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舞台”百姓唱主角

一、媒介“舞台”百姓唱主角

（一）观照百姓

1.反映最平凡的“小人物”。

自古帝王将相是媒体关注的重点。在我国，即使在解放后，因长期受极“左”路线的干扰，虽然媒介信息与日俱增，然而作为受者的主体——广大普通百姓却依旧难登媒体之“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传媒市场的逐步形成，传者卖方市场向受者买方市场转移，普通百姓的“身价”提高了。他们不仅能登堂入“室”，而且还能在媒介中“唱”主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将报道的角度转向平民视角，由居高临下的“俯视”转向深入普通人生活的“平视”，在关注当代人生存状态时重视人文关怀，并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如《人民日报》华东版的《众生相》和中央电视台的名牌节目《东方时空》，新闻记者都把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作为报道主角，通过表现不同生活和工作领域里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实现新闻“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追求。《南方周末》的记者也采取“平民视角”，讲究低层体验，通过多种形式的报道对打工妹、农民、爱滋病人、被拐妇女等投注了关切。这种对平等意识的认同，对多元选择的尊重，不只适应了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关怀越来越无微不至的趋向，还有效地引导了舆论，影响更为深刻、更有感染力。

在我国传媒内容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功不可没，该节目中的《百姓故事》（原《生活空间》）栏目就专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1993年11月到1995年底，在《生活空间》栏目里指名道姓直接表现普通百姓中某一个体的内容（反映百姓日常生活某些侧面的内容，没有计算在内）就占了该节目总量的46％（其中1993年占46％；1994年占41％；1995年占51％），并涉及到当今中国社会近70种职业，有教师、演员、拍卖师、巡警、导演、护士、播音员、敲钟人、马桶工、烤鸭人、摄影师、驯犬人、船娘、守墓人、报社编辑、模特、收藏家、画家、神射手、冬泳人、小提琴手、绣花女、养蜂人、引航员、邮递员、记者、手艺人、押运员、设计师、制陶人、园艺师、教练、集邮者、矿工、登山人、捕鱼人、球迷、扳道工、打工妹、办事处主任、救生员、清洁工等等。这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媒体的宗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一年365天，当百姓们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那些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在他们心中会升华出一种自信心、自豪感。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珍惜生命、热爱生活。通过一幅幅真实动人的画面，他们读解到了生命的尊严。

2.根据百姓的需要，设置媒介内容。

媒介内容设置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老百姓的需要，因为失去了老百姓，就失去了媒体信息的来源者和使用者，媒介也就失去了生命。故而，媒体便十分重视对受者使用媒介的情况做调查研究。

近年来，许多电视栏目纷纷加入到电视改版的“狂潮”中来。几乎半年一小改，一年一大改，这已成为电视改革的一大热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传者意识到，改版应从受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解受众的需要，依据受众心理来设置频道节目，换掉老百姓不需要的，保留他们喜爱的，尽量保持名牌节目的稳定性。

例如，中央电视台的观众联系组已于1998年升格为观众联系处，人员和设备均有增加。他们每周出一份《全国收视率调查报告》和《近期收视率简要分析》，每月出一期《观众反映及分析》，每季出一期《收视率季度报告》，年终出版《年度收视率分析报告》，并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电视研究》上有固定的报道栏目“近期收视率排名”，收视率数据已成为节目改革不可或缺的“指挥棒”。过去凭拍脑袋决策的节目组负责人，现在也开始重视研究收视率调查数据。一个节目改革之前，也主动邀请受众和调研者参加研讨，帮助出谋划策。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成立新闻频道。随之，央视一套一改延续8年之久的“以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的节目定位和编排模式，重新调整为“综合频道”。新的改版方案参考了2002年度中央电视台节目综合评价结果、栏目收视率、满意度等多项数据，结合对观众收视心理和收视行为的调查研究，对第一套节目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重组。在改版中，重点考虑到了观众的收视习惯，对一套节目主流收视群体的收视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在时段的划分、节目类型的选择、栏目之间的衔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观众的收视习惯。例如对第一套节目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栏目数量由原来的58个缩减为43个，实现栏目的一周横向打通编排，使不同时段的目标观众更加明确。以往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观众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很多栏目一周只播出一次，有些甚至两至三周才能看到一次，播出规律难以掌握，给收看带来不便。此次改版对一套原有的各类专栏节目进行了重点整合：十余个栏目分流到专业频道播出；部分题材相似、风格相近、有固定收视群体的栏目被合并同类项后重新推出；大部分栏目的重播被取消；同时根据频道新的定位还引进了《天天快乐》、《走遍中国》、《讲述》等新栏目。这样使得栏目数量大幅度压缩，大部分栏目得以打通播出，收到良好的收视效果。

可见，电视节目改版应该体现以人为本。改版并不是目的，而是必要调整的手段，重要的是适应收视需要。在了解大多数观众需求同时，应当努力把握不同层次的观众的一般需求和特殊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对节目进行相应的调整。

3.根据百姓的利益选择热点、焦点。

所谓热点、焦点问题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普遍受到社会关注的问题。”^[7]媒介的兴奋点应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件。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新闻报道要实现“三贴近”，这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贴近”原则充分体现了新闻报道要将视线聚焦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焦点问题上。此外，中央政治局还专题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要求新闻报道的重点要从领导人的活动转移到群众关注的事务上来。这几年来首都各主要媒体都十分重视抓热点、焦点问题，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意识。

表5—1　首都主要媒体设置热点焦点栏目一览表

在为百姓利益服务方面，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是个典型栏目。该栏目的内容主要都是从群众日常生活中采制而来的新闻，反映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关注群众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其新闻强调贴近性、亲和力，追求内容的百姓视角，大量报道市民消费投诉、生活服务资讯，建立信息网络、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新闻线索，听取观众对社会事件的意见。自2002年开播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最高点收视率曾达到17.7％。

《南京零距离》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是因为这个栏目改变了新闻信息的主要关注点，实现了新闻关注点的人本主义的回归。在过去，所谓的社会新闻，包括奇闻趣事、民事纠纷、交通火灾等，都被看作是不入新闻大雅之堂的，往往只能在新闻栏目的结尾部分看到数量很少的几条。而现在，这样的新闻已经成为了新闻节目的主体——真正关注民生，服务公众，反映民意，报道民情。

老百姓是媒介最广大的受众，新闻媒体必须认清这个事实，让流动在城镇每个角落的人成为报道中的主角，以他们的视角来观察周遭人事。新闻报道只有反映民情、民意、民声，紧抓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真切地了解百胜的需要，才能在媒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关怀百姓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意义在于他的人文精神观照的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他强调指出，高层次的需要（指精神需要）建立在基础性需要（指生存需要）之上。虽然我们今天对百姓生活的关怀与马斯洛的关注人的基本需要的内涵不能相提并论，但是马斯洛对于人的各种需要内容的概括有一定的科学性，并得到了人们的共识，因而我们可以借用马斯洛对需要层次的归纳方法来审视我们的媒介在关怀百姓方面的情况。由于媒体多、信息量大，所以仅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和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在1995年和1997年的部分报道为例加以说明。

表5—2　媒体内容与百姓需要

关怀百姓不仅表现在媒体内容与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紧密相联，而且还表现在传者通过媒体对那些生计艰难者、患病无钱医治者、失学儿童、孤儿、老弱病残者等处于困境的人呼吁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这方面媒体宣传的效果非常明显。更值得肯定的是，还有一些传者没有停留在为百姓“穿针引线、牵线搭桥”求助社会的帮助上，而是身体力行，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直接参与对普通百姓的关怀。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上海东方电台，他们曾创办了“792为您解忧”节目。^[8]这个节目通过电波每天为一位或一群听众解决一个困难，送上一份温暖。而这个困难必须是本台记者花力气、亲自解决的；这份温暖是本台记者送到百姓心中的。他们的这种社会善举，透发出来的是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他们的这种社会善举对于理顺困难群众的心绪和情感，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亲切感、认同感，对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弘扬百姓

按照马斯洛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和内在价值。弘扬百姓就是要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浓墨重彩地赞扬蕴藏在亿万人民群众之中的创造力、智慧和业绩。近些年来，我国传媒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他们千方百计给普通百姓提供展示其才华和能力的机会。比如，通过开辟“热线电话”、读者园地和召开座谈会，进行受众调查等途径及时听取受众的反馈信息；开办“今天我上镜”栏目、举办有奖抢答和征文活动；邀请观（听）众参与直播或组织“当一天记者”及联谊会等活动，加强传受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情感交流。《北京晚报》在1996年7月开辟的“我在北京打工征文”专栏在弘扬百姓方面尤为突出。他们不仅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外地打工者以吐露心声和表现自我的机会，而且还让他们得以“著书立传”。1997年3月出版了《我在北京打工》优秀征文集，评论者认为，这“不是用笔墨写出的书，而是用生命，用心血，用甜酸苦辣咸写出的书。书中的作者是为建设北京做出贡献的外地民工，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人生，用自己的创造为北京增光添彩，这些在大城市底层的打工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自信的人格力量，深深教育了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