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通讯社事业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通讯社事业

一、社会主义通讯事业网的形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适应新形势，实现建设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目标，党和国家从组织上和业务上对新华通讯社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统一了新华社国内分社的组织，调整了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新华社地方分社虽然在业务上受总社领导，但组织上仍附属于地方报纸或地方报纸的采访部门，带有地方性和分散性。为此，党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通讯社的指示》，规定各地总分社、分社除向总社发稿和印发总社的广播稿件外，不应再单独对外发稿；其所有人员应全部交新华社统一调度和供给。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机关对新华社在地方的机关和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仍应负责领导，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和监督。根据中央这一批示，新华总社于1950年11月21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在会议上，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陈克寒约1万字的开幕词分为以下5部分：(1)问题的提起。新华社是循着中央所指示的统一道路前进，还是返回过去的分散状态？是政治上统一，而组织上和业务上不统一，还是全部统一？(2)新华社实行全部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分析。(3)新华社组织统一的基础——胜任国家通讯社职务的熟练职业记者。(4)半年来新华社工作的主要缺点——新闻稿不能与全国政局密切配合，不能完全适应实际斗争的需要。(5)新华社走向集中统一的主要困难——新闻稿没有出路或出路很少。这是由于许多分社组织，实际上是地方报纸的采访部，还未成为国家通讯社的完全可靠的基础。^[1]新华社全国社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华社改组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任务基本完成。

1952年12月，吴冷西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翌年，吴冷西提出：新华社要成为全国、全世界的“消息总汇”。所谓“消息总汇”，即反映各方面有价值信息的、具有权威性的消息发布中心。1953年3月，新华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新华社要成为“消息总汇”的总任务和国内外并重的方针。同年12月，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召开，重点讨论如何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真研究贯彻“消息总汇”方面的重要措施。在业务建设方面，新华社集国内报道、对外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并主办了一系列报刊，如《参考消息》、《参考资料》、《时事手册》、《内部参考》、《新华社电讯稿》、《新闻业务》、《新闻图片》、《摄影业务》等。除文字宣传报道工作外，新华社的摄影报道工作也日益加强，通讯技术手段有了很大的改进，同塔斯社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合作也有较大的发展，并同路透社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为了更好地向海外华人、华侨介绍新中国，1952年9月14日，胡愈之、金仲华、萨空了、王芸生等知名人士发起组建了中国新闻社，由金仲华任社长，总部设在北京，简称“中新社”。“中新社”以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为服务对象，主要介绍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进程以及悠久历史、壮丽河山等。中国新闻社总社在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设有分社和记者站，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设有分社。

通过对新华通讯社组织机构的调整，再加上中国新闻社的设立，新中国已基本建立起遍及海内外华文媒体的新闻供稿体系，一个覆盖全国的新闻通讯网初步形成。

二、通讯社业务建设初见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新华社在新闻业务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先，新华社总社提出在报道中应“树立全国”的观点，即无论在报道内容和写作形式方面，都应做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需要，满足全国范围读者的要求，能够教育全国的工作干部和广大读者，对全国的革命和建设能起到推动和指导作用。

其次，新华社总社的领导还要求全社的采编人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发掘有宣传意义的先进事例、先进人物等，并提出介绍先进人物、先进经验的报道方针。

为了提高采编人员的业务能力，1951年下旬，新华社还酝酿开展了“练笔”运动。2月13日，新华社颁布了《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成立了练笔运动委员会，对旨在消灭稿件中事实错误、文法错误与文字冗长现象的练笔运动做了具体部署；2月15日，副总编辑朱穆之向编辑部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展开练笔运动》；2月21日，练笔运动正式开始。新华社总编室把练笔运动规定为编辑部的重要任务，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和解决运动中的日常问题，并制定了全编辑部及各部门消灭错误的目标和进程，规定了检查、登记、统计手续，印制了《技术错误登记表》，组织评奖与竞赛，加强资料核对制度。为配合练笔运动的开展，新华社总社于3月17日邀请叶圣陶到总社讲解文法；4月16日，朱穆之作了《主词的用法》的讲座。此外，新华社还组织部分同志去出版总署和北京新闻学校听叶圣陶、吕叔湘、魏建功等专家的报告。练笔运动进行了三个月，对提高记者的写作能力、减少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新华社还创办了内部刊物《新闻业务》，作为全社编辑记者探讨业务、交流写作经验的阵地。

三、1956年新闻改革中的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华社的国际消息几乎全部依赖苏联塔斯社提供。1955年12月，毛泽东批评新华社在国际新闻业务上思想保守，行动迟缓：“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2]从那时起，新华社开始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努力。

在1956年的全国新闻改革中，新华社就把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朱穆之作为当时主管业务的第一副社长，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在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方面，新华社领导们认为，要在可靠的基础上有步骤地进行，将计划分两步走：首先在5年到7年内建成以报道东方(亚非拉)为权威的世界性通讯社，然后再逐步建成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这是符合主客观实际的。西方大通讯社不重视亚非拉国家的报道，而且常作歪曲报道。这些国家一般也无力对外报道本国实际情况，中国能为它们作报道，替它们说话，并有利于它们相互沟通情况，将受到它们欢迎。因此，我们加强对亚非拉的报道，并以此为特色，成为报道东方国家新闻的权威通讯社，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我国扩大国际影响，特别是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有利于与西方通讯社在新闻舆论领域争一席之地。自然也是与当时新华社的实际力量相符合的。在报道方针上，改变过去对于国际情况常常只报道进步的、对我有利的消息，而其他方面一般不报道的做法，要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世界发生的人们关心的重要情况，还要多发西方通讯社不愿播发的、对西方统治集团不利而对世界广大人民有利，以及能反映我国与西方不同观点的新闻与评论^[3]。

在向世界性通讯社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新华社除了在新闻业务上进行改革外，还在物质技术基础方面进行了革新，努力使新华社的技术和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物质装备的现代化。1958年，新华社乌鲁木齐转播台建成使用，次年又进行了扩建，基本解决了新华社对欧洲地区的广播问题。截至1960年，新华社的国内外广播电路已达24条(套)，其中对国内广播电路19条(套)，对国外广播电路5条(套)。1961年到1966年间，新华社又增加专线广播电路11条，还增加了4条对外图片传真广播电路。1959年7月，新华社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收讯台，到1966年，可抄收的国外通讯社电台的数量达80家。为了培养驻外记者，新华社办了外语训练班，后来又与其他单位联合建立了第二外语学院。随着国内、国际广播网和通讯网络的建成，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的轮廓已初步显现。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失误与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华社与报社、电台等各种社会主义新闻传媒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协同作战，配合默契，在展示社会主义国家日新月异的面貌、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毕竟新中国的通讯社事业刚刚创建，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难免会有一些失误。

一是宣传报道中出现了教条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华社运用消息、评论、通讯等多种新闻文体，突出报道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人们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但新闻界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对苏联经验盲目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如强调不犯任何错误、凡是塔斯社的导语就是好导语等。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过多地强调了新闻的指导性和思想性，指示、教训的口吻偏多，而从群众的角度看问题、立足于满足群众需要的报道不多。

二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出现了失误。1951年5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及专论《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揭开思想文化界“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大报纸参与其中，对电影《武训传》展开讨论。7月下旬，在江青的操纵指挥下，一份长达4.5万字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笼。化名为“李进”的作者在调查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4]是当时中央个别领导借助新闻工具进行的政治批判，更是一场别有用心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三是抗美援朝中出现失实报道。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全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新闻战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广泛宣传报道。1951年1月，新华社在朝鲜前线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并派出大量随军记者，及时报道这场正义的反侵略自卫战争。由于战争环境、交通条件的限制，采写十分及时的消息比较困难，因而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在当时被广泛运用。在这些通讯和报告文学中，也出现了新闻失实的报道。如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中，运用“合理想象”，凭事后推测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活动：

……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5]

通讯发表后，在新闻界引发了激烈的关于新闻报道能否“合理想象”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