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概况与特点

二、总的概况与特点

(一)数量

先看下面表1、表2。

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译著数量统计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学译著数量统计

对表1、表2做一扫描,马上就可发现, 1993-1996居然没有一本传播学类的译著,是一个断层期,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局面。如果以此为界, 1984-2002的19年,大致也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84-1992; 1997-2002。

就时间看,前一阶段长于后一阶段,可从出版数量来看,却是后者居上,远远胜过前者。恰如图表中所显示的,1984-1992的译著数为17部,高峰在1989年,共出了7 部;而1997-2002则有37部,是前一阶段的2倍多, 2000是其顶峰,达19部之多。仅这一年,就超过了1984-1992的整个译著出版数。稍需注意的是,后一阶段的数量激增,与“译丛”的出现不无关系。在1997-2002期间,共出了6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1999-2000,常昌富主编,共8本);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2000,刘继南主编,共12本,本文取其中9本);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2000-200l,张一兵主编,共3本);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2000-2002,周宪、许均主编。本文只选取与传播研究有关的其中3本);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2001-2002,熊澄宇主编,已出6本),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众传播精品译丛”(2001-2003,何道宽、吴予敏主编,已出两本,其中2003年出版的《媒体与民主》未选入本文)。数量与时间的分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自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译著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已呈系列规模。

为使大家对整个译著出版状况的变化有一具体印象,特制作了下面的图1。

图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译著数量变化图

(二)类别

首先看看这些译著的性质与原作者的国别。具体详见表3。

表3显示,在1984-1992期间的17部译著中,专著为12部(占70. 6%),教材5 部(占29. 4%)。其中13部作者为美国学者,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其余四种中英国学者占其二(麦奎尔、巴特勒),另外两部分别为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和日本学者(竹内郁郎)。1997-2002的37部译著中,教材16部(占43. 2%),比例远大于前一时期。不过译著的来源倒是与上一阶段一样,来自美国的著作同样占据四分之三强,在不足四分之一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著作中,加拿大学者占三席(莫斯可、麦克卢汉父子),英国和法国学者各占其二(英国为阿泊克龙比、史蒂文森;法国为弗朗索瓦丝·勒莫和阿芒·马特拉),还有一个则为日本学者(桂敬一)。

继而是考察译著所涉及的内容。按照通常所谓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的学科分类,我们发现,有关大众传播的译著占绝对优势,在1984-1992阶段超过总数的一半, 1997-2002期间则为总译著的45. 9%。人际传播类共为4部(专著与教材各为一半),却都是在第一个阶段出现。在1997-2002年间,除了《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算是勉强和人际传播扯上关系外,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本。组织传播方面的译著恰好相反,都是在2000年问世。一是美国学者凯瑟琳·米勒的《组织传播》(华夏出版社),另一本同样出自于美国学者之手,即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至于前一阶段,组织传播的内容则是形迹全无。

还有一些无法归进这三类的,我们称为“通论”。这部分的数量也是不小,其中1984-1992期间占17. 6%,而1997-2002则占总数的45. 9%。具体请见表4。

表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译著类别、作者国别统计

∗在国别统计中,以第一作者国别为准,编者以编者的国籍为准,但有2部由国人编选的论文集不计在内,一部是常昌富、李依倩编选的《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另一部是熊澄宇编选的《新媒介与创新思维》。尽管前一部来自美国经验主义媒介效果研究,作者多为美国籍。

表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译著分类统计——按传播类型分

①在对“大众传播”这一栏的统计中,除了译著题目表明为“大众传播”外,也包括内容基本只涉及大众传播领域的译著,如《权力的媒介》、《传播媒介与美国人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伦理学》、《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等,此外国际传播、电视、电影方面的专著、舆论学也计入在内。

②“通论”是指除专论三种传播形态之外的所有译著。

考虑到“通论”的旨意不清,同时本文对大众传播类书籍的界定也比较宽,所以就特别制作了表5,专门就这两部分译著的内容作进一步细分,以了解其大概的面目。

表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译著内容细分^∗

③“传播学一般知识”包括所有的“概论”、“通论”、“诸论”、“理论”、“模式论”等传播学理论概述。

∗表5在分类时有一定的交叉,例如马克·波特曼的《第二媒介时代》,既可以归为“媒介思想”,也可以是“新媒介”。我们在这里将它归为“媒介思想”。“新媒介”则侧重从技术角度看新兴媒介。此外,上表为不完全统计,个别译著,如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两部修辞学译著没有被归类。

①“媒介思想”指从媒介形态、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所进行的各种探讨,包括与麦克卢汉有关的三部译著——《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马克·波特曼的《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和《第二媒介时代》;另有从媒介角度谈传播思想或传播革命的译著,如丹尼尔·杰·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保罗·利文森的《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也归入其中。

②“媒介与社会体制”包括阿特休尔从体制上对媒介的批判,也包括莫斯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媒介生产的研究与概括。

③“媒介文化研究”指对媒介文化的理论阐释,如3部与电视、电影文化有关的译著,包括《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社会》、《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以及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以文化研究方法所作的《媒介事件》。

④“传播社会学”指以社会学理论为支撑的传播学研究,包括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竹内郁郎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以及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图2　各种传播类型所占比例,左图1984-1992年,右图1997-2002年

通过表5我们即可发现,属于传播学一般知识类读物的译著,诸如冠之以“概论”、“通论”、“诸论”、“理论”等等名称的,在1984-1992阶段为6种,占该时期所有书目的1/3强,这其中的2/3是教材。到了1997-2002期间,此类书只有两本,只占总数的5%。而这两本书中,《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塞弗林等著)其实早在1985年就有译本(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年的华夏出版社译版(郭镇之译)是该书最新版(1997年版)的再译。惟有小约翰的《传播理论》,算是这时期全新引进的概论式教材。此外,在我们上述列出的13项类别中,其中“媒介伦理、传播法”、“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传播学史”、“新媒介”、“媒介效果研究”、“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七类,在1984-1992阶段均未曾见,全是在1997-2002时期才初露头角。而且纵观这两个阶段,尤为注目的是1997-2002年新媒介与媒介思想方面的译著数量猛增,总共达13部之多,占这一阶段译著总数(37部)的35. 1%,成为一大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