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性报道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解释性报道的产生及其发展

所谓解释性报道，一般是指提供新闻背景并对有关新闻事实进行解释或分析的报道。解释在于阐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分析则在于剖析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重点在预测其趋势。

（一）解释性报道的出现

解释性报道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的《时代》杂志率先采用。“一战”后，美国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社会节奏明显加快，人们越来越忙，穷者忙于谋生，富人忙着赚更多钱，社会上的多数人往往没有充裕时间去接触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多报刊。鉴于此，《时代》杂志打出为忙人服务的旗号，将各媒体上的一周新闻加以综合改写，由此一举成功。

《时代》的做法是对一周重大新闻“分门别类，综合叙述，补充材料，略加分析，并配上照片，使它比报纸报道更有条理，更具深度”。^[1]这种文体实质上夹叙夹议，述中带评，报道中加入了作者的意见。

几年后，这种新报道文体迅速增多，其重要原因就是一场经济危机导致了人们的心理危机。20年代末，空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霎时百业凋零，社会动荡。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不名一文的穷光蛋，流落街头的有，破产跳楼的有，饥寒交迫的更是不计其数。面对这种与经济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经济萧条，人们困惑不解，迫切希望能从媒体获得某种解释和答案。

（二）解释性报道成为报纸的常规性报道

到了40年代中期，随着新科技进入生产与生活，社会生活更显复杂。原子核技术的突破与进展，原子弹的出现及在日本广岛、长崎的震撼性的威力显示，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的出现及电子计算机的问世，都使社会生产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新科技势必使新闻事件更趋复杂与难于理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解释性报道又有所发展。

就新闻界自身而言，直接与受众见面的新闻媒介一直是纸质媒介（报纸与新闻类期刊）。至于为其服务的通讯社与特稿辛迪加作为特殊的大众传媒，一般不承担直接为受众服务、提供新闻的职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

先是在20年代出现了广播，接着在30年代出现了电视，随着这两种电子媒介的日益发展与普及，其不容置疑的快速敏捷优势，越来越对报纸形成某种压力。面对与新兴的电子媒介的竞争，报纸只有扬长避短方能与其共存与发展。而报纸的长处正是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与解释性报道上。这样压力变成了动力，挑战变成了机遇。解释性报道与深度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报纸上。

此外，构成对解释性报道重大推动力的，当数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狂潮的恶果以及人们对其成因的反思。

“二战”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掀起了一股邪恶的反共逆流，诬陷、清洗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不少人被清洗出政府机关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新闻媒体。麦卡锡主义的狂潮迫害了许多正直无辜的人们。而在风暴过后，人们对麦卡锡分子所提出的指控加以甄别，发现其中许多竟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为什么竟能风行一时，为祸甚烈？很显然，新闻媒体在麦卡锡狂潮中起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作用。

而当人们对新闻界提出这种批评时，相关人却辩称，他们只是依照“客观报道”原则如实地报道了麦卡锡分子的所谓指责而已。人们由此反思，客观报道方法在“言论”报道方面有漏洞。新闻界并不能因为言论本身是真实的而实际却是诬陷之词而辞其咎。

批评人士说，新闻界当时或者明知麦卡锡分子的言论是虚假的而仍要报道它传播它，这是故意为虎作伥；或者媒体当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蒙蔽，倘如此，则说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准如此低下，根本不能承担与履行引导舆论、服务公众的神圣职责。新闻界理应负有揭示真相、引导舆论的责任，比一般受众消息更灵通，更具有判断力，却长时间受骗上当，使得许多受众也跟着受骗上当，这就是媒体不合格。对新闻界而言，上述两种情况，二者必居其一。而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新闻界均难辞其咎。批评将媒体逼到无以作答、哑口无言的尴尬境地。

同时，客观报道在一味不究真伪，传播虚假言论时的所谓漏洞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和反省。“言”与“行”是不一样的。“行”是直接可核实的。一次核实就能定真假，而“言”则需两个层次的核实。首先是“言”本身在说过与否层面上的真假，这需要第一次核实。但仅有此还不够，还要看“言”在内容层面是否与“行”、与“客观存在”相一致，这就需第二次证明——也即是第二层核实。第一次核实是硬性的，而就第二次核实而言，媒体方面倘偶尔出现失实，一般仅负连带责任，但若一而再、再而三甚至长年累月出现失实，则其信誉就要受到质疑，麦卡锡主义狂潮时期，媒体的所作所为多属此种情况。

对于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排斥立场和观点表达的客观报道原则受到了挑战，而可以且叙且议、且述且评，并能提供新闻背景的解释性报道成为了报纸的常规性新闻报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