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闲暇时间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闲暇时间

闲暇与劳动相对。人类较早地认识到劳动是一种强制性的、奴役式的活动(从早期人类面临的自然强制到社会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的强制)，而闲暇则是一种自由，是对强制、不自由的解放。对自由、轻松的渴望不仅是人生理的需要，也是人精神的需要。从本能上讲，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内在渴望，但是由于种种限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很难实现自由、安逸的生活。为了生计，受制于外在种种世俗的羁绊，人们不得不进行劳动，这劳动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渴望，而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力。但是，人们还是可以通过种种办法尽可能少地受限于这种无奈的约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和技术发展，可以渐渐解放人们的奴役式劳动，人们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闲暇时间，在闲暇时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安排个人的生活。

在中国经历过的“总体性社会”中，整个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城市和农村两大板块都被组织在国家政权的巨大网络之中。在广大农村，农民的身份被紧紧地固定在土地上，他们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以低效为代价，牺牲了农民的大量闲暇时间，加之农村家庭的多子女负担，使得农村家庭的闲暇时间多被抚养孩子的义务所占有，因此，农村家庭的闲暇时间几乎少得可怜。而城市家庭的闲暇时间也是这样。虽然城市居民对工作之外的时间有较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休闲条件的匮乏、简陋，导致城市居民即使拥有了休闲时间，休闲生活的质量也相当差，更何况这休闲时间常常被政治化。当时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敌视休闲生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腐化堕落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沉醉于休闲，往往被认为是玩物丧志，丧失革命理想。即使有时间放松，人们在心理上也不敢放松，因此，这个时期的休闲生活是少而又少的，并遭到了扭曲。

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体性社会”开始松动，中国开始走现代化发展之路，社会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和开放空前解放了压抑多年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为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使人们的劳动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就大大压缩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也就相应延长了休闲时间;其次，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开始解放。过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常常存在这样的念头，即劳动是神圣的，而休闲是可耻、有罪的。对休闲产生过度恐惧是不正常的，合理的休闲不仅是很必要的，而且是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80年代以后的改革不仅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讲究生活的质量;其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休闲的条件和手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80年代以前，人们休闲娱乐的条件十分简单，劳动和工作之外的活动就是看书、下棋、听广播、打牌等，而且书籍、广播多带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其娱乐功能遭到了挤压和扭曲。80年代以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迅速丰富起来，娱乐形式变得丰富多彩。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生活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生活形态。1994年5月，我国由48小时工作制改成44小时工作制，1995年，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这一制度安排，从整体上拓展了中国人的休闲空间，为人们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很重要的制度支持。据有研究者调查，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成为仅次于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生活活动，平均每周一天为336.99分钟，占一天时间的23.39%。男性拥有的休闲时间要比女性高，工作日男女分别为314.38分钟和288.41分钟，休息日分别为471.69分钟和387.87分钟。不同年龄群体的休闲时间状况表现为:在工作日，老年和青年人休闲时间要多于中年人，依次为老年人415.40分钟，青年人为372.32分钟，中年人272.39分钟;休息日则青年人的休闲时间大大高于其他年龄者达571.75分钟。居民的文化程度与休闲时间的关系表现为:在工作日，文化程度低者拥有的休闲时间高于其他文化程度者;在休息日，文化程度愈高拥有的休闲时间愈长。不同婚姻状况者中，在工作日，分居者的休闲时间最长，为355分钟;未婚者次之，为387.82分钟;丧偶者为332.82分钟;离婚者为301.62分钟;已婚者的休闲时间最短，为284.04分钟。在工作日，非在业群体拥有的休闲时间远远高于在业群体，休息日则差别较小。休闲时间已经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依据之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