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革命精神。但是由于缺乏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的领导，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又不能给无产阶级指明解放的道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把它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成为无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一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逐渐走向成熟。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报刊，它们在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与《共产主义杂志》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后者成立于1836年，最初只是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相继建立支部，成为国际性的工人组织。1847年春，马克思、恩格斯被邀请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同年6月改组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口号，并规定同盟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这次大会也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召开，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新纲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大会选举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出版同盟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威廉·沃尔弗(1809—1864年)担任负责人。

沃尔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杂志的筹备与出版工作。1847年9月，《共产主义杂志》在伦敦创刊，封面上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杂志一共16页，印行1 000份。

创刊号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和宗旨。它高举战斗旗帜，对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杂志严厉批评了原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威廉·魏特林的错误主张，特别驳斥了他的宗派思想和密谋活动，指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正确道路。对自命为德国共产主义代表的克利盖鼓吹的平分土地就能消灭贫困，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论调，杂志也进行了抨击，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爱的王国”。对改良派和不抵抗主义者，杂志同样进行了批判，指出暴力革命是通向良好制度的必由之路，放弃斗争就意味着死亡。

创刊号还刊登了同盟中央委员会反对卡贝空想计划(通过和平方式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定，指出这一计划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共产主义者的事业不是回避斗争，而是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组织人民进行反压迫斗争。

《共产主义杂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同盟领导者没有必要的资金，没有印刷机和足够数量的铅字，也没有固定的编辑人员，因此只出一期创刊号就停刊了。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但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它是最早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正式的机关刊物，开创了共产主义机关报刊的历史。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

在德意志地区，长期的封建禁锢使报业发展十分缓慢(尽管近代报业在此发轫)。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越过国界，在德意志境内广泛传播。19世纪初，拿破仑击败普、奥为首的反法联军，继而横扫欧洲大陆，占领了德意志的许多地区。1806年，莱茵地区的16个邦在法国庇护下组成莱茵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宣告解体。拿破仑的入侵强烈地冲击着德意志的封建秩序，带来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典制度。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报业有了新的起色。

这一时期，在拿破仑占领过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报纸，如1802年创办的《科伦日报》、1807年创办的《知识界晨报》、1814年创办的《莱茵信使》等。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一些君权统治较为薄弱的邦国，又出现了一些具有民主倾向的报纸，如《莱比锡总汇报》(1837—1842年)、《德意志电讯》(1838—1848年)。进入40年代，民主思潮更加高涨，逐步形成了要求“统一与自由”的全民族运动，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缓和社会危机，1840年即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41年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其中某些条款比以往有所放宽。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利用这一时机创办了新的报刊。马克思参与编辑(后任主编)的《莱茵报》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莱茵报》创办于1842年1月，全名《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由莱茵省科伦市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出资创办的。马克思从5月开始为该报撰稿，10月被聘为主编。马克思任主编后，《莱茵报》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报纸连续讨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农民问题、报刊检查问题、德国统一问题等，对普鲁士的反动统治和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由于报纸日益明显的革命倾向性，它的影响日增，发行量曾经达到3 400份。它同时也多次遭到检察官的刁难、政府当局的指责和资产阶级股东的埋怨。马克思不甘屈服，于1843年3月辞职，不久报纸也被查封。

1848年到1849年，欧洲大陆兴起了一场革命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在这场革命风暴中，1848年3月，德国发生了反对政府军的武装起义(称“三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被迫下令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为德国报业带来了新的转机。几个月内，德国各地一下子出现了数百家新办报刊，其中就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办的大型日报《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世界上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日报，1848年6月1日创刊于德国科伦，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共出301期。

1．《新莱茵报》创办的背景和经过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来到巴黎，为未来的德国革命进行舆论上的准备。他们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的委托起草了德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要求》的草稿经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在巴黎印成传单，连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德国参加革命的同盟盟员，并于4月初发表在一些民主派的报刊上。《要求》从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规定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要求》把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努力推动革命前进，使之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贯彻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政治纲领，领导分散在各地的盟员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德国创办大型日报。鉴于科伦是大工业的中心，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集中，他们决定在这里出版报纸。

在马克思、恩格斯到达科伦之前，这里的民主党人和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在筹备办报。同盟科伦支部的大部分盟员受当地“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在出版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和在什么地方出版报纸的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们主张办一份地方性的报纸，并试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排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坚持在科伦创办能够影响全德国的大型日报，同时作了一点让步，同意“同盟”科伦支部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加入报纸编辑部。恩格斯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

这份大型日报在筹措了出版经费、组成了编辑部之后，于1848年6月1日正式出版。为了继承《莱茵报》的革命传统，又表明两者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将这份报纸命名为《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实际上是“同盟”的机关报，是“同盟”盟员的组织和舆论中心，但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这份报纸在刊头上标出“民主派机关报”的字样。但是，它并不代表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左派，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民主派在各个具体场合，到处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使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7]

《新莱茵报》的编辑委员会由8人组成，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是他的主要助手，实际上的副主编，并且负责撰写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其他编委会成员有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恩斯特·德朗克、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弗莱里格拉特。他们大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这是一个团结精干的战斗集体，共同承担了全部编辑、采访、撰稿、联系通讯员、处理读者来信的任务，工作十分繁忙，但工作效率却极高(只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人例外)。

马克思领导编委会的工作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器重编辑们的才华，科学分工，用其所长;二是要求编辑们既做报纸工作，同时又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把办报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而且经常为报纸撰稿。在《新莱茵报》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为报纸撰写各种体裁的文章400多篇。马克思在斗争最激烈的日子里写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文件》、《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等文章，不仅是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典范，而且是新闻评论的精品。

《新莱茵报》除星期一以外，每天出版。一般为4版，新闻多的时候出增刊。报纸十分重视新闻的时效性，遇到重大消息就以传单形式出号外，有时一天出两次报纸。每期报纸和附刊的末尾还辟有《最新消息》栏，简告开印前收到的最新消息。报纸发行方式大部分为订阅，也有一些零售。尽管遇到种种阻挠，报纸的销量在3个月内就达到5 000份，最高时达到6 000份。

报纸出版过程中的最大困难是经费。创办之初征集到的股份很少，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随着报纸的出版，陆续有人退股。在发表了抨击法兰克福议会和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言论之后，全部股份都失去了。为了坚持出版，编委会成员千方百计向友人借贷，向革命者募集，并且贡献出自己的积蓄和家产。马克思除了献出现金外，还用继承的全部遗产作抵押来偿还报社欠债。待到他被强行驱逐出境时，他已经一贫如洗了。

2．《新莱茵报》的宣传内容

《新莱茵报》是适应德国革命的需要创办的。它始终不渝地宣传《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所规定的革命纲领和路线:对内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对外推进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这是德国革命的两项基本任务，因而也是《新莱茵报》宣传内容的两个基本方面。

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在德国如何实现统一，统一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以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各邦为主的资产阶级主张排除奥地利，由普鲁士来统一各邦国，称为“小德意志方案”;以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各邦为主的资产阶级，则主张由奥地利来统一德意志，称为“大德意志方案”。无论是“小德意志方案”还是“大德意志方案”，都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帝国。

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一般都支持“小德意志方案”;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态度较为接近无产阶级，即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国封建专制政权，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但在西南部各邦国，小资产阶级则普遍主张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共和国。

《新莱茵报》不断揭露资产阶级企图以普鲁士王国或是奥地利帝国为中心实现统一的主张的反动实质，批驳小资产阶级主张君主立宪或建立联邦共和国的错误路线。指出德国的未来只能是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

在对外政策上，《新莱茵报》反复说明，只有联合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沙皇俄国，德国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因为沙俄是反动政治势力的支柱，德国三月革命后沙俄就表示要提供军队帮助普鲁士重建专制政体。这一事实说明，实现德国统一不仅要打倒普鲁士的王朝统治，还要对俄宣战。1848年7月12日的《新莱茵报》(第24期)明确指出: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

《新莱茵报》在宣传革命纲领的同时，还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阻挠纲领贯彻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以科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哥特沙克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同民主派结盟，认为工人阶级参加民主运动是“机会主义”，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而以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彼尔恩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则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反对进行政治斗争。《新莱茵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澄清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阐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意义，指出无产阶级一定要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为把这场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由于《新莱茵报》在宣传革命纲领和路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德国实现统一的方向和目标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认同，柏林和科伦的工人组织也开始走上同盟指引的方向，站到同盟中央方面来。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德意志的统一，而资产阶级依然软弱无力，统一德国的领导权最终还是落在了普鲁士手中。

3．《新莱茵报》的宣传特色

《新莱茵报》在无产阶级报刊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列宁曾称赞它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无与伦比的机关报”。它的办报思想、宣传特色和战斗风格，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宝贵财富。

《新莱茵报》的宣传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对敌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结合起来。

《新莱茵报》打出的虽然是民主派的旗帜，但是它时时处处强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问题，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德国革命制定的政治纲领，全力贯彻《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规定的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以此来武装群众、指导斗争。

与此同时，《新莱茵报》注意斗争策略，对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专制制度、容克地主、贵族官僚和反动军阀，《新莱茵报》坚决抨击，深刻揭露;对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主张，报纸采取同样的方法。《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一文揭露了几代王朝的罪恶行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组文章深入剖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本质;对小资产阶级，报纸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态度，支持他们与无产阶级一致的观点，维护他们与无产阶级相同的利益，而对于他们的动摇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则采取批评的态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联合了同盟军，孤立了敌人。

第二，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联系群众，指导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新莱茵报》建立了广泛而灵活的通讯员网，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普通的工人群众都成了它的耳目和朋友。这些通讯员遍布各个城市，与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新莱茵报》能够及时获得有关运动的最新情况，并以比其他报纸更准确的信息赢得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

《新莱茵报》十分重视读者来信，从中获得社会信息，了解群众情绪，据以撰写报道和述评。报纸每期刊发十几封读者来信，直接反映群众的呼声。同时，《新莱茵报》十分重视指导群众，给他们提供理论武器。报纸连载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用通俗的语言教育广大工人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为阶级的解放而战斗。报纸发表的《西里西亚的十亿》等有关农村问题的文章，揭露了贵族地主对农民的贪婪榨取，号召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团结奋进。报纸在革命发展各阶段及时发表的评论，提出的口号，都为群众指明了方向。

报纸编辑部成员不仅用笔战斗，而且直接参加到群众活动中去。他们都加入了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马克思、恩格斯还经常参加这些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特别是恩格斯，从爱北斐特起义一开始就走上了“士兵的岗位”，以后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新莱茵报》就是这样同群众打成一片，积极指导运动，推动革命的。

第三，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

《新莱茵报》是无产阶级的旗帜与号角，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报道，都表现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浓缩着强烈的爱憎。创刊伊始，它就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把持的法兰克福议会，说它形同虚设，使统治者大为恼火。《新莱茵报》创办3个星期后，巴黎爆发了工人起义(六月起义)——法国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与资产阶级军队展开了激烈的街垒战。从起义的第一天起，《新莱茵报》就坚定地站在起义者一边，不断地发消息，出号外，向读者报道起义情况。起义失败后，《新莱茵报》愤怒谴责当局的残暴行为，热情赞颂起义者英勇抗敌的精神，并对这次革命进行了总结。当时，在全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对巴黎工人起义横加指责时，只有《新莱茵报》支持它，并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了这次起义。

《新莱茵报》文风鲜明生动、尖锐泼辣，特别是对敌人的讽刺揭露，更是犀利无比，战斗力极强。恩格斯后来回忆这段战斗历程时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8]

正是因为《新莱茵报》具有以上特色，普鲁士王朝和与之勾结的资产阶级无比憎恨它，攻击它是“一切可恶报纸中最可恶的报纸”，并且想方设法加以迫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当局对该报编辑人员制造了23起诉讼案，马克思先后7次受到传讯和庭审，恩格斯也受到两次通缉。1848年9月25日，该报多位编辑人员在参加群众集会时遭到当局逮捕，报纸一度停刊。以后，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出现，《新莱茵报》又重新披挂上阵。1849年4月和5月，报纸频频出版号外，号召人民准备起义。莱茵省省长和警察厅厅长惊恐万分，决心采取措施置《新莱茵报》于死地。他们向马克思下达了“警察局的逐客令”，德朗克和维尔特也作为“非普鲁士臣民”被驱逐，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则受到了法律追究。这样，编辑部除一两个人之外，基本上都受到了迫害，报纸不得不停刊。5月19日的终刊号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表了德国革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著名的告别诗和马克思的《致科伦工人》，文章满怀激情地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马克思、恩格斯流亡到伦敦，重新开展革命工作，着手积聚由于革命失败和遭受迫害而被削弱的无产阶级力量。为了帮助无产阶级群众总结经验教训，发展和宣传革命理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6日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该刊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出版。

杂志出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总结了欧洲革命的经验，写出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其中的一些刊登在杂志上。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进展。杂志也没有忽视对当前时事政治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按月、按国家和地区，分别就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进行分析和评论，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打算在杂志出版后逐步将它改为周刊，然后再改为日报，但由于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的短缺，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850年11月底，在出了5、6期合刊后，杂志就宣告停刊了。在杂志停刊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已经发生策略上的分歧和斗争。1852年11月7日，同盟宣告解体。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工作和包括办报在内的革命实践活动，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三)第一国际及其报刊

19世纪50、60年代，是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然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于此时不期而至(1857—1861年)。危机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使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这时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加强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自发地建立起各种国际组织。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和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讨论支持波兰起义和各国工人联合斗争的问题。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简称“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被改称为“第一国际”。

由于条件的限制，国际工人协会无力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只能利用已有的工人报刊进行宣传工作。

1864年11月，国际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会)确定英国工会联合会的报纸《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为自己的机关报。该报1861年10月在伦敦创刊，每星期六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右翼工联主义者、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乔治·波特尔。国际成立前，该报不时报道英国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动态，对促进欧洲各国工人的团结合作起过一定的作用。国际成立后该报曾热情地报道了成立大会盛况以及临时委员会最初几次会议的情况，刊登了国际的宣言和临时章程。但该报在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后，控制权并未移交，只是达成一种默契:按互惠条件，报纸无偿提供版面，定期报道委员会会议和刊登文件;委员会按每份2便士计价，订阅该报，分送给各位委员和各分部。《蜂房报》在国际的宣传活动中曾作出过贡献，但波特尔始终没有放弃改良主义的错误倾向，后来甚至经常在报道中对国际所提供的情况任意篡改和删节。1869年底，《蜂房报》又更换了所有者，完全陷入自由派投机分子的控制之下。1870年5月17日，经马克思建议，国际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同它断绝联系。1876年，《蜂房报》停刊。

在此之前，1865年夏天，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机关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的所有者利诺，决定把报纸交给总委员会支配。为此，总委员会集资建立了一个“工业报纸公司”，并且按照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提议，将报名改为《工人辩护士报》。马克思认为，更改后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份报纸的任务，也就是说，它随时都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1865年9月底，马克思担任该报国际报道组的领导人。该报开始刊登总委员会的材料，广泛介绍各种工人运动并予以声援。但是，自报纸移交之日起，马克思等人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就没有中断过，而报纸公司理事会里的改良主义者又总是采取妥协的办法，以取得他们的资助。1866年2月初，理事会的一些人趁马克思因病没有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之机，改组了编辑部，将《工人辩护士报》更名为《共和国报》，改变了报纸的性质，提出了一个不包含工人阶级特有要求的纲领。尽管马克思作了许多努力，还是未能防止该报的蜕变。由于工联机会主义分子对《共和国报》的控制日益加强，6月9日，马克思退出“工业报纸公司”理事会。1866年9月8日起，该报宣称自己是“改革运动机关报”，实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喉舌。1867年7月20日，该报停刊。

虽然由于条件所限，国际总委员会一直没有掌握可靠的机关刊物，但是自1865年起由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创办的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类刊物有: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报》(1865—1866年)、《先驱报》(1866—1871年);法国的《法兰西信使报》(1866—1868年);比利时的《人民论坛报》(1861—1869年)、《国际报》(1869—1873年)、《左岸》杂志(1865—1866年);俄国的《人民事业》杂志(1868—1870年)。这些刊物经常刊登国际文件，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在引导工人斗争、促进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一些颇得马克思的赞赏。例如，马克思认为1868—1869年的《先驱报》“是协会最出色、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该报不但在瑞士广为传播，在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美国等也有自己的读者。

由此可见，《先驱报》等虽然不是总委员会的机关报，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机关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