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恶灵魂和绝望眼神中寻找真相

科教节目中心　王　晓

王　晓

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法治电视新闻工作者，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我沉默了。

2003年6月，我进入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法治进行时》栏目工作。这是一个能吃苦、不断创造奇迹、有战斗力的优秀团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时刻被一种战无不胜的精神鼓舞着。当我扛着摄像机在夜里随警作战，配合侦查员与犯罪嫌疑人周旋的时候，我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当我站在法院暂看室的铁窗里，与刚刚被判处重刑或极刑的犯人进行终极对话时，我忘记了恐惧。

这些年参与了京城几乎所有大案要案的报道工作

从2003年6月进入《法治进行时》、2007年调入《大家说法》，2013年担任《庭审纪实》栏目制片人兼出镜记者。经过多年的磨炼，我成为采访重刑犯及死刑犯的专职记者。一个个大要案也成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节点”：2003年演员吴若甫绑架案；2005年北新桥幼儿园血案；2006年二胡兄弟北京首例黑社会性质案；2007年中国十大贪官之一温梦杰贪污受贿案；2008年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贪污受贿案；2009年演员臧天朔聚众斗殴案；2010年大兴李磊杀6口灭门惨案；2011年长安街“英菲尼迪”司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2012年国土资源部二调办系列贪官案……就这样，我成了北京各大案要案庭审现场报道的一个“符号”。

面对恶狠狠的死刑犯，鼓起勇气让对方给被害人道歉

这些年我接触并采访了不少死刑犯，给我印象最深、真正从内心中感到恐惧的是当年震惊社会的北新桥幼儿园血案的凶手——付贺功。2004年10月21日凌晨2时许，付贺功窜至北新桥幼儿园行窃，被44岁的值班女教师发现，付用灭火器猛砸女教师的头部、面部数下，致女教师昏迷又将其强奸，并用棉被捂死了女教师。随后，又用灭火器砸死了一名被惊醒的5岁幼童，将孩子扔进洗衣机。2005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付贺功被控的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5项罪名、17起罪行全部成立，残害了5条人命的他，最终被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结束后，我没有离开现场，希望独家对这位身背5条人命的罪犯进行采访，探究这个人犯罪的真实心理是什么。因为属于重罪犯人，他的手上、脚上都是被焊死的铐子，他剃着光头，脸上有很浓重的络腮胡子，身体精瘦，光着的上身仅披了一件黄背心。付贺功被两个法警带过来的时候，我距离他仅有一尺多的距离，他狠狠地用肩膀碰了一下我手中的话筒，旁边的法警很紧张，立即抓住他的肩膀不让他动弹。虽然付贺功这个时候不会对我带来什么伤害，但他的这个举动以及眼中流露出来的凶巴巴、恶狠狠的眼神把我着实吓到了，我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但我故作镇定，和他对视，说，“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理由，希望你能向被害人道歉、给死去的孩子和家长道歉。”付贺功狠狠地说，“你是电视台的是吧？你给我滚出去！”这时，执拗的我突然勇气倍增，坚持让他道歉，让他向被害人说声对不起。这时一旁的法警队队长担心罪犯挣脱法警对我进行突然袭击，便劝我还是放弃。就这样，采访没能再进行下去，付贺功临出门时嘟囔了一句，是社会遗弃了他。之后我了解到，付贺功原来因为偷窃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父母也不要他了，他便到处流浪，然后就与社会为敌，犯下连环杀人的罪行。回想起这次采访经历，我想，如果重新来过，我还会这样做，也许比当年还要坚持。

宁愿放弃采访也不愿挖被害人亲属的痛处

2012年，东四十四条的一家发生了父亲因为醉酒把亲生儿子一刀扎死、之后锒铛入狱的惨剧。这是多可怜的一家人哪！当时我有些犹豫：采访还是不采访？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敲开了这家人的房门。当死者的妈妈和姐姐见到我时，她们回避、悲痛、情绪激动。死者的姐姐说：“我真的说不出来什么，这件事给我们家造成的痛苦太大了，这一辈子我都走不出来，我妈到现在完全精神恍惚。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不采访我们？”她的眼神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我理解！”于是我放弃了与这对母女的对话。从此以后，只要被害人的亲属稍有顾虑，我宁愿放弃采访，也不愿想去碰触她们的伤痛！虽然我们关注案件，但我们更关心人物的命运，我们要做有温度的法治节目。

从采访李磊灭门案看到挖掘罪犯心理的重要性

2010年大兴李磊杀6口灭门惨案轰动全国，我对李磊进行了独家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磊当时的眼睛像兔子一样红红的，并不是哭的，而是煎熬的，他说自己当时“杀红了眼”，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死，然后和家人埋在一起。当时采访完这个案件之后，我和身边的法治记者朋友都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正常人会把屠刀挥向自己的家人。2013年1月，我开始负责《庭审纪实》栏目，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我更加注重犯罪心理方面的探究。每一个庭审结束后，我都要求记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充分的采访：首先回访案件现场，走访犯罪嫌疑人生活过的地方及身边的人，了解他的性格、为人、生活状况；走访被害人的亲属，在必要的时候，帮他们联系公益组织；采访心理专家，对罪犯的犯罪动机进行分析，对被害人的亲属进行心理干预，以防留下心理疾病。

12年来，我出现在北京各级人民法院重大案件的庭审现场，看到过无数罪恶的灵魂和被害人亲属绝望的眼神。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在记录中探求真相，在真相中传扬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