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对自由主义主张的挑战

一、两次世界大战对自由主义主张的挑战

20世纪面临着如何在公众通讯工具中运用自由主义理论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做出的贡献，来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来自诸如电影和广播这些新的公众通讯工具的发展。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迫切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些原则来指导可能会干涉政府刻不容缓的目标的那些意见的传播，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纯粹的自由主义理论事先对于全世界规模的战争或局部战争的动荡影响并未规定应付的办法。自由主义者过去模糊地允许政府有权在特殊情况下保护自己不致被消灭，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在战争时期可以削减表达意见的自由到什么程度，并未作理论上的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美国领土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检查来往电讯的制度，但是并未企图窒息公众通讯工具。一种取得主要是报纸、杂志这些公众通讯工具的合作的自愿送审制度曾经被实行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了同样的制度，不过手续改进了，这时包括广播电台在内。

由战事经验产生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美国最高法院企图规定民主社会中自由讨论的限度。法官们承认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大战期间，个人的传统自由必须让位给刻不容缓的目标。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方案可以使国家执行计划不受不必要的干涉和阻挠，而同时又能尽可能多地保留自由主义概念下的自由。集权主义政府当然不关心这种问题，但是对于自由主义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严重而使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战争时期，最高法院的立场是：如果某种讨论有“一种合理的倾向”，会阻挠战争，那么可以宣布这种讨论是犯罪行为，而参加者就要受到惩罚。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法学家群起而批评法院离开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因此在战后不久，法院就改变了态度，采纳了原来由布兰迪斯和霍尔姆斯两个法官提出的方式。霍尔姆斯法官在斯申克案件中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在每一个案件中，问题在于使用的语言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的，并且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即造就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足以带来大量恶果，国会就有权加以防止。这是一个近似和程度的问题。”

这一方案后来被称为“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测验”。霍尔姆斯和布兰迪斯都认为在全国紧急时期有必要对言论自由作某些限制，他们的方案是企图提供一个原则，即一方面规定自由讨论的极限，另一方面规定政府的限制权力。他们拒绝了合理的倾向的测验，而赞成一个能允许有更大的自由幅度的测验。他们同意政府有权惩罚任何一个超越了自由极限的人，而把这些极限规定为包括一个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它们的解决办法是限制政府对自由发表言论的干涉，除非有确实对国家的目标发生紧急的危害的情况。不但这种危险性必须是紧迫的，同时这种讨论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必须是直接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测验”成了第一次大战以来判别绝大多数限制言论自由和报刊自由的行动是否有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