷灭害安全运输的经验。刘廷佐也多次被推选为古冶电务段、天津铁路分局和北京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

（本文1977年10月12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工人节目》播出）

附例稿（72）

通讯：共产党员陈俊生五次分房一次未要

全国劳动模范、天津生活供应段副段长兼古冶铁路地区食堂主任陈俊生，时刻想着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1980年五次分给他新房，一次也没要，仍然住在地震后建造的简易房子里。

陈俊生家住唐山市东矿区范各庄铁路宿舍。1976年唐山地震，把他家所在的四层大楼震坏，一家五口便住进铁路统一建造的简易房。老陈患有烟熏后遗症，有时头晕目眩，他家距古冶地区食堂又有十几里路，上下班要骑自行车，实在有困难。天津铁路分局领导和古冶地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很关心他的住房问题，可他却一再对领导同志表示：“现在，工人和干部们都住简易房，我是全国劳动模范，不能先搬进新房。”

去年初，大批楼房和平房住宅在古冶地区落成，一批批工人和干部陆续搬进新居。陈俊生是古冶铁路地区分房领导小组成员，春节前后两次分房，他都说服了有关领导和同志，把计划分给他的房子分给了职工。4月份，分房领导小组在第三次分房时，安排陈俊生搬进坐落在铁道南的一套有套间、上下水道、独门独院的平房。陈俊生立即找到地区党委领导说：“这批平房是‘文化大革命’中盖的，造价很高，我不能去住。”6月份，又一批住宅落成，分局一位副局长动员陈俊生搬进食堂附近的两层楼，老陈又婉言谢绝了。

去年9月，范各庄有几栋新楼交工了。分房领导小组同志打算在这批楼房里给他一套有四间住室的房子。老陈听说后找到当事人说：“这次分房我不能要!”对方不理解地问：“老陈，去铁道南你认为有点特殊，这次安排你在范各庄老地方，没啥特殊的，你怎么还不要呢？”老陈说：“范各庄铁路中学操场上的简易房住着上百户，我是第五排，如果从第一排起一个一个挨着分，轮上我这一号我就去，轮不上我就和左邻右舍同甘共苦。”

就这样，一年五次分给陈俊生房子，他都没有要，而他所在的古冶地区食堂和管辖的育红院、招待所的72名职工，只剩13户没住进新房。他这种首先想到群众、优先考虑工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职工和家属，人们称他“真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本文1981年1月15日《人民铁道报》刊发）

附例稿（73）

通讯：三家亲

天津铁路分局古冶车辆段工人屈玉昆，妻子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去世了，留下四个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9岁。屈玉昆这个一个心眼儿只知道干活的硬汉子，这回又当爹又当妈，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他，不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本段修配车间女工牛敏飞。

牛敏飞27岁时爱人就病逝了。她看到年近八旬的公公和不满十个月的儿子小宝，心里像刀剜一样疼。她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倾注到这一老一小身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把公公侍奉到终，把孩子抚养成人。

同志们的介绍，使牛敏飞和屈玉昆感到很突然，心中又喜又忧。

牛敏飞想，如果不答应养活我公公，就不谈了。

屈玉昆死去的妻子是个独生女，岳父、岳母听说玉昆又要续弦，也担心地对他说：“你们结婚后如果处得好，就叫孩子们来看看；要是处得不好，就把我们这姥姥、姥爷忘了吧!省得叫人家多心。”屈玉昆想这门亲事要真的成了，关系怎么处呢？他也正为这事作难。

牛敏飞心直口快，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就把自己的心事全掏了出来。屈玉昆激动地说：“敏飞，你放心吧，我一定拿老人当亲爹一样侍候。”随后，屈玉昆也毫无顾虑地说了自己的心里话。没想到，老屈刚讲完，牛敏飞态度诚恳地说：“玉昆，我从小就没有母亲，父亲死得也早，就让两位老人认下我这个‘续闺女’吧!”

牛敏飞发自肺腑的话语，把屈玉昆的愁肠解开了。他极力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深情地说：“敏飞，咱们成家后，一定把你的公公，我的岳父、岳母都照顾起来。咱们虽是三家，可要像一家人那么亲，让三位老人都能安度晚年。”

1977年8月，他们结婚了。

婚后第3天，牛敏飞和屈玉昆带着小宝一起回“娘家”了，屈玉昆的岳父岳母乐得合不上嘴。老妈妈把手里托着的5元钱和一个顶针递给了牛敏飞，并说：“这5元钱是‘捂’住你再也飞不了啦；这顶针，就是让你顶个亲闺女。”这朴素的举动和动人的一席话，使牛敏飞心里热乎乎的。

打这以后，牛敏飞对两位老人真像亲爹娘一样，有什么新鲜吃的，首先想到的是老人，平常家里改善生活，挑好的叫孩子给姥姥送去。老妈妈也经常来“闺女”家，帮他们做些针线活儿。一次在闲谈中，牛敏飞得知老人的尖脚袜子不好买，牛敏飞就熬了几个夜晚给老妈妈织了一双。

老人家见牛敏飞待自己和老伴如同亲爹娘，噙着泪花对屈玉昆说：“我想不到的，她都做到了。亲闺女未必能这样。”

牛敏飞的公公喜欢乡村的清静。他们结婚后，老人仍然住在农村老家。牛敏飞和屈玉昆不放心，除每月按时给老人生活费外，星期天还常去看望老人，送些吃食衣物和零花钱，帮助料理家务。老头满意地说：“我儿子活着的时候，也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也没吃上这么多细粮和点心啊!”村里人羡慕地说，“敏飞不但没飞走，还给老头引来一个儿子。”“就是嘛，都说‘续闺女’，哪见过‘续儿子’？看!人家这，‘续儿子’比亲儿子还强!”

对前夫的几个孩子，牛敏飞真正担起了母亲的责任，对他们真心疼爱、耐心管教。所以孩子们和继母之间那天然的“后”字隔阂，很快就消除了。孩子们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妈妈说。一次下班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牛敏飞回不了家。不一会儿，大女儿广霞冒雨拿伞来接她。工人们称赞说：“看看这亲昵劲，哪儿分得出亲后!”

这个新家庭组成已经3年多了，在经济上虽不富裕，但由于他们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生活得十分温暖幸福。

（本文1980年11月4日《工人日报》刊发）

三、通过本地大型企业设在外地的经营项目的渠道进行异地采访

国家许多中央管理的大型企业的总部基地并不在首都北京，而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可以说凡省会城市、地市级城市，差不多都有几个央企总部基地扎根在那里。因此，当地新闻媒体的一线记者借助这些央企的渠道进行异地采访是很方便的。如基本建设战线的央企有中铁十八局、中铁十六局、中建六局、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等多家大型央企的总部设在天津，多年来当地各媒体记者借助这些央企在外地承包的基建项目，足迹遍布全国，核电站、京九铁路、成昆铁路等数十个大型重点工程工地，都留下了天津地方记者的身影。

多年来，笔者借助在天津的央企渠道采写了不少异地新闻报道，如笔者亲赴浙江省镇海县采写的介绍交通部天津第一航务工程局建设中国首座十万吨级矿石码头的通讯《精兵南下远征记》和介绍天津第一航务工程局副局长王禹、李淑夫妻的通讯《白发纪征尘》等等，都曾在天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受到广大受众的高度赞扬。再如，1993年8月，笔者随同天津地方铁路局慰问团赴辽宁省绥中发电厂建设工地采访。这里是当时中国单机容量最大、总装机容量也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笔者走下汽车，放眼望去，顿觉心旷神怡，无比痛快。开阔、平坦的渤海岸边，一座现代化电厂已现雏形，虽然还没有高大壮观之恢弘气势，但占地62.4公顷的电厂框架已十分显眼。可走进电厂大院，笔者发现国家电力战线头号重点建设工程因投资到不了位，已经停工待料近两个月了。为什么呢？国家重点工程的资金都没有保证，拨款没有，贷款呢，银行也说不贷，没钱可贷。经过深入了解情况，笔者决定写一篇新闻稿反映一下。可从哪儿入手呢，想到来电厂的路上看到的到处在建私人加油站的盲目乱建的热火势头，笔者撰写了一篇特写，题目是：《京沈公路沿线盲目建设与重点工程争资金现象目击记》，1993年8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生活》播出后，引起社会较大反响，特写获1993年度“华夏第一屏好新闻”二等奖。

附例稿（74）

特写：京沈公路沿线盲目建设与重点工程争资金现象目击记

△下面播送中央台记者金树华采写的特写：

经过8个多小时奔波，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2点多，记者乘汽车从天津来到了辽宁省绥中发电厂建设工地。

这里是目前中国单机容量最大、总装机容量也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走下汽车，放眼望去，顿觉心旷神怡，无比痛快。开阔、平坦的渤海岸边，一座现代化电厂已现雏形，虽然还没有高大壮观之恢弘气势，但占地62.4公顷的电厂框架已十分显眼。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哇，好大的电厂啊!

可是，当我们踏进厂区，立刻被一片宁静所笼罩，好像进入了无噪音控制小区。仔细一看，高大的吊车停摆了；推土机、翻斗车、水泥罐车全都趴窝不动了；那已突出地面20多米高的晾水池和双管大烟筒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国家电力战线头号重点建设工程已停工近两个月了。

绥中电厂工程建设总指挥吕安慰告诉记者，为了缓解东北广大地区供电短缺的矛盾，国家和辽宁省共同投资兴建这座现代化火电厂。电厂由A厂和B厂两部分组成，A厂共上4台单机容量80万千瓦发电机组，B厂上2台单机容量100万千瓦发电机组，设备从俄罗斯引进。据吕总介绍，绥中电厂总投资36亿元人民币，第一台机组将于1996年11月15号正式并网发电。自1991年2月订货合同生效起，绥中电厂便开始了前期准备和铁路专用线、卸煤码头等辅助工程建设。去年头9个月建设资金到位比较及时，工程进度较快，已完成4亿多元工程量。但从去年第4季度开始资金供应卡了壳，国家投资到不了位，贷款也借不到。按照工期要求，今年国家计划投资5.2亿元，满打满算只能到位8 000万元。目前，整个工地除了由施工单位天津地方铁路局铁路工程公司垫钱建设的车站到发线还在施工外，其他项目均处于停工等钱待料状态。

看着吕总那副嗷嗷待哺的神情，记者的心里也仿佛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不禁要问：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资金都跑到哪里去了？作为经济的命脉，三大产业（指一、二、三产业）血液的电厂晚建成一天，迟发电一天，都将给国家造成何等大的损失啊!

站在死一般沉寂的绥中电厂工地上，记者思索着、追寻着。突然，津沈国道天津至绥中300多公里公路两旁大兴土木建造汽车加油站的火暴景象，不停地闪现在脑海里，反差是那样地强烈。此时此刻，记者似乎寻找到了国家重点工程资金不到位的答案了。

转天清晨，我们一行踏上了归途。汽车开动后，同仁们在汽车的摇晃、震动中，一个个进入了梦乡。而我却聚精会神地数起公路两旁的汽车加油站。不久，我便被震惊了，出现在眼前的加油站越来越多，密度也越来越大。从绥中电厂到山海关仅仅几十公里，就有新建成的加油站16个，它们有的是炼油厂办的，有的是石化公司的，有的是军队经营的，也有一些是个体私营的。

汽车进入河北省境内，公路两侧的加油站密度明显加大。从龙家店到石门镇十几公里就有各种加油站20座，从古冶到唐山20多公里加油站也达23座，平均一公里有一座加油站。从唐山到天津100多公里，由于塞车绕道，我们乘的车只走了三分之二的国道，但在这近百公里的国道两旁，加油站竟达94座。一路上我总计看到152座加油站。

更叫人惊奇的是，国道两侧的加油站生意冷冷清清，一路上，记者只看到有3座加油站里各有一辆汽车在加油，而其余的149座个个门庭冷落，有的连工作人员也没有。尽管加油站经营如此艰难，然而，盲目兴建加油站之风仍在国道两旁刮着。一处处正在施工的加油站随时可见，大有盲上加盲之势。

记者认为，大量兴建加油站弊病很多。建一座加油站少的占地三四亩，多的占地十几亩，征地费加上土建费、设备购置费、装修费，少则投资百八十万元，多则二三百万元。建完了，由于卖油的多、买油的少，很难获得效益。这种供过于求、有场无市的盲目投资，不仅无效益地占用了大量土地，浪费了建筑材料，也白白占用和浪费了大量资金。如果按每座加油站投资100万元计算，记者沿途看到的152座的总投资就达1.5亿元。这笔巨额资金来自何方？是个人腰包里的，还是来自银行贷款？答案肯定是后者。

叫人担忧的是，津沈国道上这种盲目建造加油站的现象在全国很普遍，已成燎原之势。如果认真统计一下，全国建造加油站用银行贷款的总额不止几亿元，也不止几十亿元，其数额肯定大得惊人。同样，被蚕食浪费的土地面积也会大得惊人。

事实证明，像绥中电厂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既拿不到计划内拨款，又借不到银行贷款，而那些盲目建设加油站的，却畅通无阻，这种重点不重、轻重颠倒现象的出现，正是推行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不力造成的。

当前，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项目筹措资金。记者认为，对那些重复建设的度假村、写字楼、高级宾馆等大项目应该停建缓建，对加油站之类的盲目建设的小项目也应加以制止，绝不能只抱西瓜不捡芝麻。因为，此类项目虽小，但铺天盖地，数量巨大，累计起来就不得了了。堵住这些中小项目的重复建设，足可以给重点项目腾出大量资金，可以为交通、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创造出更好、更宽松的资金、原材料、运输等建设环境。

（本文1993年8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生活》播出，获1993年度“华夏第一屏好新闻”二等奖）

四、借助在本地举行的各种经贸文化活动，采写外地新闻稿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市自治区，每年三月底至四月初都在天津联合举行天津春季全国商品交易会。笔者每次都借采访天交会之机，捕捉外地重要的新闻线索，进行人不离驻地的“异地”采访，撰写了不少受到好评的原创独家新闻。比如，1991年采写了消息《天津市与西北地区横向经济联合发展迅速》；1992年采写了消息《以天津为龙头的华北西北开放带形成》；1994年采写了消息《我国初步形成以上海、天津两大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内贸交易格局》；1997年采写了消息《青海从天津走向世界》和新闻综述《我国北方地区推行西连东出战略取得长足发展》。而1997年年底在天津举行的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上，笔者除了采写了艺术节开闭幕消息，还采写了消息《贵州红崖天书在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上重金悬赏文字破译者》。上述具有异地特征的新闻稿件，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联播》、《华夏之声》等节目播出，引起了较多的好评。

附例稿（75）

消息：天津市与西北地区横向经济联合发展迅速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报道：

天津市与西北地区横向经济联合取得新的进展。最近，又与陕西、甘肃、新疆3个省区及西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个计划单列单位签订292项经济联合协作项目。

过去，天津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关系完全靠国家计划的分配和调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把西北地区的资源优势与天津市的技术、人才、资金和港口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经济共同发展，天津市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关系，逐步转向不受地区、行业和企业所有制限制的横向经济联系、协作和联合。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天津市与西北3省、区共搞成各类经济技术联合协作项目1 136项，一批项目已经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通过经济联合，双方实现了优势互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为了搞好对外和对内两个开放，发挥天津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今年5月，天津市委、市政府组成了代表团出访西北地区，分别与陕西、甘肃、新疆及西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省5方签订了发展经济技术联合协作的纪要，使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冲破产品经济的“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走上了大开放、大流通、大联合之路。

这次天津市与西北地区3省5方签订的协作项目，涉及生产联合、资源开发、外贸口岸、互为市场、人才技术、旅游合作共6个方面，其中14项资源开发项目是把西北的资源优势同天津的加工优势结合起来，把双方经济利益紧紧拴在一起的联合与协作。54项生产联合的项目，是围绕发展名优短线产品，围绕为大工业发展配套服务，组织跨省市的生产、销售、维修相结合的，技术、设备、管理等优势互补的联合与协作。如天津与3省区联合生产汽车的项目实施后，由天津提供汽车总成和零部件；甘肃形成每年1 500辆的生产能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可装300辆油田、森林、边防专用车；陕西每年可组装200辆救护车。

（本文1991年7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联播》播出）

附例稿（76）

消息：以天津为龙头的华北西北开放带形成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报道：

目前，一条东起天津，西至新疆阿拉山口，辐射华北、西北及西藏地区的对外开放地域已经初步形成。

华北、西北以及西藏地区，占全国面积的58%，拥有2亿多人口，有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锡等矿产资源和粮棉油等农产品及土畜产品，是发展对外贸易大有潜力的地域。近两年，华北、西北及西藏地区，加紧了与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联系。天津作为东部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充分发挥作为华北、西北和西藏地区的对外窗口作用。华北、西北和西藏地区，利用天津这个对外窗口信息灵、渠道多的特点，设立办事机构，宣传本省区经济优势，洽谈外经外贸业务。青海省去年从天津口岸出口有色金属十几万吨，创汇5 000多万美元，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据统计，去年华北、西北以及西藏的外贸出口总额达71.44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本文1992年3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联播》头条播出）

附例稿（77）

消息：青海从天津走向世界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报道：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把天津作为该省外贸商品的主要出口港，成功地从内陆走向了世界，开拓出国际市场，带动了青海经济的发展。

自1990年以来，青海省政府积极与天津市合作，大力推行西连东出战略，以青海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青海土产进出口公司为主体，年年组成交易团参加在天津举办的中国天津出口商品交易会，把青海的粮油与土产品及工业盐、有色金属等产品推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粮油食品和土产两个公司年出口额已达1 500万美元。

为了使更多的青海企业和青海产品从天津走向世界，青海省已在天津港保税区组建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成为青海省外贸事业的“桥头堡”。

（本文1997年3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广信息》、《社会大观》播出）

附例稿（78）

消息：贵州红崖天书在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上

重金悬赏文字破译者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报道：

被列入世界奇迹的贵州红崖天书复制模型11月4日在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上展出，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重金悬赏文字破译者。

红崖天书又称红崖碑、红岩石刻，位于贵州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东红岩山悬崖上，距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仅8公里，红崖天书约20多个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字体非篆非隶，不可辨识，字形古朴浑厚、神奇，现已并列于古埃及金字塔、秘鲁纳期卡地画、地中海罗德岛太阳神巨像等世界奇迹之一。

自明清以来，中外人士对红崖天书的破译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曾翻译甲骨文字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著名学者郭沫若生前也对红崖天书做过研究。近10年来，中外学者对红崖天书文字产生了广泛关注，形成10多种流派。

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期间，红崖天书的模型置于艺术广场，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观摩和研究；同时，将举行由中外学者和著名书法家参加的“红崖天书文字研讨会”，希望有人能够破译这千古奇谜。

（本文1997年11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播出）

总之，地方记者重视异地采访好处很多，除了上一节中谈到的两大好处外，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大新闻资源，采写到更多的原创独家新闻，这样既可以扩大媒体的影响力，增加市场份额，又可提升记者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