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办报的最初尝试

第一节　国人办报的最初尝试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我国人自办之日报，开其先路者，实为《昭文新报》，《循环日报》次之，《汇报》、《新报》、《广报》又次之。”^[3]王韬在《倡设新报小引》中也说：“我国民报之产生，当以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之《昭文新报》为最早。”^[4]

一、《昭文新报》的创办

《昭文新报》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1873年8月8日由艾小梅创刊于汉口。该报实物至今未见，据比它早创刊一年的《申报》报道可知，这张报纸是依照香港、上海报纸的形式创办起来的，活字木刻，每日出一期，内容“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因“人情未习”，买报者少，销路不佳；两个月后改为每五日出一期，并装订成书，以便保存，销路仍不佳，经济上难以支持，不到一年就停刊了。因“当时社会情形，十人中九人可说是文盲，到乡间去更为蔽塞不堪，毫无事业之可言。至于新闻一事，更无成立之必要。若谈到在新闻纸登载广告，在商人方面，绝无此种思想，在那种情形之下，无论鼓着如何的勇气，怀抱着如何的方法，要想经营这样新闻事业，不过是虚掷金钱，付诸流水就是了”。^[5]

二、上海《汇报》和《新报》的创办

《汇报》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发起创办于上海。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广东香山县人。有学者考证，《汇报》是在沪的香山籍的官绅们，为愤《申报》的不持平，甚至侮辱香山人而负气创办的。^[6]显然，争夺说话的权柄是创办《汇报》的强大动力。《汇报》每日出两张8页。行情、船期、广告占4页，新闻占4页。《汇报》注重论说，平均间隔一天就有一篇论说发表，提出富国强民主张。《汇报》的投资者皆为容闳的同乡，股东们怕文字惹祸，特聘请英国人葛理担任主笔；出版不到三个月，股东们仍担心出事，干脆决定以葛理的名义办报，改名《彙报》，由管才叔任主笔；后因管理不善，于1875年7月改名《益报》，请朱莲才任主笔。《益报》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报纸业务，比起《汇报》都有倒退。年底朱莲才辞职，《益报》也就停刊了。

一年后，上海另一家国人办的报纸《新报》创刊了。《新报》1876年11月23日由在上海的“各省商帮”创办，为了求生存，《新报》接受了上海道台冯焌光的资助，走上了官商合办的道路。因而国人称之为“官场新报”，外人称之为“道台的嘴巴”。冯氏当时正奉朝廷命令为吴淞铁路问题而同英商交涉，该报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铁路会议条款》，宣布吴淞铁路由中国政府收回。起初采取中英文并排，以便吸引在华的外国读者，但是外国读者不多，第二年就取消了英文。由于得到官府的支持，《新报》刊行得比较顺利。1882年，新任道台不愿参与其事，《新报》在当年2月14日停刊。

三、《述报》和《广报》的创办

《述报》1884年4月18日创办于广州，是该地区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人自办报纸，也是广州第一家中文日报。《述报》由广州海墨楼石印书局承印。据考证，《述报》馆主人即为海墨楼石印书局的老板。^[7]该报每日出四页一份，逢十休刊，零售价每份一分二厘。第一、二页为中外新闻，第三页选登翻译的西方各国书籍、文章的摘要，第四页是广告、商业行情和船期。《述报》比当时上海《申报》内容还要多，它刊登新闻图片也比《申报》要早。该报为中国最早的石印报纸，通讯工作也较健全，用电报传递消息，报上刊登的消息有国内外的多方来电、专电。

《述报》刊行一年后的4月3日，突然刊登一篇《本馆告白》称：“兹拟本月十九日起至念一日止，停派三天，更定章程，增聘主笔，于念二日重新派送。”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再也不见《述报》派送了。

一年后，1886年6月24日广州的第二家中文日报《广报》创刊了，创办人邝其照，先后担任主笔的有吴大猷、林翰瀛、肖竹朋、罗佩琼、劳宝胜、武子韬。后《广报》因刊登某大员被参一折触犯了广东都督李小泉，以“辩言乱政”及“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的罪名被查封。^[8]《广报》的查封可能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报刊遭此厄运的第一例。

自1873年8月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开始，《汇报》、《新报》、《广报》等相继创办于上海与广州，民报开始在中国沿海城市“试水”。从办报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如上述的容闳、冯焌光之类的洋务官员。他们办报是为自己的洋务活动制造舆论。报刊作为宣传利器的时代序幕在试水时期就已徐徐拉开。另一类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由传统文人转化而来的商人和口岸知识分子。他们尽管人数很少，又在官僚体制的边缘地带，但在文化传播方面，他们的能量极大，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风气，成为西方先进思想的鼓吹者与实践者。

从报纸内容来看，抵御外侮、振兴民族是早期国人办报的主题之一，这些报纸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态度惊人的一致。《汇报》创刊后，即宣布了其办报宗旨：“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言之。故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9]早期国人报刊，都表达了这种摆脱外人报刊操纵的强烈愿望。该报多次与在华外报《字林西报》、《申报》展开笔战，以维护民族利益。《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期间，发表了大量的战事报道、相关的官方和民间舆论，并发表了不少评论，谴责法国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呼吁清政府加强战备，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广报》甘冒被租界当局封禁的危险，登载义和团打败八国联军的新闻。呼吁改良是早期国人办报的另一主题，这些报刊刊载了不少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文章，鼓吹变法自强。

早期国人办报，在残酷的封建专制之下，小心翼翼，“国政不可议也”，“不及于政治”。尽管如此，这些报刊存在时间还是不长，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迫使它们或寻求官方庇护，或挂洋旗，或进入租界等方式来求得生存。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报的生存异常艰辛，道路凸显畸形。

在重重阻力前惨淡经营的国人自办的第一批报刊，唯有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如一枝出墙的红杏，盛开在祖国的南天，报道了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早春天气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