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需要考察真实性

第十二章　体验式采访

【新闻案例】

“鲜”火腿遭遇“污染”^[1]

单从年头上看，浙江的金华火腿算得上是“活文物了”，它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也被称为“世界火腿之冠”。它的美味是通过特别的选料和金华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再加上流传千年的腌制、加工方法生产出来的。可最近我们了解到，在金华有的厂家生产的火腿却用上了新的生产工艺，而用这种新工艺做出来的火腿连苍蝇都不敢往前凑。

火腿是金华市的城市名片，位于市区的火腿城，店铺相连，各式各样的牌匾非常醒目。在一个挂着“浙金牌火腿”牌匾的店铺里，记者看到，不同规格的火腿琳琅满目，包装很是精美。据店铺的老板介绍，金华的火腿分为“冬腿”和“季节腿”两种。“冬腿”就是冬季生产的火腿，质量上乘，价格也比较高;而所谓的季节腿是指在春、夏、秋生产的火腿，这种火腿价钱便宜，但生产周期短，质量也较差。

老板:季节腿不臭就算是好的了。但你从外表上看也看不出来。

记者:为什么会臭呢?

老板:那肯定要臭的，天气那么热的时候做出来的。

据这位老板透露，金华市冬季温度一般在0℃～10℃，是生产火腿的最佳季节，其他季节由于温度较高，火腿很容易变臭，招来苍蝇，导致火腿生虫生蛆，但是他们的火腿在生产时采用了特殊的“工艺”，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当记者询问到底是什么特殊工艺时，老板却不肯告诉我们。“浙金牌”火腿是金华市永泰火腿食品厂生产的，我们决定前往这家火腿厂的生产基地看个究竟。在永泰火腿厂的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十几个工人正在忙着清洗、晾晒猪腿。院子里堆放着一大堆猪腿。老板说，这些猪腿都是用来生产季节腿的，刚刚从四川运来，有6000多只。此时尽管已是晚秋时节，但是这里的气温仍然很高，猪腿散发出的臭味还是招来了成群的苍蝇。

记者:什么猪都有?

工人:什么猪都有，什么母猪、公猪、什么猪都有!

记者:有死猪吗?

工人:死猪也有。

记者:那些猪都是怎么死的?

工人:那些猪专门有人收，死猪、母猪、公猪，专门有人收这些猪做火腿。

不远处的一个水池里，几个工人穿着水靴刷洗猪腿，污浊的池水散发出阵阵恶臭。一个工人挽着裤腿，站在水池上，这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走近一看，光着的双脚黑黑的，好像还附着一层泥灰。

记者:你看这脚黑黑的上面一层灰。你看你这脚上面一层灰。

工人:我这双腿早上刚去了粪坑就过来。

光着脚的工人告诉我们，这些腌制过的猪腿经过浸泡、刷洗后，都要用水清洗，他就是负责清洗工作的。几分钟后，这位工人竟然光着双脚跳进水池里清洗猪腿，这不禁让我们大吃一惊。

记者:你怎么光着腿进去了。你说老百姓看见火腿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话，还能不能吃?

工人:照样吃。

记者:照样吃?

工人:看不见什么东西都好吃。

工人:火腿的味道就是脚丫子的味道，脚丫子的味道调到火腿里面，火腿的香味就出来了。

记者注意到，从水池里捞出来的腿猪，都要放进一个大缸里浸泡。

记者:你这洗完了还沾一下干什么?

工人:猪腿上面有油，放到这里洗掉上面的油好看一点。

记者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没有经过大缸浸泡的猪腿到处爬满了苍蝇，但是浸泡后的猪腿却没有苍蝇靠近。很显然，放进大缸浸泡就是那位老板所说的防蝇防蛆的特殊工艺。记者靠近大缸，里面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大缸里一定是加进了什么东西。夜幕降临，工人赤裸着的双脚还在盛放着猪腿的水池里浸泡着。这位工人自称是厂里的技术员，他说，他们在缸里加进了一种特殊的药物，主要是为了驱赶苍蝇，防止火腿生虫生蛆。

技术员:主要是怕生蛆，你看上午洗的这些猪腿，下午苍蝇都不会上去，它闻都不会去闻。

到底是什么药物有如此神奇的功效，使喜欢臭味的苍蝇都避之不及呢?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永泰火腿厂。早晨七点刚过，技术员和一位工人忙着搬运大缸，技术员手里还拿着一个茶色的瓶子。看来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用来驱赶苍蝇，防止生蛆的神奇药物。技术员往大缸里加完了水，却迟迟不肯将药物倒入大缸里，似乎是对我们有所顾忌，把瓶子放进了不远处的一间小屋。十几分钟后，另一个工人从房间里取出那个茶色瓶子，将一种无色液体倒进了缸里。

记者:你这个放了多少?

工人:就放这么多了，再放一点点。

大缸里不断地散发出刺鼻的气味，那么瓶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物呢?记者走进那间小屋，发现那个茶色的瓶子就放在墙角，瓶子上面几个字非常醒目:敌敌畏。敌敌畏是一种毒性较强的农药，人误服对消化道和胃黏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可导致胃黏膜损伤，甚至引起胃出血或胃穿孔。

永泰火腿厂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厂每年生产的火腿有300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季节腿，生产时都要用敌敌畏浸泡。

曹老板:这道工序都是少不了的。

记者:哪道工序?

曹老板:用药水泡。

记者:用敌敌畏。

曹老板;是的。

记者:用敌敌畏泡。

老板:是的。

记者随后又对金华市的几家火腿厂进行调查采访。在旭春火腿厂记者看到，这里的生产过程与永泰火腿厂也大致相同。工人光着双脚在水池里清洗猪腿。洗刷过的猪腿也都要放进缸里浸泡，缸里面加进了敌敌畏。用过的敌敌畏瓶子随意地丢在水池旁。

老板:(敌敌畏)是昨天买来的，用了两次，昨天用了一次，今天用了一次。

然而这些用敌敌畏浸泡过的劣质有毒火腿却都能通过有关部门的检测，成为合格产品。在永泰火腿厂里记者看到工人正在火腿上加盖检疫章，而原本应该是管理部门加盖的。

记者:怎么自己盖章?

工人:自己盖，他们还会来盖啊，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他这个是委托我们盖的，他这个是委托检验。

记者:他这个章怎么到你们手上?

工人:这个我不知道。

这些火腿经过两三个月的短期发酵，经过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

记者:你们现在生产的季节腿主要往哪里卖?

老板:季节腿主要往本省(浙江)、江苏、北京、乌鲁木齐、太原。

这条获得当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的新闻，是一篇典型的隐性采访。在这篇新闻中，记者以购货者的身份进入火腿制作现场，详细记录了“浙金牌”火腿的制作过程。它通过记者的观察、交流、追问，向观众展现了火腿制作现场苍蝇乱飞、恶臭扑鼻、公开用剧毒农药浸泡等触目惊心的画面，具有强烈的冲击力。这样的新闻不可能通过公开记者身份的现场采访，只有通过虚拟身份，赢得对方信任，方能获得未曾变形的事实。暗访中，记者以虚拟的特殊身份消除了对方的警觉，现场工人们和往常一样光着脚在肮脏的水池里洗刷猪腿，大家还轻松地开着玩笑，那两句调侃“我这双腿早上刚去了粪坑就过来”，“火腿的味道就是脚丫子的味道，脚丫子的味道调到火腿里面，火腿的香味就出来了”，就可以透露出工人对记者的不设防，对食品卫生的不在乎。虽然往水缸里加入“敌敌畏”的技术人员对陌生人还是有所顾忌，但因为心里设防不算太严使得记者很容易到丢放药瓶的小屋里看到了瓶身上的“敌敌畏”三个字。因为不设防，工人们还在记者眼皮底下干着本该由检疫部门干的活儿——往火腿上加盖检疫章，而且还有一肚子的委曲:“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这样，一篇公开采访不能完成的新闻，通过暗访，顺利获得了丰富的现场素材，体验了工人们如何制作火腿，达到了很好的采访效果。这种采访也属于体验式采访。记者以另外一种身份观察和体验了报道对象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流程。体验式采访又叫参与式采访。有些书上把体验式采访等同于隐性采访，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隐性采访是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体验式采访并不一定都是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比如为了反映酷暑时节室外劳动者的艰辛，记者体验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在近40℃高温下工作的状态，对于被体验者来说，记者的身份就是公开的。因此，笔者认为，体验式采访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显性的体验式报道，记者体验的角色是报道对象;而隐性的体验式报道，记者体验的是与报道对象相对的另一部分人的角色，如工厂里的打工者、培优班里的学生、传销中的“下线”、买卖中的顾客等。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把显性的体验式采访称为体验式采访，而把隐性的体验式采访称为隐性采访。

一、显性的体验式采访

体验式采访是记者参与被报道者的生活和工作，亲身体验他们的劳动和生活过程，记录这种亲身体验，并在体验中进一步展开的采访。

在一般情况下，记者扮演着“你做我写”的角色，不直接参与被报道者的生活和工作过程。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记者是客观世界的观察者和报道者，要客观地报道社会中的人和事，而做到客观的条件之一是置身事外;另一方面，记者要广泛地报道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可能凡事都去体验，然后再去做报道。

但是，记者的职责是了解社会、反映社会，对社会角色的体验也是了解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记者在其职业生涯里，没有对任何职业、任何社会角色进行过体验，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记者的体验式采访就是要变“你做我写”为“我做我写”。

(一)体验式采访兴起的背景

1.体验式采访是新闻记者长期坚持的一项传统

体验式采访是时下媒体普遍采用的一种采访方式和手段，但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事物，它是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坚持的优良传统。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地记者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部队打到哪儿，就采写到哪儿，在出生入死中了解指战员，书写指战员，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能获得许多仅仅靠访问无法得到的素材。在建设时期，记者们又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对工人、农民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中了解和报道他们，反映他们的精神风貌、生活需求。在老一辈记者队伍中，跑农村的记者大多有过与农民一起下地栽秧割谷的经历，跑商业的记者大多有过与售货员一起站柜台、卖大白菜的经历。

1960年，我国登山运动员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世界登山史上创造了奇迹。新华社对这次登山活动作了全程报道。为了更好地了解登山运动员的甘苦、意志品质，记者两次参加了高山适应性行军，郭超人、景家栋分别到达了6600米高度，陈宗烈到达6400米的高度，亲自体验了登山运动员的生活。后来，郭超人总结这段采访经历说:“事实证明，这两次高山行军是有收获的。我们爬过岩坡，翻过雪地，亲眼看到珠穆朗玛峰山中神秘而壮丽的自然景色，深刻地体验了登山队员们的生活，获得了许多仅仅依靠访问是无法得到的素材，此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了登山队员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与他们打成一片，为以后的报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以后的两次行军我都没有参加，登山队员们在7000米以上的情况，我都没有亲身体验到。但是，经过访问，我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想象得出他们的一切，能比较真实比较生动地把这一切反映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两次行军的经验给我的帮助。”

这一采访传统直到今天仍为年轻一代的记者们继承并发扬着。以体验和暗访见长的女记者涂俏，在《深圳晚报》工作期间，写下了大量体验细腻而真实的新闻报道，并撰写了《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生存体验——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等著作。1998年4月，涂俏乔装成一个吵架出走、南下寻工的女人，叩开了地下10元店的大门。穿着旧牛仔裤和白衬衣，拎着塞满毛巾被的行李包，涂俏独自来到了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5分钟后，一位高瘦男人便带她走进了田心村内一幢多层商品房的501室。这是一家10元店，四室一厅的房子，放了20张上下铺床，房间里挤满了人。一间写着“女房客”三字的房间约8平方米，却放了3张上下铺。整套房内，烟味、茶味、人体味、快餐味，什么味都有，男女老少混杂在一起。女人跟男人争马桶，背过身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换内衣……这一深刻体验使她完成了颇具影响的《女记者夜住十元店》。自1998年4月开始的一系列体验式采访以来，她住过10元店，做过DJ女，客串过啤酒女郎，艰难地拉过保险，与精神病人为伍，与艾滋病人同行……^[2]

1995年创刊的《大河报》在试刊期间推出了一个名为“记者打工”的栏目，有18位记者深入到各个行业“打工”，去体验不同职业的甜酸苦辣。其编者按这样说:“靠群众近些再近些，是我们的心愿，为此开设此栏目。本报记者将到那些群众生活离不开而又了解甚少的行业去，顶班干上一两天，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也让读者了解普通劳动者的甘苦。”记者体验的岗位包括婚姻登记处、医院妇产科、社会福利院、精神病医院、殡仪馆等，读者从中仿佛又看到了老一辈记者的优良传统。1997年《人民日报》开设了“体验三百六十行”专栏，由经济部的记者分别去体验山区邮递员、长江航道工、列车押猪员、长途贩菜的菜贩、保险推销员等职业，也是如此。2010年，《武汉晨报》分别在“五一”劳动节和高温时节派各条战线的记者体验普通劳动者的工作，反映他们工作的艰辛，如体验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餐厅服务员等不为人知的工作难度，高温季节里体验建桥工地上工人在60℃的桥面扎钢筋、50℃车罐里体验焊缝检测。这类体验式采访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得到了延续。

2.体验式采访是新闻竞争的重要手段

现在读者对新闻报道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新闻单位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谁能抓到新鲜活泼且有深度的独家新闻，谁的独家新闻更生动翔实，谁的报纸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面对这种挑战，体验式报道成了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

首先，体验式采访是产生独家新闻的有效手段。现在媒体之间的同题同质竞争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激烈。一个事实发生后，各媒体记者纷纷云集，无论事实本身，还是报道角度，都大体一样。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各媒体生怕自己在某条新闻的报道上落后于他人，纷纷要求记者不准漏掉任何重大新闻。有的媒体甚至提出，漏掉了重要新闻，所属战线的记者将会受罚。为了彼此都不会因漏发新闻而受罚，不同媒体的记者便纷纷私下联合起来，互相透露信息，则进一步加剧了媒体间的新闻趋同，各路媒体所报道的内容、角度也都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在此种背景下，体验式采访成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途径。体验式采访，因为没有现成的材料，也没有人提供现成的新闻线索，全靠记者自身深入到某个岗位中去实地体验和感受，体验和感受也因人而异，因而避免了新闻稿的雷同现象，比较容易产生独家新闻。

其次，体验式采访因为深入到了不同职业人的内心感受，可以表现得较为细腻，因而较容易体现“人性关怀”，体现媒体的亲民风格，因而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人性关怀”、“人文关怀”越来越成为竞相高扬的旗帜。对新闻事实选择的依据之一，是与老百姓的关联度有多高。一项政策的出台，一项重大工程的计划和部署，“它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成了媒体共同的报道角度。此举意在彰显媒体的亲民、平民风格。有的媒体直接打出了“做透服务”的招牌，“做透服务”不仅在于为读者提供就业、求学、出行、购物等各类信息服务，更在于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比如许多媒体开设的“倾诉”专栏，就是让倾诉者在对记者的倾诉中释放内心压力，实现心理平衡。在这种背景下，体验式采访更进一步张扬了媒体的平民风格，它深入不同职业者的内心世界，真实细腻地体验他们的甜酸苦辣，更易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3]2000年是春运最拥挤的一年，拥挤到发生了“挤死人”的事件。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多半是外出打工的人。为了真实地反映这群农民外出寻求工作的艰难历程、憧憬与梦想破灭的现实困境，《今日快报》派出两位记者于春运期间，与一群打工者南下，一起在火车上补票，一起站到终点，一起感受打工寻职的酸甜苦辣。他们一家一家地打听企业招工信息，一次一次地被用人单位拒绝，白天饿了在街头买碗面或馒头，晚上5人住进“睡在床上连脚都伸不直”的窄小房间里……经历过焦虑、恐惧和绝望，到头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到家里。《今日快报》对打工者寻职经历的体验，使得他们写出了更加细腻真实的新闻作品，体现了媒体人文关怀的精神，对那些盲目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参考和反思。

3.体验式采访能提供真实鲜活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虚假报道、空洞报道的增多，读者对新闻的真实性的怀疑也越来越多。这种怀疑很大程度上源于记者长期浮在上面，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致使许多报道的来源出自各类汇报的第二手材料。体验式采访改变了记者的采访作风，它不仅要求记者深入现场，而且必须深入到所体验的角色工作和生活的内部，与被体验者做同样的事，才能获得真实的体验。这样，记者采访所获得的材料更真实可信。“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记者参与、介入到事件中去，可以减少传播体系中由他人转述这一环节而带来的信息损耗，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大大提高被传递信息的‘保真’度。而且从受众的需要心理来看，受众不仅需要了解某事物的结果，而且更愿意了解其过程。记者亲历事实，亲身体验，更能发掘出事实中有意味的，吸引人的资源来。”^[4]《三湘都市报》的《深夜，我当了一回巡道工》一文这样写道:列车经过的隆隆响声被包在山洞中久久不息，巨大的响声直贯双耳，令耳膜疼痛难受。这难受还未消失，一股呛人的内燃机油烟又扑面而来，我的喉咙中像有一块酸辣椒卡在那里，辣味夹着酸味，逼得眼泪直往外冲。通过记者对客观事物的细腻体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这样的报道到了读者那里，自然会运用自己的多种感官把事实复原在自己的眼前，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鲜活生动。

(二)体验式采访的方法

1.选好体验对象

体验式采访首先要选择体验的对象目标。对象选对了，选准了，就为采访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是什么职业都可以作为体验对象的。那么，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记者的体验对象呢?这个角色应符合两个条件:必要和可能。

从选择的必要性来说，记者体验的职业一般是人们并不太了解或并不真正了解、却对社会正常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职业。有的职业虽不为人知，人们平时也很少关注，但因为这个职业是社会机器正常运转一刻也不可缺少的，是社会发展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有人提起，它就会为社会所注目。比如，偏远山区邮递员、殡仪馆的殡葬工、动物园里的医生、麻风病院的医生、运送生猪列车上的押猪员、驯犬员等，就是如此。他们虽然平时不为人瞩目，甚至被人们忽略、遗忘，但一旦有人体验出他们的酸甜苦辣，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报道出来，也会有大量的读者关注的。有的职业人们经常接触，但他们的工作常常不被人们了解和理解，甚至在接触中常常有许多误会，一旦记者体验和报道他们的甜酸苦辣，也会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增进理解。比如菜场里卖菜的商贩、商场里的售货员、澡堂里的搓澡工、酒店服务员等。

从选择的可能性来说，不是什么职业都可以作为体验对象的。有的职业以记者的素质是可能体验的，有的职业则因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记者难以体验。比如，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里的教授等，因其工作缺乏丰富的活动作支撑，纵使记者有体验的念头，也会因不具备体验的条件而无法实现。

2.全身心投入和参与

记者虽然在体验某个角色时并非就是这个角色，但是，要获得这个角色的内心感受，就必须全身心参与到这个角色的活动中去。因为记者在体验这个角色时，要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就必须表现得与这个角色一样，让外人看不出来，自觉地进行与扮演这一角色的其他人一样进行信息交换。只有全身心参与，才能感受到与体验对象一样的甜酸苦辣。所以，只有全身心投入和参与，才能获得对体验角色的真实感受。

记者有时就像一个演员扮演一个角色，尤其是进行体验式采访时，更是如此。记者体验某个角色，实际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一个演员成功地扮演某个角色，能做到演什么像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把自己融进了角色，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角色。有的演员因为入戏太深了，很长时间难以从戏里回到现实中来。记者的体验有时也就应有演员的那股深入劲头。记者体验什么角色，在那段时间里，实际就是那个角色。以那个角色的身份讲话、做事，举手投足都具有明显的角色特征。只有真正把自己融进了所体验的角色，才可能有那个角色的真实感受。比如，记者体验麻风病院的医生，就应像真正的医生那样认识到麻风病人并不可怕，见到病人不能躲躲闪闪，要热情地与病人交流，关心他们，与他们握手，同他们一起吃饭，若有外人参观，还要忍受外界的戒备眼光等。再如，若要体验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也必须像他们那样不厌其烦地一家一户敲门，做陌生拜访，承受无数次的拒绝而不气馁，并最终实现推销成功的目标。如果遭到拒绝就有情绪，就打退堂鼓，注定无法体验到一个保险推销员的真实经历和真实感受。

3.细致观察

体验式采访虽然体验的对象是从事某个职业的人，但更多的是体验他们在特定环境的生存方式及生存状态。因此，记者除了扮演某个角色、全身心地从事这个角色的活动以外，必须有意识地观察体验对象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周围的人群、这些人与记者体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状况、体验对象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表现等，在观察的过程还包括有意识地倾听体验对象之间的交流、他们与周围人群的对话等。因为这些倾听和观察所得的内容都将构成体验过程所得的重要信息。

比如体验环卫工人，清晨人们尚在梦中，他们已在马路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当街头吃早餐的一些人把用完的饭盒、塑料袋随意丢弃在马路上时，环卫工人默默地赶紧上前拾起来，若埋怨两声，就可能招致一些人叫骂甚至殴打;当他们在清扫的过程中不小心把灰尘扫到行人的衣裤上，时常招致叫骂甚至殴打。此时，周围人冷漠的眼光和态度、环卫工人委曲和无助的神情、过后他们自己的感叹等，都直接反映着这个职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他们自己对这个职业的评价。这些都是记者体验这个职业的过程获得的有用信息。

《人民日报》的“体验三百六十行”专栏刊登的记者冉永平体验式采访报道《马班日记——徒步采访四川大凉山马班邮路纪实(上)》，在记录了马班邮递员们走了一天泥泞的山路来到桃子乡房东家里，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温暖的火塘、噼噼啪啪燃烧的松明子(彝族用做照明的松枝)，在一生中最累的时刻，我走进了夜晚的彝家。有凳子的感觉真好，虽然那凳子只有10厘米高。

房东有3张床，我和老冷是客人，各睡一张。老谢小杨挤一张，小曾和房东夫妇及两个孩子睡在潮湿得已长了草的地上。

虽然很累，但难以入睡。被褥潮湿得似乎能拧出水，山下是洪水发出的巨大声响，旁边是此起彼伏的鼾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在这样的交响乐中我强迫自己睡去，因为明天还有远路要走。^[5]

这里，记者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此起彼伏的鼾声、潮湿得长了草的地面和潮湿得似乎能拧出水来的被褥、房东把床让给马班邮递员而自家的大人孩子都睡在地上等声音和画面，把马班邮递员的艰辛、房东与邮递员之间的感情记录下来，化成了感动自己也感动读者的简短文字。

4.与体验对象交流

体验式采访中，记者毕竟只是短时间地扮演某个角色，虽然可以获得这期间的一些感受，毕竟不可能全面了解体验对象，尤其是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特殊故事，记者不可能遇到，自然也无从体验。这就要求记者在体验的过程中多与体验对象交流，获得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对职业和生存环境的评价等，从而丰富体验对象的相关信息，增进记者在体验中对角色的理解。

《马班日记——徒步采访四川大凉山马班邮路纪实(中)》记录的是一个乡邮员小曾的故事，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记者一路上与他的对话完成的:

早晨，雨点漏过屋顶滴在脸上。我听见身边的老谢在叹气:“一下雨路更不好走了。”小杨说:“乡邮员辛苦呀!”

小曾的确辛苦，昨天，只有他是完全走完42公里的，而且每天休息时，我们迫不及待地一屁股坐下了，而他首先要卸下邮件，然后满山找草肥的地方放马，把马安顿好了，才能坐下休息。今早6时他就起来冒着雨去放马了。

8时，小曾放马回来后，我陪他去对面山坡上的彝族乡长杨阿大家送邮件。总共十几封信、几份6月26日以前的《人民日报》和几份《四川日报》等地方报纸杂志。这些邮件将由乡长带到5公里以外的乡政府，再由乡邮员送到每位用户手中。

昨天，由于小曾牵马走在前头，我没有机会采访他。今天趁送信的机会抓紧时间和他攀谈。

一问一答中我了解到，小曾今年28岁，从17岁开始走马班，到现在已走了11年。他说，全县所有区乡他都走过了。左所这条路是今年才走的，他父亲生前作为乡邮员一辈子都在这条路上走，一直到走不动病退为止。他不知道上面调他来是否因为这原因。

我和小曾粗略算了一下，11年里，小曾用双脚已走了12万公里山路，足以绕地球3圈，但他却还没有走出过县境。

我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想了想说:“调到县局工作。”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走马班的确太苦了，这条路还是最好的，我在树合支局走的线路200多公里，来回10天。经常找不到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有时连续几天只能到山上挖山薯，自己烧火烤了吃。在哪里一耽搁，赶不到住宿点就得睡山洞，像野人一样生活。那条路我走了7年。”

小曾的形象陡然在我眼前高大起来。他这些事迹在我看来，足以抵得上省级甚至国家级劳模。但是小曾11年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荣誉。老谢说:“在我们局，每个乡邮员都是这么工作的，外人听了很稀奇，我们则觉得是家常便饭了。”

雨越下越大，为了安全，我们只好等待。

11时，雨小了，我们决定上路。今天要赶到长柏乡，共20公里。因为下雨，小曾很仔细地用雨布盖好邮件，他说，人淋湿了没事，邮件湿了可是大事故，弄丢了更不得了。我问他这么多年丢过邮件没有，他说，要是丢了早就下岗了。寂静的山中只有雨声和我们5个人的脚步声和马蹄声。

5时，我们到达长柏。晚上，喝了点酒，加上共同生活了两天，小曾话逐渐多起来。他告诉我，他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元，这在当地应该说不低，但与车班押运员比，每天的补助太低。车班不走路每天补10元，而马班靠两条腿走却只补4元钱。一旁的小杨插话说:“这还是去年调的呢，原来只有1.7元。”

小曾给我算账:“每天在老乡家吃一顿饭要给4元到5元不等。因为沿途人家少，为了搞好关系，还经常要给老乡家送点茶和酒，到投宿地晚了，来不及割夜草，还得向老乡买马草，又要4元到5元。住老乡家一般一晚5元。这样下来，越是跑得多越落不下钱。”^[6]

通过记者与乡邮员小曾的对话，记者对马班邮路上的邮递员的平时生活和工作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顿时觉得他们的形象是那样高大，“他这些事迹在我看来，足以抵得上省级甚至国家级劳模。但是小曾11年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荣誉”。但这在他们看来却很平常，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如此深入的谈话交流，记者无法靠短时间的体验获得如此丰富而强烈的情感体验。

5.体验时不能忘了记者的角色

我们说记者体验式采访时要融进角色，但记者不能忘了自己的本职是一个记者。关于这一点，有两层意思:第一，体验中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不能因“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虽然记者体验采访对象就像演员体验扮演角色一样，要完全投入，全身心地体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过程、感受，但不能像演员那样完全沉浸在角色体验中而忘了客观地观察和了解所体验角色与外界的交流。记者不是完全被动地跟着体验对象一样做，有时可能会主动增加一些环节，以获得更多的外界信息。比如《马班日记——徒步采访四川大凉山马班邮路纪实(上)》中，记者冉永平在体验乡邮员山路跋涉途中的艰难时有这样一个情节:

我本想表示一下也背一个邮袋，但在泥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没几步，就没了勇气。于是我出了个自以为聪明的主意，花钱请人背邮件。小杨说附近很难找到人。

我们运气不错，没走多久，前面看到两个彝族老乡，谈判结果老谢嫌要价高，还是决定自己背。老乡只要30元，为了区区30元，他们甘愿自己吃苦受累。老冷解释说:“我们州的县邮电局大多数亏损，经费很紧张，花钱不能不仔细。”^[7]

这段插曲就是因为记者主动提议请人背邮袋而发生的。从中可以看到乡邮员“为了区区30元，他们甘愿自己吃苦受累”的节俭和朴实。

第二，体验中既要忘情投入，又要牢牢记住体验过程中获得的所有信息。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因为长年累月地重复，高频率地接受几乎相同的刺激，许多事情已无新鲜感了，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什么刻意要记住的，经历过后很快便忘掉。记者在体验中既要做到像角色本身那样老练，不露声色，同时又不能出现麻木心理，应记住自己经历的每一个细节和感受。同时，体验中还必须有思考，这是记者与所体验角色的不同。不然，记者的体验虽很深入，但不深刻。因为，深刻是以深入的思考和一定的思想为基础的。

二、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也是一种体验式采访。与显性的体验式采访不同，隐性采访一般是指记者不公开身份、不暴露采访目的的采访方式，也有人称之为暗访。也就是说，隐性采访是记者虚拟一个特定的身份去观察和了解事物，以获取公开采访不易得到甚至不可能得到的新闻材料。这里，隐性采访中记者的身份是个关键问题。记者不能公开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应以什么样的身份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呢?因为隐性采访既不能让采访对象发觉记者的身份又能让其在“自然”状态下接受记者的观察和访问，此时记者不可能是普通人，而必须是与采访对象有“合作”关系的特定身份。比如要暗访传销的“上线”，记者的身份是传销的“下线”，而不可能是与此毫无关系的普通人;暗访宰杀死猪病猪的屠宰场，记者的身份是一个肉贩;要暗访一个培训班，记者的身份是一个学生或学生家长等。

(一)隐性采访兴起的背景

说到隐性采访，不能不提及世界新闻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采访案例——美国著名女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采访精神病院的故事。19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科克伦在普利策领导的《纽约世界报》任职，她扮演一名精神病患者，突破纽约一家精神病院封锁，冒险打入该院，了解到该院许多虐待精神病人的内幕。后来，她逃了出来，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以《疯人院的10天》为题公布于众，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政府不得不对该院进行整顿，改善了精神病人的待遇。为此，伊丽莎白·科克伦的事迹被写进了《普利策传》和《美国新闻史》。后来，伊丽莎白·科克伦的隐性采访方式多次被其他报纸和记者采用。

由此可见，隐性采访的运用由来已久。

在中国新闻史上，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6年秋奉大公报社之命，化装成一名公司职员，只身深入西蒙额济纳旗，刺探日军入侵西蒙的动向，即是一次成功的隐性采访。当时的额济纳旗，管辖着“外蒙科布多以南，新疆哈密以东，甘肃酒泉以北，阿拉善旗以西的大片土地”。额济纳旗是战略要地，日军垂涎已久。旗内有日本特务机关，旗的最高统治者图王已被日军收买。范长江如果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进去，不仅了解不到很多真实情况，而且进去了也可能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隐瞒记者的身份，扮成公司职员给图王送礼来到了额济纳旗。在这里，他呆了16天，和图王一家混得很熟，趁机摸清了很多情况……

如今，隐性采访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读者也越来越喜欢阅读这种方式采写出来的新闻。其一，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大多是公开采访难以得到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揭秘”式报道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二，隐性采访大多是监督类的批评报道，这类对非正常现象的监督类报道易于引起人们广泛的心理共鸣;其三，与显性体验式采访一样，隐性采访获得的材料不仅真实，而且很少与其他媒体的报道发生“撞车”，避免雷同现象，易于产生独家新闻。

一般来说，记者的采访大多是公开进行的，为什么还要进行隐性采访呢?或者说，在前面所举例子中，有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是在旧的制度下，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现今时代，记者还需要进行不公开身份的隐性采访呢?这是因为，第一，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有许多阴暗的东西在滋生蔓延，有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甚至非常丑恶的现象存在，这些现象多是在私底下的行为造成的。既然这些现象、做法不敢公开见阳光，自然也不愿或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如果记者以公开的身份去采访这些私底下的行为，势必会遭遇种种阻挠，轻者，得不到任何真实的情况，重者，记者的生命安全都可能会受到威胁、危害。《焦点访谈》是个非常受欢迎的舆论监督类新闻栏目，在全国创下了自己的品牌，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性“精品”栏目。然而，这个栏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峻考验，特别是来自被监督单位和个人的生死威胁。一次，《焦点访谈》的记者去山东临沂地区采访，了解莒南县人民法院在解决一起经济纠纷时非法拘留人质的违法行为，那位口称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的院长说:“你们是记者?记者又能把我怎么样?”边说边晃着捏在手里的中央电视台介绍信和记者证。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在莒南县遇到一系列怪事:从山东青岛市租来的出租车和司机中途不辞而别，住的招待所突然不作任何解释向他们下了逐客令，他们还收到一张小条，警告他们“小心小命”。第二次去莒南采访时，他们坐的一辆面包车被人戳了一个轮胎。这种遭遇许多记者都曾经历过。正因为，隐性采访虽然受到很多争议，它仍然成为记者做监督报道时获取真实材料的有效途径。第二，报道对象的行为多数是在不受干扰的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如果有了记者的参与，会影响当事人行为的“保真”效果。无论是基于监督批评报道的隐性采访，还是基于验证体验报道的隐性采访，都是以记者不公开身份的方式进入采访现场，以便获得报道对象的常态表现，还原新闻事实。比如，本章开头所举案例中，正是因为记者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才能观察到火腿厂工人大方地往水缸里倒剧毒农药敌敌畏的过程。如果记者公开身份，即使能进入火腿制作现场，也会一无所获，看到的只能是经过“包装”的事实。再比如，有群众写信表扬武汉市公汽503路乘务员舒丽丽文明服务的事迹，说她在车上为乘客服务体贴入微，遇到老人上车，她下车搀扶一把;病人在车上吐了，她从不埋怨，主动用拖把洗干净;有人晚上时间太晚，下车后不敢回家，她还把别人送回家……记者接到读者来信后，来到503路车上，没有公开记者的身份，从起点到终点坐了两趟，耳闻目睹了她的服务质量，写下了记者的跟车见闻，读者反响很好。如果记者一上车就公开自己的身份，舒丽丽一路上的服务肯定会很不自在，担心在记者面前有“表演”、“作秀”之嫌。

(二)隐性采访的类型

隐性采访在今天已成为记者深入采访的一种标志。许多报纸和电视新闻都采用了这一采访方式。从实践上看，隐性采访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1.侦察型

侦察型主要指记者在不公开身份的情况下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或社会阴暗面的探访或侦察。这种隐性采访常常是记者事先得到某个举报，或通过观察对某件事实有疑问，为了弄清究竟，化装成另外一种身份，前往暗访，探明虚实。比如，有的记者化装成买食用油的贩子，跟踪一些专门收集餐馆潲水炼制地沟油的人，探访地沟油的熬制过程;有的记者卧底传销队伍，揭露传销人员的“洗脑”技巧、拐骗亲友手法、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记者的采访过程就像公安人员搞侦察工作一样，不暴露身份。

《武汉晨报》曾经有个名叫王浩峰的摄影记者，以侦察型隐性采访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叫响全国。他曾两次到中央电视台，分别在2001年10月的《讲述》和2003年3月的《聊天》节目中讲述自己装疯卖傻13天偷拍飞车大盗的经历。

得到有一帮人经常爬上飞奔的火车，抢盗货物的“情报”后，(1999年)11月18日凌晨3时，我全副“武装”，驾起摩托车，冒着呼啸的北风，风风火火地赶往现场——靠近武汉江岸西站的竹叶山段铁路，可惜，来晚了一步，一伙人抬的抬、扛的扛，刚离开铁路，消失在蒙蒙的晨雾中。

天亮后，我躲在离这不远处“侦察”了一天，除了几个乞丐在游荡外，环境异常宁静。看来“飞车戏”在凌晨早些时候活动。我选好了一个适合打埋伏、偷拍的隐蔽地。

19日深夜，我提前来到这里，进入选好的一人多高的野树荒蒿中，正悄悄前进时，岂料，突然脚下踩着了一只人脚，而对方竟也忍着没吭声。我回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草丛里趴满了人。

我立即“平静”下来，解开裤子，假装小解，随后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为了消除大盗们的警惕，把镜头拍到手，仅靠打埋伏看来行不通了。

11月20日，我经过一番思考，决定装扮。装成铁路工人?装成孕妇?装成盗贼的同行……在家经过自己跟自己反复“试镜”后，都感觉行不通。因自己是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怎么装扮，身体小不了，过于打眼，怎么办?

我回忆着作案现场的环境，现场蓬头垢面的乞丐又浮现在眼前。“对，装成疯子，与他们混在一起!”

21日，我穿上一身脏兮兮的衣服，脸上用煤灰抹得黑乎乎的，再戴顶破草帽，“疯疯癫癫”地到现场来回两头走，时而在地上拾香烟烟头“抽”，饿了就啃两口馒头。尽管如此，对方似乎有所警觉，当我这般“煎熬”地度过漫长的21日、22日、23日、24日这4天时，不见大盗们的踪迹。

25日，我继续在现场“疯”着。这天，当我在铁路边“一觉醒来”的拂晓，发现了目标，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帮子人，接近火车后，有的扒上车将钢铁块往下掀，有的拿着大钩刀将火车下部弄开，让车内的货物往下掉。

当他们扛着“货”从身边走过时，我有意倒在泥水中打滚，有意装“苕”(武汉方言指“傻子”)，不“理睬”他们。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在铁路桥洞边近在咫尺的两个乞丐模样的男人，竟是他们的“哨兵”!当这些人货得手后，见这两个“乞丐”赶紧叫来货车，并帮着往上装货。

这新的发现，给我的“疯察”更增加了难度。于是，我必须再增加“疯”度。26日和27日，我几乎在地上整整滚了两天，没起身，任凭他们“飞车”。一“哨兵”向他们的同伴说我还睡在这里，其中的一妇女“队长”说:“莫管他，他是个‘苕’。”

28日、29日，飞车作案疯狂起来，不分白天和黑夜。但因雾大，火车在行驶、光线昏暗，我在对方的视线下，皆未赢得拍摄时机。

此时的武汉已是隆冬，晚间地上结有白白的冰霜，加上夜间的寒气重，我已变成“水人、冰人”，手和脚已冻得不听使唤了。在地上滚动反而还好受点。我强忍着饥饿和寒冷对身体的折磨，咬紧牙关，自己给自己鼓劲:一定要坚持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时间已到了11月30日。14时左右，他们又疯狂地冲向开过来的火车，哄抢上面的钢板，当车行到我所预计的他们掀货地点时，火车突然又倒回去了，拉远了我与火车之间的距离。这次又没拍成。

我又耐心地回到原地，将裹在内衣里的长镜头拉到了胸口，再次等待拍摄时机。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一直熬到黄昏时分，一个望风的男子轻轻地喊了声:“火车来了。”顿时，草丛中冒出了几十人，分三路奔向刚从站内发出的火车。

这一次，我终于拍摄成功了。

报道引起了武汉铁路公安的高度重视，他们连续出击，用暗守和排查的方式，已将主犯和部分嫌疑人抓获。

侦察型隐性采访存在较高的风险，要求记者有一定的冒险精神，能进入侦察现场，并且反应灵敏，遇有不测，能随机应变，既保证采访成功，又保证记者能安全撤离。

2.体验型

体验型隐性采访与前面提及的显性的体验式采访是不一样的。前一种体验式采访，主要是记者亮明身份去体验各个行业、各个岗位的甜酸苦辣。而体验型隐性采访则是记者以一个被服务者的身份，感受和体验整个服务过程，而不亮明记者的身份。前者体验的是报道对象，后者体验的则是报道对象的服务对象，在体验中观察和了解报道对象。

体验型隐性采访大多以揭露性采访为主。如《记者卧底实录:当代“包身工”惊现广州》^[8]，记者通过应聘进入广州一礼品公司做工，体验了工人们食宿条件差、睡觉时间短、上班时间长、疲劳作业等恶劣环境下的生存状况。

每天在粉尘飞扬的车间工作达16小时，在闷热如蒸笼的宿舍里睡眠不足5小时，每月加班200多小时，超过《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极值36小时的6倍。4月22日，接到一封求救信后，记者乔装“招工”进入广州市白云区广╳礼品公司“做工”，计划在厂里生活和工作一周。然而第三天，记者再也坚持不住了，脱水病倒了，不得不到医院输液治疗。

应聘要求签劳动合同遭怒斥

广╳礼品公司是白云区长红村的老厂，有20多年历史，老板是台商，厂里现有工人200多人，主要生产木制工艺品。4月10日左右，记者接到一封求救信称，该木工厂的工人就像“包身工”一样，被强迫加班，每天只能睡4个多小时。4月22日下午，得知该厂正在招聘木工，记者赶紧背上“行李”，来到工厂应聘。

下午17时，记者在该厂门卫室填了一张求职表，交了50元钱(没有任何收据)和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后，就成了该厂的一名木工。

据保安班长说，该厂招聘员工的工资是每天12元，扣掉2元伙食费，每天可得10元钱。以后每3个月加一元钱，工资超过15元以后5个月加一元。加班工资按1∶1付，每小时1.5元。每个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日。

记者提出要签劳动合同，遭到保安班长的怒斥:“签什么合同，我们自己都没签合同，爱干不干，你从外地来广州，没地方去了，我们给你吃住就不错了。”

住宿蒸笼宿舍里每天只能睡4小时

……“卧底”的第一晚，记者在宿舍一直等到凌晨2时多才有人回来。工人们一个个拖着疲倦的身子，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水桶去冲凉。2时20分，工人们陆续冲凉回来了，有人开始上床睡觉，还有人在洗衣服。

有个上床睡觉的小伙子开始听收音机，收音机播的都是性知识讲座，大家都可以听见，不时可以听到笑声，这也许是他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

记者好不容易和两个还在吃方便面的小伙子攀谈上，他们都是湖南人，在厂里工作不到一年。

其中一个18岁的小伙子说:“在厂里工作最受不了的是加班，每天加班七八个小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宿舍又热，经常睡不好，我在这干了7个月瘦了9斤，这么累下去，我真害怕哪一天会突然死了。”

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想走，没走的原因只是因为工厂欠了两个月的工资没发。2时40分，一个湖北小伙子洗完衣服回来，向他们收钱买蚊香。湖南小伙子说，宿舍里的蚊子很厉害，睡觉时手要是放在边上，蚊子会隔着蚊帐咬他们。

小湖北说:“蚊子其实不怕，有蚊帐对付，最要命的是房子里太热，唯一的吊扇又被定了速度，转动起来可以数清扇叶。根本不可能有风进入蚊帐里。人在蚊帐里就跟蒸桑拿一样，不是因为太累了谁能睡得着?”2时50分，大家都上床了，收音机结束播音。记者躺在床上，汗湿了全身，怎么也睡不着觉，只得用毛巾不停地擦。最后，为了少产生热量，记者尽量躺着不动。3时40分，不知是定错了时间还是怎么回事，下铺的闹钟响了，一直响到4时20分，他才醒来关了闹铃。6时30分，一夜没合眼的记者刚刚迷糊了一下，宿舍里的“布谷鸟”、“小公鸡”叫声一片。起床了。

头昏脑涨，四肢无力，考虑到有任务在身，记者勉强爬了起来。

起来后，其他人都已开始洗脸刷牙，房子中间的小板凳上坐着一个小伙子，看上去不到20岁，歪着脑袋，闭着眼睛睡着了，后来被同事拉着上班去了。

记者算了一下，他们真正睡觉时间只有3时到6时30分不到4小时的时间。

中饭后回宿舍休息时，湖南娃小贵脱了衣服以后，一条条肋骨清晰可数，肋骨的间隙深深陷下去。1.60米的男子，才40公斤。他说在厂里工作两年多了，吃不好，睡不香，加上长期超时劳动，瘦是难免的。看到他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包身工》里的“芦柴棒”。真的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记者用手抚摩了一下他的肋骨，一根根仿佛扎在了记者心里，很难受。

工作疲劳作业手指数次被磨

23日上午7时，记者开始在打磨车间上班，主要任务是把即将组装的木块在砂轮上磨光滑。砂轮磨下的木灰和面粉一样细，不到10分钟，记者就成了一个木灰雕塑。吸入的木灰呛得人直打喷嚏。车间里的温度高，身上的汗像流水一样，不到一小时，汗水和粉末结合在一起，上衣已成了一块沾满灰尘的湿布裹在身上，弄得全身瘙痒，手上的灰尘更厚，痒都没法挠。

客观地说，木工厂的劳动强度不算大，关键是工作时间过长。人在睡眠不足、超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下，最容易疲劳，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瞌睡。

晚上20时，记者感觉体力已到了极限，头发上的汗水一滴滴掉在工作台面上，大脑反应变得迟钝，就想睡觉。抓木块的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不时碰到砂轮上磨一下，好在砂轮表面还裹了一层纱布，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一声“哎哟”吓得记者完全清醒过来，左侧负责给木块打孔的小伙子一个手指被转轮刀打伤了，鲜血直流。

班长过来问了一下断了没有，一看没断，为他包扎一下，大家又继续干活了。生命安全在这里已经极度麻木。4月23日晚12时，记者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假去上厕所，以缓解一下疲劳。正好有位湖北男子也在，他在这工作了9个月，已经算是老员工了。记者递给他一支烟，和他聊了起来。他说:“你怎么来这厂打工，这里简直是个人间地狱，我们想走都走不了，在这里你根本挣不上钱，我一个月加班200多个小时，也就能拿到800块钱。”

记者问他何不请假休息，他说:“请一次假要扣40元，而大多数新员工一天的工资才12元，再扣掉2元伙食费，到手的工资只有10元，请一次病假等于白干4天，他们能不心痛吗?所以经常有人病了还硬撑着上班。听说我进厂以前，打磨车间的电梯旁就有一个女孩突然死了，所以厂里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再这样下去还会死人的。你看厂里有些工人瘦得跟干柴一样。”

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2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宿舍，脱掉汗水泡湿的衣服，用湿毛巾擦了一下汗，真的不想去冲凉了，爬上床，倒头就睡。

伙食饭菜难下咽宁愿吃泡面

木工厂的工人除了睡眠不足，工作时间超长，每天的饭菜也是难以下咽。有些工人宁愿天天吃方便面，而更多的工人连想到外面改善伙食的时间都没有。

工厂食堂的早餐我没有吃过，也没见其他人去吃，大家都抓紧早上的时间睡觉。宿舍的小江西说，早餐差得很，稀饭里米都找不到，很少有人去吃，还不如多睡几分钟管用。他们一般在10时的一点休息空当随便吃点就算了。23日12时，铃声一响，累了一上午的工人们就像被放出笼的鸭子直奔水池一样涌向食堂，等记者从宿舍拿上饭盒来到食堂时，已经有人吃完离开。

米饭自己盛，吃多少都行，但吃不完要罚款。菜是定量的，由食堂师傅打，每人只有一小碟，根本不够吃。第一天吃的是葫芦瓜和萝卜炖鸡。葫芦瓜很老，皮都咬不烂。萝卜炖鸡不知是炖的时间太长，肉都炖烂了还是怎么回事，4块鸡全是骨头，咬了一块扎得嘴疼。

食堂门口有一个大铁桶，里面装了汤，菜不够，工人们就靠汤下饭，汤里零碎地漂着几颗油星，更像是一桶洗锅水。

晚饭是中午剩下的葫芦瓜加一个白菜炒肉，记者数了一下，比指甲盖还大的肉竟然只有5片。葫芦瓜有股馊味，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敢吃，吃完饭后，记者见桌子上的葫芦瓜一堆一堆的。难怪湖南的小刘宁愿天天在宿舍吃方便面也不到食堂吃不要钱的饭(钱在工资里扣了)。

小刘说，食堂的饭不好吃，菜里没油水，就算米饭吃得再多也容易饿。

到了第三天，记者再也坚持不住了，于是拿起手机，给负责外围接应的同事发出了求救短信:“再这样下去要死人了，请接短信后迅速开车到工厂门口接应我。”

虽然安全离开了“人间地狱”，但记者却没有逃脱脱水病倒的命运，最后不得不到医院输液治疗。

这则新闻案例中，记者体验的礼品厂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目的在于报道黑心老板榨取工人血汗的恶劣行径。这类体验型隐性采访除了不公开记者真实身份外，其他的要求与显性体验型采访一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体验型隐性采访都是揭露批评性的。有时候，记者体验的目的只是为了摸底，弄清事实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就写什么，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比如一次大型活动举办前夕，记者对相关硬软件准备情况的摸底，即是如此。有的体验型隐性采访，目的只是在于探明究竟，解开报道对象的秘密。比如城市居民都说菜价太贵，而农民却口口声声说种菜赔了，有的菜一斤只卖一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为了探明其中的奥妙，记者扮成菜贩子，在到菜地购菜和市场卖菜的过程中探明菜价怎样从菜地到市场的翻跟斗奥秘。

3.验证型

有人提出，“使用秘密采访方式的新闻主题，必须是严重影响公众利益的”。现在看来，实践中的隐性采访早已不在这个限定的范围了。有的隐性采访，是对正面形象的验证。比如，各方都称某个地区、某个单位在某个方面做得好，为了探明虚实，记者以不公开身份的隐性采访方式，予以验证。如果事实与人们所说是一致的，证明这个地区、这个单位那方面的工作的确做得好。

1997年，武汉市领导在很多场合称赞新洲区城关镇环境整治得很好，希望媒体予以报道。《长江日报》农村部承担了这一宣传任务。6名记者在部门主任的带领下来到这里，经过商议，决定以暗访的方式验证这座县城环境到底怎么样。6名记者分头行动，有的在地上查找烟头，看汽车站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脏不脏;有的乘坐街上的三轮车，看正在抽烟的师傅把剩下的烟头到底扔在什么地方;有的在街头把自行车随地一放，看究竟有没有人来制止;有的看街头卖水果的果摊旁有没有削后扔掉的果皮、瓜皮等。经过两天的查访，有关领导的评价得到了记者的验证。最后，记者们依照暗访写成一篇通讯《好一方净土——新洲城关踏访记》。由于记者采取的是没有亮明身份的隐性采访，因而报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当然更多的验证型隐性采访是对影响公众利益的事实的验证。如《工人日报》记者张敏采写的《“热线”的冷遇——部分城市“市长电话”暗访》即是如此。

“热线”的冷遇^[9]——部分城市“市长电话”暗访记

……

电话无人接听

记者曾5次拨打“(0931)12345”，这是甘肃省兰州市“市长电话”。但电话铃声响过6次甚至10次以后都无人接听。拨打时间分别是5月19日11时5分，5月25日，10时、10时25分、15时41分和16时17分;

5月19日10时46分至11时48分，记者拨打“(0471)4608999”，这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长电话”，该电话无人接听;第二天13时30分，这个电话照样无人接听。

5月24日15时45分、15时53分、15时58分，记者拨打“(0532)12345”，这是青岛市“市长电话”，电话总是占线。

5月25日15时43分、15时52分、16时10分，记者拨打“(0991)12345”，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市“市长电话”，电话也总是占线。

……

从5月19日至26日，记者8天内拨打了各地10多个城市的“市长电话”，像上述无人接听和占线的情况比比皆是。

此外，“市长电话”用录音形式，每每重复地让你从1至8按电话键，而按下后的每个数字又派生出让你从1至8地按键……循环往复，让拨打电话的人心烦。

比如:

5月19日11时15分，记者拨打“(0871)12345”，昆明市“市长电话”就是用这种录音方式提示。5月23日，从15时44分开始，记者根据录音提示，按人工服务的“1”键，听到的还是录音:“对不起，人工线路正忙，请稍候。”

紧接着，录音里分别就不同的问题，提供了从1至8的按键数字。其中，政策咨询让你按“4”键。按“4”键后的录音内容是:“最低生活保障请按‘1’键，劳动违法行为举报案请按‘3’键，住房、个人贷款请按‘8’键，返回按‘*’号键。”记者按“*”号键后，又听到了返回上述录音的内容。

“总会有一个键按下去，能与接待人员直接对话。”于是，记者抱着这种希望在按“*”号键返回上述录音内容的提示中，选择了“1”键。然而，“最低生活保障等具体情况可向民政局咨询……”听到的仍然是录音。记者在3个半小时内，听到的昆明“市长电话”都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录音提示。

“线路转接中，请稍候……”两秒钟后，电话出现“现在线路繁忙，您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问题:龙泉锦江区电话号码是＊＊＊＊＊＊、青羊区电话号码是＊＊＊＊＊＊”这是5月17日14时5分、4时10分、4时19分四川省成都市“市长电话”的录音内容。拨打这个电话，给记者的直觉就像“114”查号台，而且录音语速太快，3秒钟内报了成都6个区的电话号码，从这种语速来看，又不如查号台。

5月25日10时50分、11时，记者两次拨打“(0755)82100999”深圳市“市长电话”时。电话中总是“值班人员正在接听电话，如果需要了解有关单位的投诉咨询电话，请拨114查号台。”的录音。

而“(0771)12345”广西南宁市“市长电话”在5月26日15时30分、15时35分、16时6分的录音中则总是说:“对不起，现在话务忙，继续等待请按‘1’”。记者3次按“1”键后，听到的还是“继续等待请按‘1’”……

解答模棱两可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一些城市“市长电话”即便有人接听，但接待人员的政策水平及解答能力不强，对问题的答复不尽如人意。

在电话暗访中，接听者都不能肯定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接听人员好像并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对一些市民常提及的政策性问题，城市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准备充足的资料。所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显得十分吃力。

多数接听者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给来电人提供其他部门的电话，让你给他们打电话咨询。有的“市长电话”只是提供某单位的名称，电话号码则要你再去问114。

5月24日，记者就同一个问题拨打了几个大城市的“市长电话”。记者问:“居民院门口的便道上常年被洗车房占据，还摆满了收破烂儿的三轮车，人们出门儿没便道可走，只得躲闪在汽车道上，这事归谁管?您估计这能解决吗?”

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些“市长电话”接听人员回答的内容各不相同，但表述的都是一个意思:“不知道。”

有的说:归城市管理部门，但也不一定，要不，你先问街道办事处吧……;有的说:不太清楚，说不准是……;还有的说:能不能解决说不太好，我们只能给您反映一下。

记者打广州市“市长电话”时问:“我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已经办过暂住证，再搬到别的区，还用办暂住证吗?如果办要找谁?”

“应该不用办吧?”接听人员拿不准地回答。

记者又叮问:“真的不用办吗?”

接听人员又说:“可能要办吧?”

最后，这个“市长电话”干脆叫记者打“114”问公安局有关部门的电话，向他们咨询。

今年4月初，记者在大连采访时，家住大连市某区的沈某指着街道堆成小山的垃圾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居民区如今快变成了垃圾场。特别是到了夏天，这里的气味更是令人难忍。”居民曾多次打电话向市政府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这事太小了，‘市长电话’解决的都是大事。”

……

这篇报道中，记者通过拨打市长电话或无人接听或回答模棱两可的经历，体验了市民的遭遇，真实地展示了市长热线形同虚设的形象，比通过访问得到的材料更真实、更具体、更形象，也更具冲击力。

(三)隐性采访的积极作用

与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方式相比，上述不同类型的隐性采访方式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1.排除干扰，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一般的采访都是记者事先同采访对象先打招呼，常常是事先约好采访时间、采访地点，通报所要采访的内容，以便采访对象做好准备。提前对采访的条件和内容做充分的准备，对于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对于以批评报道为主的监督类报道来说就未必是件好事。一种情况是，采访对象事先知道记者要来采访，有充足的时间做形式主义的文章，把不宜曝光的内容隐藏起来，让记者看不到事实真相。记者走后，一切又恢复往常。另一种情况是，采访对象得知记者的身份后，或拒绝接受采访，或者虽勉强配合记者的采访，但很快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媒体的负责人，利用权力或人情关系，迫使记者的采访报道不能公开发表。有的时候，记者的采访还在进行，一旦被采访单位知道记者的身份，会立即与上级部门汇报，进而多方寻找关系，使记者的采访受到干扰直至流产。可见，采访对象事先知道记者的身份，常常会影响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如果记者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被采访者就不会有任何戒备，说话、做事一如往常，记者的采访和报道都会顺利得多。记者的采访因为没有受到干扰，所获得的材料就原汁原味。

2.感知深切，增强新闻的说服力

记者的隐性采访排除了种种干扰，能全程体验事实的来龙去脉，对事实的感受也更深切，对事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深刻些。由于是记者亲身体验获得的新闻材料，其说服力也强些。

一个人亲身经历的事情，其感受总比对他人的经历感受强烈得多。记者的采访大多是他人经历的事情，经过他人介绍再转述给读者。这种经过层层转述的经历故事，其震撼力已层层削弱，直至难以激起读者心中的波澜。转述的环节越多，影响力也越小。

记者亲身经历的事情，在记者自身心中激起的波澜、激起的社会责任感，自然比听他人的故事要强烈得多。记者亲自将这种直接的感受直接讲给读者听，其说服力也比转述他人的故事强得多。

3.培养记者扎实的采访作风

当前有些记者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变得浮躁、浅陋，采访不够深入，蜻蜓点水似的，热衷于跑机关、泡会海、编材料、拿红包，长此以往一定会“自废武功”。要刹住这股歪风，隐性采访不失为一剂良方。隐性采访无形中“剥夺”了记者的种种特权，逼得记者心无旁骛地深入下去。穆青同志在《多写实录性新闻》中说:“有一种记者，在任何场合都喜欢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还没有说话就先拿出了笔记本。其实，与老百姓一见面就亮出记者证，拿出笔记本，效果往往不好。封建社会有些官员还会微服私访呢，何况我们记者。”隐性采访又叫暗访，记者就不可能明白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记者的身份掩藏起来，不仅不能靠拿材料、听汇报获取素材，有时在暗访过程中还可能遭受恶劣的自然环境折磨和与暗访对象斗智斗勇中的心理纷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隐性采访会遭遇一般采访难以想象的困难，还敢于去碰硬钉子，为的是弄清事实真相，这才是隐性采访得以一直延续的重要动力。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所有环节都必须亲力亲为。由于隐性采访所报道事实的指向大多是负面的，因而对事实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准确度的要求就更高。因此，记者必须深入到事实发生的现场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即使这个调查过程很艰难，也必须坚持这样做。这种采访方式对培养记者扎实的采访作风非常有利。

(四)隐性采访应注意的问题

隐性采访是记者获得真实而富有冲击力的新闻材料的重要采访方式和手段，因而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但是，隐性采访方式也不可滥用。在实践中，使用隐性采访手段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选好隐性采访的题材

隐性采访虽然广受欢迎，而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效果非常好，但并不是任何题材的新闻都适合采取隐性采访这一方式。一般来说，记者的采访应当是公开进行，应当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但是，如果凡事都在征得采访对象同意并以公开方式进行采访，恐怕很多批评报道都无法实施。既如此，就必须明确一个使用隐性采访的范围问题。

一般来说，凡是以公开采访的方式能获得新闻事实材料的，尽量不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隐性采访多用于公开方式不可能实施采访、或不可能达到采访目的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隐性采访存在着一些题材上的禁区，有些身份是不能扮演的。在我国，在任何新闻采访情境中，“新闻记者都不允许伪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等进行采访活动，这类职务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专门授予的，任何人假冒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至于记者伪装成违法犯罪者，例如吸毒者、嫖客之类以摄录所需要的材料，也是不能允许的，这种伪装不仅有损人民记者的尊严，而且会引发意外的事端，甚至助长或促成犯罪活动”。^[10]

2.选好隐性采访的方式

隐性采访中，记者与公开采访一样，会综合运用现场观察、交谈、电话采访、体验采访等方式，但它与这些采访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隐性采访是记者不暴露身份、不向采访对象说明采访意图的采访形式。这种不同，决定了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事先准备好以什么身份进入隐性采访的主题，如以什么身份与暗访对象接触，采取哪些方式实施采访等，都必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比如，记者要对考试中的“枪手”问题进行暗访，既可以以“枪手”的身份找雇主，也可以以雇主的身份找“枪手”，身份不同，路径就不同。

3.暗访须与明察结合

无论明察还是暗访，都有各自优势，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明察有时得不到真相，有时候采访受阻，暗访虽能排除干扰并探明事实真相，但对关键性事实进行解释仅仅依靠暗访难以获得，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使采访更全面、更透彻。有的采访，可以以明察为主，但也需要一定的暗访相配合;而有的采访，可以以暗访为主，也需要一定的明察相配合。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方式，应视采访主题而定。

暗访中记者亮明身份实施公开采访的时机并无一定之规。有时在记者掌握确凿的事实证据之后，就公开身份要求对方对相关事实进行解释，说明真相和原因;有时出于种种原因，记者会在暗访结果公开报道之后，公开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或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暗访对象进行公开采访等。

4.隐性采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目前，我国尚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地对记者的采访权做出明确的规定，更没有法律对隐性采访进行明确的保护。尽管如此，有学者认为，“法无禁止即自由”，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行为的主要属性是自由权利，因此，记者使用的舆论监督手段，包括隐性采访中的偷拍偷录行为，都应当被视为一般权利，法律既然没有明确禁止，就可以使用。尤其是当公开的舆论监督工作遭遇非正常阻挠时，应有条件地允许新闻媒体适度地使用这种手段，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新闻媒体的批评权。这一观点为隐性采访提供了部分合法性依据，事实上也为隐性采访提供了操作底线——遵守法律。

由于采用了非常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往往与公民和法人的权益存在着冲突，关于隐性采访侵权问题一直是隐性采访备受争议的一个焦点。隐性采访最常见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在: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如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侵犯商业秘密;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泄露国家机密;使用不法手段获取信息如有争议的录音、录像、照相器材等。以往许多新闻隐性采访的官司中，以媒体被判输而告终，原因之一是我国法律曾规定，偷拍偷录获取的材料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关于这一点，随着法律条文的修改，隐性采访的空间会更大，但仍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尽管人们对隐性采访的缺陷有着许多非议，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已经广泛地为新闻实务界所采用。不管争议的结果如何，怎样对这一采访方式进行规范，避免侵权和泄密或者引起其他不必要的损害，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

5.隐性采访应接受道德的制约

目前隐性采访备受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记者使用这一采访方式的道德问题。而这一方式的道德困境来自于隐性采访的方法基础——欺骗。用欺骗(隐藏身份、假扮身份)的方法获得新闻材料，即使能够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这种方法本身在道德方面也存在问题(鼓励欺骗、引起社会对偷拍的恐慌等等)。用不道德的方法去揭露、批评不道德的现象、事件，这种行为本身就面临着道德的两难困境。这种道德博弈的出路应该是“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

有些记者不是为了社会公益、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或媒体的特殊需要，这也是隐性采访这一方式屡遭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在暗访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保护暗访对象。对某一个事件或者现象进行批评报道，不应该以伤害特定个体为目的，因此在报道的过程中，记者需要本着人文主义的关怀，注意保护暗访对象，尤其是未成年的暗访对象。这也是暗访过程中涉及道德问题的一方面。

6.隐性采访必须学会保护记者自身的策略

由于隐性采访的主题大多属于揭露批评类的新闻，一旦被人发现，记者常常会遭到伤害，轻者被打一顿，重者可能危及生命。虽然我们说记者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但是，记者也必须学会保护自己，善于在完成采访任务的同时，使自己免受伤害，不然，记者的采访目的就难达到。

2002年元月，《焦点访谈》播放了记者暗访的节目《追踪死猪肉》。记者在山东省诸城市朱解镇小高疃村的一个生猪交易市场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注水后的老母猪流入市场，大量的死猪肉也公开在市场内叫卖。记者以采购员的身份与肉贩子接上了头，在其家的非法屠宰场内，记者看到了躺在案板上的死猪，目睹了死猪肉的加工过程，并与肉贩王希东进行交谈，得知这里买卖死猪肉与买卖活猪肉一样畅通无阻，并无需检疫。为了了解王希东的死猪肉卖到了哪里，记者在他家附近蹲守。第二天下午，有两辆车来王希东家买货，第一辆车刚一去，记者的车就发动，跟出了村，一出村，那辆车就没影了。无奈之下，只好回去再继续蹲守，这时候，线人打来电话说，记者的车刚一开始追，王希东就发现了，打电话给接货的人，叫他们快跑，随后叫了十几个杀猪的伙计，拿着大铁棍子、杀猪刀，开了两辆车，玩命地追。幸好，记者未被追上。这种情况下，再进市场、再去任何一家屠宰户家里，都是不可能的，他们改变策略，远远地守候着销售环节。他们选了辆好一点的车，让司机不要熄火，一有情况马上走，这样终于在第六天成功地拍到了死猪肉进入市场的过程。

可见，记者在实施隐性采访时，要充分考虑到采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设计出各种应对方案，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有的时候，记者的隐性采访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

关于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第一种观点认可并提倡。这主要是那些新闻实务界的人士。他们认可、肯定、推崇隐性采访，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开展舆论监督时，这种采访报道方式被证实为一件能够痛快地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他们在涉及舆论监督的采访中遇到许多阻碍、刁难、恐吓、殴打甚至生命威胁，一旦通过隐性采访获得成功，就会对这种方式情有独钟。同时，他们还认为，采访人与被采访人的权益都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对于普通的公民而言，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保护他们的权益;而对于某些违法犯罪者来说，如果仍享有与普通公民一样的拒绝采访权、逃避报道权，任他们自由地从事违法活动，无异于鼓励和放纵他们继续去侵害更多人的利益。另外，我国《民法通则》对公民肖像权使用的保护，只限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即“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权”。而电视新闻的图像中摄取的肖像，不以营利为目的，又不会给本人造成严重后果，为了鞭挞不良现象或表现社会的某些趋向，记者同样有权不征求本人的同意，就可以报道。

第二种观点坚决反对。其理由也有很多。(1)《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隐性采访被视为非正当采访手段。(2)国际记者联合会1954年4月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中规定:“只用公开的方法获得新闻照片和资料。”(3)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记者可以假冒身份、假扮角色的权利，尤其是假扮购买假发票者、假扮嫖娼者、假扮绑架者、假扮报案者等，这些角色让人觉得很不光彩，有诱导犯罪的倾向。记者如果为了隐性采访而有类似行为是极不妥当的。

第三种观点对隐性采访既不明确提倡也不完全禁止。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隐性采访是开展舆论监督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但对这一手段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不能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滥用暗访手段，只有在无法公开采访或公开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才应考虑选用隐性采访的手段;使用隐性采访要把握好“度”，把握不当，容易出现“越权”、“侵权”等敏感问题，带来不良后果;必须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必须平衡好保护隐私权与满足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关系;不应只以隐性采访的内容为全部依据，因为使用隐性采访的时间不会很长，不能保证采访到的情况不是偶然性的东西，如果把它们当作必然性的东西表现出来，就会以偏概全，背离新闻的真实性等。

◎小结

体验式采访分为显性的体验式采访和隐性的体验式采访。显性的体验式采访是记者参与被报道者的生活和工作，亲身体验他们的劳动和生活过程，并在体验中进一步采访。与其他采访的“你做我写”不同，显性的体验式采访是“我做我写”。体验式采访对记者的特殊要求包括:选好体验对象、全身心投入和参与、细致观察、与体验对象交流、体验时不能忘了记者的角色等。隐性的体验式采访简称隐性采访，也称暗访，其种类可分为侦察型、体验型和验证型。隐性采访对记者的特殊要求包括:选好隐性采访的题材，选好隐性采访的方式，暗访与明察相结合，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接受道德制约，学会保护记者自身的策略。

◎思考题

1.体验式采访的特殊价值是什么?

2.体验式采访是否就是写记者的角色扮演过程和体会?

3.隐性采访应注意哪些问题?

4.对新闻业界和学界关于隐性采访的争论进行梳理。

【注释】

[1]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2003年11月16日。

[2]《涂俏——深圳卧底明星女记者》，http://www.szeasy.com/people/whml/tq.htm

[3]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87页。

[4]黄挺、林骥:《物境情境理境——体验式报道新探》，载《军事记者》2002年第11期。

[5]《人民日报》1997年8月7日。

[6]《人民日报》1997年8月8日。

[7]《人民日报》1997年8月7日。

[8]《新快报》2004年4月30日，作者王晓华、保罗、陈福香。

[9]《工人日报》2005年6月13日。

[10]魏永征:《新闻法新论》，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