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世界对传受者社会化的影响

三、媒介世界对传受者社会化的影响

媒介世界对传受者社会化的影响属于媒介世界对传受者心理影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还可以理解为传媒具有影响传受者（因现代社会传媒高度发达，尤其电视观众已占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所以此处的传受者也可以泛指一般民众，用人们或人替代，下同）社会化的教育功能。

有心理学家认为社会化（也可称之为人格的形成）分为基本社会化和二次社会化。“基本社会化有年龄界限，不同的文化对基本社会化的完成有不同的年龄规定。在我国到达18岁即进入成人期的始年，标志着基本社会化的完成。”“二次社会化是指儿童进入成人以后继续进行的社会化的过程，又叫继续社会化。继续社会化是在社区和大社会中进行的”。^[23]

（一）学校教育与人的基本社会化

20世纪初期，有心理学家将人的社会化主要局限在童年期。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成人的人格特征是由5岁前婴幼期经验决定的。即人在5岁前的经验会直接影响其今后的社会化进程。后来，教育工作者大多根据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将18岁定为人成熟的始年。

从对正规的学校教育产生的过程分析，教育一词一般指学校教育。它是为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其目的是为了向青少年传授知识、文化遗产和提高其智力水平及社会活动能力。于是18岁之前的青少年便主要靠学校教育（当然还有家庭教育、同辈群体、社区等）完成自身的社会化。他们在某个教育机构内，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在教师的指导下，集中在一起，以较快的速度，积累人生最基础的文化知识和人生经验。在信息时代出现前，社会的更迭、演化相对比较缓慢，学校教育大体上可以满足青少年的社会化需要。

（二）传媒的教育功能与人的继续社会化

随着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产生，心理学家对人的社会化进程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精神分析医生、人格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埃里克森（Erikson）。他将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内涵扩大，提出了“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的观点（又称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24]。主张人从出生到死亡始终存在着人格发展。此外，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赫威斯也曾于1972年制定了个体各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事实证明，无论在哪种社会环境中，人的一生都存在着人格发展的任务，也即人的社会化是终生存在的。按照这种理论，显然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人的继续社会化。又由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往往带有很强的基础性和明显的滞后性，使其与人的继续社会化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中后期时，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像中国人经历了十年“文革”、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如何认识中国的走向？作为个体应怎样给自己在政治上定位？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成年人面前的大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仅仅靠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许多问题对教师来说也是陌生的。要想使亿万人民尽快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统一步调，除了依靠学校和各级党组织教育外，还要凭借大众传媒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大众媒体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政治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践总结，使亿万中国人民得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明确这个重大问题对于人们的政治社会化是非常有益的。

大众传媒对于人的社会化的影响对那些没有条件或较少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的人而言显得格外突出。举一个例子说明：2002年3月8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三・八”大型谈话节目《我们》。被采访人叫刘小样。在采访中，主持人张越被这位仅有初二文化水平的陕西农村妇女的谈吐所震惊。刘小样讲：“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即使是农村妇女，她也该是有思想的女人。”“人在向往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没有蜕变，时代它可能就前进得没有力量。”等等。有人认为，她拥有这些思想，“不一定是吸收来的，有时候它就是天生在那儿。”^[25]其实刘小样在其继续社会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尖锐的心理与环境的冲突（即她对理想的追求超过了她所生活的比较封闭的环境）并不完全是先天造成的，而是其先天素质与其后天环境互动的结果。前者包括她的思维品质和敏感度，后者指她生存的不很发达的农村，特别是书籍对她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她不喜欢读一般的书，而爱读像鲁迅及西北作家的精品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读好书而且勤于思考，甚至勤奋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正是这些内外原因造就了这个独特的农村妇女。虽然这是个特例，但是正是因为她是特例便更能反证传媒的教育功能。对于那些既受过高等教育又经常使用媒体的人，很难划清影响其成长的学校教育和传媒教育各自所占的比例，而像刘小样这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村妇女，却能表达出令央视主持人都震惊的思想和行为，恰恰说明了传媒教育的巨大威力。

（三）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与人的反向社会化

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在其《现代心理学》一书中曾在介绍一种社会生物学的新方向（即人和动物的利己利群行为模式是在世代繁衍中形成的并被保存于后代的基因）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或动物）的社会行为，是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世代繁衍而演化来的，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演化，才有了文化。文化时代开始迄今，也不过六七千年，在以往的演化阶段，环境变化少，人类的适应是缓慢地、逐渐地随环境而改变。近几十年来，因科技发展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剧变，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将造成何种想象不到的适应困难呢？”^[26]目前人类生存环境的剧变已经成为现实。现在已经进入被学者们称之为的信息时代或曰“后喻时代”。1998年《中国青少年儿童研究所》“向孩子学习课题组”通过对北京、沈阳、南京、杭州等八个大城市10—18岁青少年的家长、教师和41位知名学者进行为期10个月的大型调查后，得出结论：“尽管成人的教育和影响仍是今天青少年社会化的主流，但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孩子具有许多上几代孩子所不具备的优点，他们已经有能力影响成人世界，并且已经在对成人世界发挥着影响。”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喻时代”。^[27]在“后喻时代”，年长者的继续社会化会与反向社会化同步进行。所谓“反向社会化”指“年青一代将文化知识传递给年长的一代”^[28]；亦指传统的受教育者对施教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变化知识，也称“文化反哺”。在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会更多地受到青年文化内容的影响。在家庭里父母向孩子学习电脑知识，在学校里老师向学生学习新的知识都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这个新特点。

年长者的继续社会化，除了在家庭和学校内进行外，还需要大众媒体的帮助。首先，传媒，特别是第四媒体的迅猛发展所造成的强大攻势，对年长者的心理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深切感到下一代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独立性和接受新生事物的巨大能量，同时也痛切地认识到不从“网络外”进入到“网络内”，就有可能变“入局”为“出局”，由“中心人”转为“边缘人”，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

其次，媒体内容可以帮助年长者学习、掌握新的知识，从而缩小他们与年轻人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