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群的自组织特性

网络集群的自组织特性——以“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为个案

曹　阳　樊弋滋⁽¹⁾

一、导　言

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是一个包含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技术的子系统。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1993年在他的著作《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中首次提出互联网内部存在着虚拟社区。如今，我们对于虚拟社区的理解和感受正随着理念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深入发展。互联网已逐渐由传统的“内容平台”，发展到了“关系平台”，传统的圈式封闭的社区结构，正被开放的关系链结构所取代⁽²⁾。在这样诸如SNS、微博等由新型社会网络建立起来的社区中，人们的付出能够得到更多的“报偿”，交流方式也更为主动积极，参与者之间的地位走向了平等和去中心化，从而实现着个体价值的更大程度的发挥。从公民国家的层面上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互联网在人们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提出了网络可以扮演政治生活中的公共领域角色⁽³⁾，并且探讨如何平等、慎重地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⁴⁾。对于中国而言，互联网的扩散无疑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形式，给民众更多参与公共议题的机会，并形成了一些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促进了政治改革⁽⁵⁾。

近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增多⁽⁶⁾，集体事件呈高发态势。而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鲜明有力，诸如“厦门PX事件”、“躲猫猫事件”、“七十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等影响较大的网络集群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网民中存在着的强大舆论力量。网民通过某一话题的关注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以平等的姿态理性发表看法，协调一致，期望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过程，绝不是一团散沙的无序状态，而是一种能够“有机团结”的系统⁽⁷⁾，用户的行为不是纯粹的非理性的宣泄，其内部存在着一种自动自发，自主自为的、理性的自组织特征，正是这样的一种秩序的建构，使得网络集群中的话题讨论富有意义，向着良性发展。

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4.57亿，社交网站、微博用户规模已分别达到2.35亿、6-311万⁽⁸⁾，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各种社会化媒介参与到传播、评论公共议题中来，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聚集形式也开始呈现出“自组织”机制。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出现的网络公共事件的分析，大多借用传统集群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注重从社会心理角度切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此类案例的逐年增多，我们发现网民在话题的讨论中呈现出来的规律性的行为越来越多，网络社区不应再被看成简单的“数字超市”，而须以系统论的眼光考察其中诸多要素的互动和交换过程，重点考察网络集群参与者之间从无序到有序的互动过程及其整个系统的演变规律，由此总结出网络集群中的自组织特征，从而相对准确地把握虚拟社区系统的发展、演化阶段，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互联网的社会功能起到借鉴作用，也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群体事件的预防工作提供理论和策略上的支持。

二、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一)作为系统的网络社会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塑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正在逐渐浮现⁽⁹⁾。这个社会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人类现实社会的一种“器官投影”，映射出人类群体活动的诸多状态⁽¹⁰⁾。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自由的公共讨论平台能够在社会中扮演新的、更为重要的角色。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能够加强公共话语以及促进民众与政治家之间民主而负责地互动⁽¹¹⁾。

由于互联网在社会信息交流方式上所带来的变革，以及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沟通平台，许多学者将互联网看成一个巨大的系统。“系统”是一种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元素构成的并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具有不同于元素的新质的整体状态和演化过程⁽¹²⁾，而互联网本身也符合系统的特性，它可以看成是高开放性、全球化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计算机能共存于同一网络，不同网络通过网络协议相互传递信息，分布式网络的建构使得世界变成一个信息交流系统的整体，“地球村”的状态也在变成现实⁽¹³⁾。学者还将网络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在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很高的相似性，并提出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网络社会现象⁽¹⁴⁾。从进化系统角度出发，互联网本质上又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是整个社会更大的、更中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技术社会(techno-social)的自组织系统⁽¹⁵⁾，网络社会不仅是包含着技术工具，而且还是制造商和用户的集合，人们通过计算机相互联系，也是新应用的强大驱动力⁽¹⁶⁾。从系统论的角度观察互联网，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考察网络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更关注作为整体的结构和功能，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从而达到更全面地研究结果。

(二)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系统进化的原因以及系统结构的形成过程⁽¹⁷⁾。它是包括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tics)、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分形学说(Fractal Theory)等多学科在内的复杂学科群，“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Haken)在1976年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体系的⁽¹⁸⁾。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是自然界各个子系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效利用资源、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方法和道路⁽¹⁹⁾。该理论探讨的是一个系统如何有可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进化的一般条件、机制和规律性。孙志海将自组织系统层次跃迁和进化概括成非组织向组织的有序化发展过程(创生)、组织的复杂性相对增长的过程(自扩张)、组织维持系统现状的过程(自维持)、系统走向解体，退回到较低的层次状态过程(自退化)这样四个过程⁽²⁰⁾。

从霍布斯最早把自然科学的范式运用到社会系统的研究中以来，社会科学没有停止从自然科学汲取养分的努力，虽然两者之间有着鸿沟，但我们仍然有办法找出沟通它们的桥梁。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等就将系统论与人类社会结合起来，给我们提供一个用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方式来观察的新视角。自组织理论体系创立以后，很快在工程制造、自动化、生物、化学、物理、经济、社会等领域研究和推广。

随着社会化媒体(以SNS、微博为代表)的迅速扩散和使用，自组织理论也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和发展空间，以协同和开放为基本理念的社会化媒体构建了一个让用户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内容的民间舆论平台，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减压阀的作用。不少学者已尝试用系统论的视角分析网络虚拟空间，金兼斌认为网络舆论平台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净化机制或“准生命体功能”，随着事件的发展，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也会趋于客观、公允、理性⁽²¹⁾。彭兰认为自组织是影响公民新闻的一种重要的机制，并以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为基础分析了公民新闻中的协同、合作、分工等过程⁽²²⁾。武艳君、刘丽晶从耗散结构特征，成长中的自组织特性，伦理的自主和自治，以及文化形态的自在与自觉的共在等四个角度显现出虚拟社区作为自组织存在物的主要方面，认为虚拟社区与耗散结构的典型例证贝纳德花纹相类似，建构出的是一个“活”的有序结构，具备开放性、远离平衡、非线性作用机制、涨落等形成耗散结构的一般条件⁽²³⁾。孙佳音、高献忠更为关注虚拟社区中秩序和规则的建构模式，他们将虚拟社区与非线性复杂系统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耦合性，认为虚拟社区在自生长的过程中，在成员的精神需求和运行实际需要的内在驱动下，每次升级完善都很可能增加系统的复杂性，细化社区的功能，规范社区的行为，这种有序程度的自主提高也会根据需要而有目的地持续下去⁽²⁴⁾。约翰·哈格尔三世、阿瑟·阿姆斯特朗认为成员从由成员产生的内容中获得的价值将大于从更常规“出版”内容中获得的价值，要获得这样的价值就会推动虚拟社区的成员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来维护社区的良性运转⁽²⁵⁾。

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内外传播学术界对将自组织嫁接到新媒体技术领域有着较多的关注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成熟，有这样一些制约因素还存在:第一，虽然国内对于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开始增多，但迄今为止有关新媒体与自组织的专论为数不多，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诸如社区建设、企业管理、教育教学等现实领域中，而在网络空间中讨论自组织规律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第二，大部分研究限于宽泛的应然式探讨，触及的仅是虚拟社会所具有的自组织特征，将网络社区与自组织系统进行对照和类比，属于静态的研究，而少有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出发，从具体的网络形态入手进行的动态分析;第三，目前作为自组织研究对象的以QQ群、专业网站、BBS为主，将这些网络应用本身看作一个系统，研究其创生、发展、衰退的过程，如姜胜以FidoNet社区为个案，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该社区自我创生、自我复制、自我繁殖、自我重生的过程，总结出虚拟社区演进的动力、机制和规律⁽²⁶⁾。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在某种网络应用内部所产生的自组织现象，这种微观层次的自组织规律更能揭示出网络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它的内部成员之间如何进行组合、分化、信息交换。

群体是网络社会发展和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是网络社会不断丰富的原动力，是网络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²⁷⁾，网络社会的诸多属性和特征只有通过网络中的各种群体才能反映出来;另一方面，群体是个体的群体，个体由于话题吸引自发组成了一个个开放的“圈”，圈内成员作为集体的一员互动，进行相关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圈内形成一定的规范和秩序，这个过程也具备了自组织的相关特征。因此，我们希望从微观层次入手，将研究对象由完整的网络应用具体到其内部的集群中去，以自组织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网络集群自组织的过程和特征。

(三)网络集群行为

人是社会的动物，集群行为是其社会化本质的一部分，它是在公共和集体冲动的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²⁸⁾，或者是在重新规定社会行为的信念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动员⁽²⁹⁾。长期以来在社会心理学、哲学等领域里对集群行为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集群行为的生发时间、空间、形式、规模、特征、诱因、效用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集群行为理论解释在网络空间中涌现的这些群体现象已经显得不够，需要我们根据实际的变化情况对理论进行深化和拓展。

在网络社会中，“一定数量的、无组织的网络群体，围绕特定的现实主题，在一定诱发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意见的强化与汇聚为特征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网民聚集”⁽³⁰⁾。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集群”，它和现实中的集群行为的相通之处在于也具有自发性、无组织性和不可预期性⁽³¹⁾。而网络集群的特殊性，王建平概括为风险的泛化与不确定性亲密关系与信任关系的变革;信息冲击下的有限理性;信息的双面性与信息传递的反控制性⁽³²⁾。

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架构中，大多数集群行为的研究者都倾心于解答一个问题:个体的行为如何转化成集体行为的?同样，网络集群之所以成为可能，网民之所以能自发组织起来，也有其促发条件和因素。网络集群研究者已尝试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网络集群的产生原因:Spears和Postmes等学者将“去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拓展到了互联网应用中，他们发现，当个体有高社会认同或者低个人认同时，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将增强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遵守⁽³³⁾，互联网使用中的匿名性并没有将个体与群体分离，反而加强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产生了群体规则遵守、群体吸引，刻板印象和群际差异等效果⁽³⁴⁾。魏娟、杜骏飞利用Smelser的“价值累加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网络集群行为是“结构性助长”、“结构性压力”、“普遍的信念”、“催化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³⁵⁾。彭兰借用了麦库姆斯和肖等人在最近几年提出的“议程融合”的理论来解释个体加入议题如何获得归属感⁽³⁶⁾。杨柳利用勒温的“群体动力理论”来解释网络集群的动力机制，主要从群体内聚力、群体压力与群体标准、群体目标与个人动机、“把关人”对群体的影响几方面进行体现⁽³⁷⁾。此外，在集群行为动力的解释上，比较重要的还有奥尔森为了克服群体中的“搭便车”现象而设计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³⁸⁾;于建嵘在对农民维权抗争行为研究后总结出“压迫性反应”机制，认为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更主要的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³⁹⁾。这两种理论虽尚未被纳入网络集群的动力机制解释范畴内，但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对于集群行为的分析都存在着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辨⁽⁴⁰⁾，集群行为的诸理论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不同的解释维度。要明确这一点，我们也许应该回归到具体的网络集群中，从其具体形态以及发展阶段出发，分析其发展阶段和互动过程。孙凤、郑欣选取个案，分析网络集群事件的发展阶段，认为在爆发期是非理性情绪化表达;交作期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点的互相博弈;平息期是理性观点逐渐强大并以积极的方式和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⁴¹⁾。与此同时，杜骏飞、魏娟同样通过个案认为事件诱发阶段是由于“相对剥夺感”的因素，发展阶段是由于压抑心理和各种催化因素;高潮阶段是舆论领袖的行动动员使集群内部实施有秩序的行动，最后消解阶段是由于协商规范与秩序的重构⁽⁴²⁾。

由此可见，大多数学者已经通过具体的案例发现，网络集群的发展实质是一个由非理性逐渐趋向理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秩序。非线性科学对开放、演化以及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的研究为探讨集群行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有价值的工具。有研究者就试图以复杂系统思想为指导，以基于对象的建模方法作为整合微观个人行动、个体间交互作用及宏观整体模式的工具，探讨群际冲突等心理学、社会学问题中的基本机制⁽⁴³⁾。国内学者中如丁未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社群为个案，采用质化研究法详尽分析了该网络群体渐进式发展的不同阶段，探讨民间网络的自组织行为特点及其对公民社会建构中的作用⁽⁴⁴⁾。

三、本土化与个案选择

近年来我国各地群体事件频发，常常从网络信息传播演变为网络集群事件，继而演变为现实社会中的公共危机事件，社会管理层已意识到了网络集群所具有的强大的动员能力，也在不断总结，希望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网络集群的特征及演变规律，寻找到一条更为从容应对和处置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有关网络集群研究不断丰富和拓展，涌现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从以上文献回顾能够看出，目前国内研究者对于网络集群研究的分析路径绝大部分是借鉴西方的集群理论，不少学者将西方集群行为理论直接照搬，用来解释本土的网络集群行为。必须承认，西方集群行为理论与网络集群行为有着相通性，适当借鉴其研究视角无可非议，但在借鉴时须注意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集群行为需要适应中国实际情况。一方面，西方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都是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动，但在中国，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动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困境，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因为难以制度化而缺乏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西方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一般是指具有较高组织化程度的制度外群体政治行动。但中国社会现在几乎完全不具备社会运动职业组织化的制度环境⁽⁴⁵⁾。西方集群行为理论是西方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其中的很多条件性因素在中国会受到制约(如“选择性激励理论”就无法解释中国农民维权行为)。因此，分析中国集群行为时应与中国实际环境相结合，深入到集群行为内部去分析各种因素的发生机制，总结出适应中国集群特点的理论。

第二，现实集群理论与网络集群有联系也有区别。在网络环境中讨论集群行为我们更要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于集群行为的诸多影响，互联网匿名化、去中心化、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决定了网络集群应具备现实集群所没有的特征，且不同网络应用中的集群也应呈现不一样的方式，如BBS和SNS中的网络集群就有较大差别⁽⁴⁶⁾。因此借鉴西方集群理论时要根据互联网具体网络应用的特征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能够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和深化。

在我们将西方集群理论本土化后，我们就能够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公共话语空间的发展尚不充分，能够赋予公民自由表达的舆论场还比较少，网络空间所承担的社会宣泄阀的功能就远远大于西方，因此我国网络集群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弱势群体对于权力阶层的冲突和抗争。这种抗争带有很强的“规则意识”⁽⁴⁷⁾，维权者能够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⁴⁸⁾。这种“规则意识”也带入了我国的网络空间中，直接导致了网络空间对于公共事务和话题的讨论常表现出建设性，而泄愤性甚至破坏性的讨论较少出现。在笔者对网络集群为期一年的观察(2010年3月～2011年3月)中发现，网络集群一般易于出现在BBS、即时聊天工具、博客、微博、SNS、自建网站中，而在突发事件面前，讨论组、微博、SNS相比较而言网络集群的聚合速度更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相当的用户，集群里也能够进行较为充分的讨论，而博客具有更多的“精英主义”特征，话题本身对于集群的影响力比较小;即时聊天工具则较为适合长期经营的社群，同样不适合突发事件、偶发话题的讨论研究。因此我们的个案也将在BBS、微博、SNS这三种网络应用中选择一个进行切入。

本文认为，在对中国网络集群的自组织特征分析的个案选择上，首先需要考察的是那种自组织特征较为明显的网络应用。虽然任何系统的演化与发展既是自组织的，又是非自组织的，研究系统组织结构的由来和发展的动力时，必不可免地要涉及人的意识，而不是系统自身演化的结果⁽⁴⁹⁾。另外，自组织是必须能够自主地从无序中形成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并且这种秩序主要来自系统内部⁽⁵⁰⁾。以这两个必要条件来考察三种网络应用后会发现，BBS中的网络集群较容易出现情绪性、感染性的非理性行为，秩序的形成过程缓慢，且内容松散，集群内部“楼主”的作用比较强大，意见领袖对于话题的选择、讨论的方向和结论的作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在高校BBS上的非理性因素要少一些，但在诸如天涯论坛、猫扑社区等网络空间内，行为失范、群体极化、意见领袖等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社交网站中的网络集群中理性成分的比重相对BBS要大，但基于熟人“圈”的话题讨论中的开放性不强，话题讨论中易出现“小群体”，一方面人际关系对话题讨论有着间接的影响，使得讨论无法充分，另一方面处于群体之外的人会由于疏离感而“快闪”，选择退出，对集群无法形成归属感。微博相对这两者来说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多元话语的集散地，草根阶层能够与精英阶层互动，并将自己的意见放大，成为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⁵¹⁾。作为系统而言，微博更为开放，更为碎片化，更易在其中创造集体理性的话语方式，进而形成自发秩序。就这一意义上来说，微博在公共话题的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赞美，2011年初于建嵘的一条微博掀起了一场“解救乞讨儿童”的公民行动;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了各地抢盐事件，谣言四起，微博迅速形成了理性的对抢盐质疑的声音，政府、专家、媒体纷纷利用微博进行辟谣。可见，微博在我国已逐渐渗透到公共层面，成为各方博弈的话语平台，在微博中的网络集群体现出更强的社会动员力和影响力。作为一个刚兴起不久的网络应用方式，微博已发挥出比BBS和SNS更强大的信息传播力量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研究微博内部的集群现象，无疑也是了解新阶段我国公民社会不断培育成长的一个良好的范本，中国现实公民社会欣欣向荣的同时，网络上的公民社会也已兴起，且在微博上表现出了比现实公民社会更强的自主性，还能够网上走到网下，在网下开展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形成“网上—网下”互动的局面，体现出了现实影响力⁽⁵²⁾。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在自组织理论的理论框架下，选择微博中的典型网络集群事件，判断其是否符合复杂系统的各种条件并作完整描述;考察集群创生的动力机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内部成员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与现实的互动;根据微博传播的特点来探寻网络集群自发秩序的形成途径和维持办法;结合国情探究普通公民借助互联网与权力阶层对话的策略和效果，分析技术的力量能否可能冲破制度障碍，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必要的帮助。因此，自组织理论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研究的最终旨意是希望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研究网络集群来思索公民在理性支配下建构一个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公共领域的可能。

四、个案分析

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由此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截至2010年10月底，新浪微博用户数已达5-000万，目前是中国用户数最多的微博产品⁽⁵³⁾，新浪微博是中国微博领域的代表。其中，微群是一种能够聚合有相同爱好或者相同标签的朋友们，将所有与之相应的话题全部聚拢在一起的应用形式，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微群，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微群，并且为未加入微群的用户随机推荐热门微群。这种大微博里的小群体的方式更便于我们通过某个话题研究其集群状况，否则在微博中抓取海量数据就显得散乱。本文选取的个案是新浪微博中的“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作为研究对象，话题的背景如下:

2011年3月9日，南京市太平北路40多棵梧桐树被“放倒”在地，准备迁移，为地铁3号线大行宫站让道。据政府部门统计，南京地铁3号线、10号线的建设预计将迁移1-100棵行道树。其中两百多棵是梧桐，部分梧桐的树龄达到了60年。有网友将南京太平北路此前绿树成荫的图片配以梧桐被“砍头”后等待装车的图片，在微博上转发给了著名主持人、“老南京”黄健翔。此后，黄健翔在微博上发帖呼吁拯救，并专门组建了一个拯救梧桐树的微博活动，主持人孟非、导演陆川、媒体人李承鹏等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跟进呼吁，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回帖支持，仅黄健翔一个人的微博粉丝数量就超过了400万。

在舆论压力下，3月15日下午，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带领市城管局和地铁建设指挥部相关人员及各大媒体进行了现场办公调研，并宣布将主城区1-000多棵要迁移的树减至600多棵。南京市城管局新闻发言人徐少林在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要建设地铁，移树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管理部门所能做的就是与地铁建设部门一同协商，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尽量少移树木。

然而，对于已将行道树视为城市生命一部分的南京市民，“少移树”的回应并没有平息他们的不满，反而让他们对此质疑:“既然可以少移，那可否不移”、“建地铁非得要大树‘让路’吗”，网民立即发起了“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声明参加者迅速过万。3月16日，不少南京市民自发走上街头，为可能遭砍伐的梧桐树细心地系上绿丝带，以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

随着“让路”风波愈演愈烈，多家媒体陆续刊发了对“梧桐让路”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如3月16日《南方日报》的《南京梧桐保卫战，微博的又一次胜利》、新民晚报的《“南京移树”风波引发的三点思考》，3月17日《光明日报》的《从南京护绿历程看——大树不该被移走》等。

3月17日下午，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批示，南京的绿和树是城市的生命线和重要特色标志，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市长季建业承诺，今后涉及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保护行道树为前提，“不得乱砍树，不得乱移树”。3月19日，南京市民南京图书馆门口的集会抗议砍伐树木的行动，最终在3月20日，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称，地铁三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而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至此，南京梧桐树事件告一段落。

该事件是今年以来较为典型的一起网络集群事件，微博用户因对“砍梧桐树”这一公共话题的关注而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集群，在集群内部进行讨论，自由发表看法，协调一致和有关部门抗争，并且与线下的行动相互配合，形成了自身的秩序和规律，推动了事件发展的步伐。这是平民阶层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集体维权的又一典型的案例，通过对它的分析，能够使我们看到以微博平台为基础的公民自组织的发生、发展和影响力。

论文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方法，对“南京的梧桐树”微群进行全面的描述分析，另外辅之以个人访谈，通过QQ聊天工具、微博私信等方式对微博的发起人和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我们在研究中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与自组织理论相对应，考察“南京的梧桐树”网络集群创生条件(耗散结构理论)、动力机制(协同学)、变化过程(突变论)这三个层面是如何实现系统的自发秩序的;

第二，以个体行为理论、集群行为理论为基础，从个人动机(如利他主义、社会规范等角度)、集体理性(如集体制度、公共利益、身份认同)、环境作用(如压迫性反应、议程融合)等方面，考察中国网络集群中用户参与自组织过程的心理动因，以此思考如何促进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生活的讨论中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框架内，以此个案分析公民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自我组织、形成能与权力阶层相抗衡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策略及其面临的机遇于挑战。

(一)自我创生过程——网络集群自组织发生条件

自我创生，也就是系统不依靠外力，在内部实现结构和功能的自我变更，在外部实现规模的自我生长、形态的自我演化的过程。它是一种由非组织向有组织的有序化发展过程，或由有序化程度较低较简单的组织状态向较高级复杂的组织状态演化。具体到网络集群中，即是考察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的初始过程，包括集群形成的动力、初始成员、规模情况以及成员加入微群并发微博的动机。目前在微博上的集群数量非常庞大，形成的过程也互相迥异，但我们希望能找到此类事件的网络集群形成的共性成分。

“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创建于2011年3月13日，距离砍树事件4天，群主为黄健翔，管理员是《最体育》杂志的总经理张宁、执行主编颜晓华以及南京《周末》报，群标签“树不说话，人要说话”。很显然，这个微群是一种应急性的网络聚合形式，由一个被关注的公共事件演化而来，从组织者的身份来看，其具有很强的媒体公益性质，是由现实社会的舆论领袖所主导建构的讨论平台。

3月9日砍树事件发生后，网友将图片转发给黄健翔，黄健翔于是在3月9日的微博上转发江苏卫视总编室编导“TONG莉”、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孟非等人的帖子，并评论道“砍南京的梧桐树，这是要疯啊”，在3月12日发了两条微博直斥砍树的错误，在3月13日分享了“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的活动。随后“南京的梧桐树”微群成立，在成立后短短的27分钟内(23:32～23:59)，就涌现了396条微博。截至2011年4月6日17:00，“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已有微博数31-257条，成员11-887人，平均日发微博条数1-250.3条群。最先一批进入微群发帖的“卡兹坦卓”是江苏南京人，因为喜欢黄健翔，经常关注他的页面，所以有机会看到黄健翔关于梧桐树的微博，才知道有这个事情，看到以后感到很震惊，就立刻用手机加入了“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并发微博支持，他说:“自己和梧桐树也有感情，怎么能说砍就砍?”在第一天所有微博中，有113个微博成员显示所在地为江苏南京，占总数的28.9%，其余都为全国各省市地区，所在地为“北京”的微博与南京的比例接近。

在砍树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就有网友将被砍树木的照片放到南京本地的“西祠胡同”、“龙虎网”等网站，但在南京市内的影响不大，只有少数网友知悉此事。在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名人将该事件推上微博后，南京梧桐树事件则演变成了全国微博用户关注的问题，在南京市民中也开始广泛传播。经过统计我们发现，到了3月14日(第二天)微博数激增到了3-117条，其中所在地为南京的微博数达到2-238条，比例为71.8%，图1分析了从3月13微群建立到3月16日23:59这个时间段的微博数量，从中能看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南京的微博用户大量加入了梧桐树事件的讨论中，这个过程没有外来指令的协调，也没有外力的支配，整个系统的规模(包含微群成员数和微群微博发帖数)却在不断扩大，系统的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图1　微博统计数据(3月13日～3月16日)

超循环理论进一步将复杂的事物和因果关系中常见的循环现象分为三个等级:反应循环→催化循环→超循环。超循环反应系统内部已经能够产生促进系统演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它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能够维护既有系统的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复制、自适应和自进化。南京人“wuqilu576”看到砍树的消息时非常焦虑，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被吞噬”，在南京20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对南京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梧桐树被砍就“像是自己的家被盗了”，他要在微博上号召南京市民捍卫自身的利益，他在微博上写道“南京人要雄起!”大多数微博也都表达类似的意思:保护南京的梧桐树木，维护公民的权益。当群体还未意识到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严重性时，需要舆论领袖进行动员，让群众觉悟并行动起来。但砍树事件刚开始，大众在知悉此事的第一时间就作出反应，认识到这是摆在市民面前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共同利益的严重受损，使微博用户在无须动员的情况下就在网络上形成集群，声讨砍树的做法。黄健翔、孟非等人只是利用了自身的名人效应，充当了“放大镜”的作用，将信息进行加工、赋予其意义并传递给大众。所以我们认为，“南京的梧桐树”集群本质上是一场在微博上兴起的、由平民广泛参与的维权抗争行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本身是一种强大的动员因素。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用“相对剥夺感”与“压迫性反应”两种机制对其中的动员机制进行分析。

相对剥夺感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S.A.Stouffer)首先提出的概念，它是一种人们自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后的不满与积怨的结合⁽⁵⁴⁾。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将相对剥夺与参照群体结合起来，认为相对剥夺的产生，主要源于参照群体的选择，而与自身利益的实际增减并无直接联系⁽⁵⁵⁾，但这无法解释在没有把自身的利益与任何其他群体作比较时，依然会产生相对剥夺等社会现象。因此通过此案例，我们希望将“相对剥夺感”概念再做一些有意义的扩展。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乐小妖”特别怀念“小时候出门都不用打伞的日子，下雨了就躲在茂密的梧桐树下躲雨”，梧桐树给很多南京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rgxiaop”觉得倘若没有了梧桐树，“南京就不再是南京了”。另一方面，“Raver简”追溯了郑州2009年修地铁时也要移走梧桐树，市民和媒体一起行动起来使得政府少移了很多树的事，以此号召南京的纸媒也行动起来。该微博获得了很高的转载率，不少用户也将南京与其他城市比较，凸显南京梧桐树的价值。从此处我们能够发现，用户出现了这样两个价值期待，一是过去的生活条件，人们的普遍心态是希望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于或至少不低于过去的生活条件，而一旦情况相反，就会感到相对剥夺。二是参照群体，人们会寻找与自身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群体比较，当自身利益实际减少时，固然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南京市民将自身的美好回忆与现实对比时，就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在与其他城市比较时，发现南京梧桐树的这种“优势”将会消失，并且有城市已经存在阻止砍树的先例，于是“相对剥夺感”再次加深。另外，集群中成员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大多数微博都意图代表南京市民来抗议，在集群中呈现出同仇敌忾的状态，建构了较高的集体认同度，集群认同对于受相对剥夺而心怀不满的民众具有的巨大动员作用⁽⁵⁶⁾，于是，在公共利益的相对剥夺感与集体认同的双重动员下，民众更有可能走向联合维权的道路。

压迫性反应机制是于建嵘在研究农民维权抗争过程中提出的概念，认为在一个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中，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的真正动机是“集团”外部的压力⁽⁵⁷⁾。在本案例中，外部的压力来自梧桐树被砍，得以栖身的环境即将受到破坏。个体的利益诉求在强大的权力部门面前显得渺小和微弱，一旦采取了某些针对政府和官员的行动都会面对各方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只有选择联合，通过共同的诉求目标来完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疏解维权过程中的压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并尽可能使得群体具有各方的代表性、权威性，将这种压力转嫁给政府部门，变被动为主动，最终获得期望的共同利益诉求。微博用户“唯菲作歹”说:

“我感到谁都没法通过合法渠道阻止这个(砍树)行为的，所以我只有多发一条微博，积少成多，大家一起将事件放大，这样让全国人民、特别是南京市民关注这件事，明确表明反对态度，让政府被动，这样才有希望……”

“发微博”是人们选择联合起来的方式。对于分散在各处的碎片化的用户而言，微博是他们快速聚合、自由发声的场所，通过转发的方式，某种意见可以被“滚雪球”式地放大，让精英和草根阶层能够互相沟通，联合行动，相较于其他社会化媒体更有利于意见的表达和多元话语的活跃。

耗散结构论认为，系统进化的真正动力来自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系统中，共同促进系统规模增加、结构复杂化的催化剂或者说动力是来自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以及由“砍树”而带来的压力。两者互相作用，相对剥夺感促进了压力形成，压力的增大又会加深相对剥夺感的程度。在微博中，这两种机制在网络传播中不断“反应”，在参与者之间逐渐感染，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特有的方式“放大”出去，这又直接导致了系统规模更大幅度的增加，结构不断更新，由一个平衡过渡到下一个平衡，不断从周围环境中吸取物质、能量和信息，从而维持系统自组织生长的需要(如图2所示)。

图2　网络集群动力演化机制图

(二)自我生长过程——网络集群扩张的动力机制

系统的自我生长是在原有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出现新的结构、新的功能及新的运动形式的过程，是个体在规模、复杂性方面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系统内部各个层次、部分之间相互协调、相互整合在一起，构成系统整体存在和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是研究系统各个层次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通过观察发现，随着讨论的深入，“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的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分散——聚合——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集群由非理性意见占主导逐渐演变成理性意见占主要部分，务实的、建设性的意见逐渐代替了宣泄式的、破坏性的意见，这是一个从无序结构发展为有序结构，从简单结构发展为复杂结构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揭示出网络集群中这种有序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将整个网络集群系统划分成舆论领袖、集群结构、集体认同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1.舆论领袖

在一个集群里的舆论领袖，是指相较于普通成员而言，更积极更充分地在网上搜索、散发和讨论相关信息的人，并且不仅在推动着信息的多级传播，还能凭借其原创内容对他人产生影响。以黄健翔、孟非、张宁等为代表的微博的名人即是比较典型的舆论领袖，他们在集群中的影响力是现实中的折射，依靠既有的粉丝数可以获得足够的关注⁽⁵⁸⁾，他们的意见和观点能够通过粉丝的“转发”行为被放大;他们在现实和虚拟社会的影响力足以聚合起一批新的追随者。以黄健翔为例，名人们在集群中的行为主要是:①评论。黄健翔在3月10日微博上说“砍南京的梧桐树，这是要疯啊”，这是纯粹的情绪宣泄;②转发、联合。黄健翔在3月13日转发张宁关于梧桐树的微博，并转发给了乐嘉、李响、李艾、陆川等名人，将事件影响力扩大;③号召。黄健翔在3月13日的微博中写道“江苏和南京的媒体，请你们不要沉默。这是你们的家园，也是我们的家园”，并且在后来几天号召曾经的体育节目同事关注梧桐树事件;④引导。黄健翔希望人们回归理性，客观看待事件。3月21日的微博中写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查研究，还要允许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理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微博名人作为舆论领袖在集群中的行为不同于BBS中的舆论领袖——“版主”，他们没有自己的职位管理权限，无法对这个集群的成员或者结构作实质性的影响，只能通过名人效应来对集群施加间接的影响，本质上名人也属于集群的参与者。

还有一类舆论领袖没有名人的天然影响力，但是能够依靠自身不断发布信息，发表理性观点而在集群中赢得较高的声望和尊重度，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某种“权力”，我们将他们称为草根舆论领袖。“sisidehua”、“毛毛1234860”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一般①来自民间，是普通的微博用户的一员;②具有非常积极的行为特征。从3月13日到3月23日，“sisidehua”原创、转发关于梧桐树的微博27条;③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动态，在每一个变化节点上都会有发微博的行为;④这一类舆论领袖之间会互相转发各自的微博。“sisidehua”和“毛毛1234860”之间常有互相转发的行为;⑤随着活跃程度的增大，被他人转发次数也逐渐提高。

传统传播学认为舆论领袖在群体中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的两级传播，但在网络空间中，舆论领袖概念的外延被拓展开来:一方面，信息的完全把关已经变得不可能，高度分享性和快速传递性使得任何参与者都是“把关人”，舆论领袖对于信息的控制作用减弱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在大家普遍习惯于做“闪客”的时代，能够在某种网络集群中深度扎根，积极活跃的用户本身就在无形中建构了一种影响力，在集群内部逐步扩散，成为事实上的舆论领袖。

2.集群结构

结构是一个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数量、关系和排列方式，是衡量系统有序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网络集群成员的组织结构，即成员的分工与职责。随着话题讨论的深入，原本松散的、原子式的微博个体之间渐渐形成了联系，形成了相互协调、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成员在互动中自然形成了对自身角色的定义和彼此的分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个体社会角色的扮演由于社会规范的消解显现出了虚拟性、多重性、自主性的特点，也使得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角色更接近个体的本质⁽⁵⁹⁾。在微博互动中，角色扮演因分工方式的不同而更具特色。

通过对“南京的梧桐树”微群的内容分析我们发现，在集群中的参与者根据自身活跃程度、讨论内容、讨论方式等方面自发形成了决策者、搜索者、宣泄者和旁观者这样四种不同的角色分工。决策者是集群中能够利用理性分析事件的人，他们在事件面前不会怨天尤人地埋怨，而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问题的症结并给出行动方案，提出一个改变状况的有效途径，如“毛毛1234860”提议给现有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心歇歇”分析砍树是由于制度造成的，并提议依靠人大和政协的力量;“快乐鸟日子”希望能借助绿色环保组织的力量解决问题等。决策者在人群中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力很大，他们的分析往往能有较高的转发率。搜索者是集群中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与事件相关的信息并传递出去的人，他们会转发大众媒体、民间小道消息，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能够提供事件发展及时和基本准确的信息。如“野榔头”回顾了梧桐树与南京城的变化历程;“小香菜”及时将官方的回应放到的微博中;“唯菲作歹”告知南京很多媒体的论坛关于梧桐树的帖子已经被删。搜索者在集群中的比重比决策者要多，他们的角色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舆论领袖，保证了集群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要素的输入。宣泄者是集群中通过感叹、抱怨、责难、谩骂等方式表达对砍树事件的不满和愤怒的人，这其中分为积极的宣泄者和消极的宣泄者。前者多以感慨、抱怨、调侃为主，如“茜茜”说:“再多的树也经不起这么砍啊……”、“草铃兰”说:“普罗旺斯要不要把薰衣草都拔了搞开发?”等;后者则以纯粹的发泄和咒骂为主。宣泄者在集群中的人数最多，涵盖面最广，他们的讨论内容虽然信息和意义有限，但有较强的感染作用，能够引起共鸣。最后一类是旁观者，指的是集群中一般不标明自身态度，不发表相关的议论，仅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发言，如仅发一个“支持”、“关注”之类的字眼。真正的旁观者其实很难测量，他们大多选择了潜水，静观事态的变化。表1将这四种类型的参与者都列了出来:

表1　网络集群内四种角色的分工

管理学认为，分工是一个组织进行运转并实现其目的的基本条件。网络集群系统秩序的构建同样需要分工协作。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宣泄者是集群系统中最先进入的成员，其强烈的感情化表达方式能够迅速感染，让更多的参与者加入;搜索者可以为系统提供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是系统成员进行合作协同的动力来源;决策者是系统突变和涨落的主导力量，能够对系统运作进行切实有效的推动;旁观者可以看成是系统中的熵，但又具有潜质，在一定条件刺激下能够转变成前三类角色。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自我生长是这四类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每个参与者在集群中的角色分工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动态变化着的，任何一个参与者并非只有一种角色，可以多重角色合一，角色和分工之间都可以不断转化。

3.集体认同

集群内部需要有被成员广泛认可的集体认同，即对维权集群的认可。戴波拉·弗里德曼、道格·麦克亚当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组织的集体认同感是用于表明立场的一种速记标识:它是一组态度、承诺和行为规则;拥有这一认同感的人看来应该会赞同这一立场。”⁽⁶⁰⁾认同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要受到共同规则的制约和导引⁽⁶¹⁾。于建嵘曾对底层农民的维权抗争的“以法抗争”解释框架⁽⁶²⁾，我们也借鉴这个理论，认为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集体认同的表现在于:成员普遍赞同采用“以法维权”、“以理维权”的方式进行抗争。集群参与者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维权行动，言语、行为都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种方式:①集体行动。“毛毛1234860”提议号召南京市民将现有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并认为“这种方式既不违法，也能表达市民关切”。该微博获得了较高的转发率，其他很多成员都认为这种方法合适。“毛毛1234860”表示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在遵守法律的范围内让政府了解市民关切，吸引更多市民注意，并不是要做消极的对抗”;另外还有参与者提议集体签名的活动，也获得了很多支持。②与政府对话。“rrkimi”呼吁大家拨打政府服务热线，让政府知道民意。与此类似有不少参与者寻求能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对话的渠道，如在政府网站中留言、写信给市长信箱等，希望政府能倾听民意，“给个说法”，让决策信息公开透明;③寻求媒体支持。“明天的梧桐”希望能让央视报道南京的梧桐树事件。还有参与者将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的联系方式发了出来，打算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遏止砍树行为;④邀请各界政要参与。不少参与者希望能借助国民党“立委”邱毅的特殊地位保护梧桐树⁽⁶³⁾，还有微博宣称应该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国家总理来“管一管”，利用政要的强大影响力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上是微群中最常用的四种表达维权的方式，虽然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或激烈或理性，但都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中稳步推进，除了极少数言辞冲动的谩骂之外，其他的主张都能保持“以法维权”、“以理维权”。正如群主黄健翔在微博中所说:

“我们探讨保护梧桐树的话题，一定要理性，不要谩骂侮辱，不要扰民不能违法。假如我们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表示更强烈的关注，我们也一定要讨论设计一个合法的，文明的，不影响社会秩序的，环保低碳无公害无污染不制造垃圾和噪音的方式……”

这种主张已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内在集体认同，使得集群中的建议和措施都具有较强的建设性和问题意识，维权的目标是以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非暴力、理性地和地方政府部门对话、博弈是公民社会维权的基本方式。个体的力量是薄弱的，但通过某一协商合作的平台，聚集起大量的民意，就能够对政府不当的行为决策产生抵制作用。民间力量终将成为培育公民社会、促使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力量⁽⁶⁴⁾。

系统论认为，只要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或各个子系统之间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联结、合作、协调与同步行为，便是协同行为。协同行为是系统自组织性的演化形成相对的有序结构的必要条件。而用来描述集体运动的宏观整体效应的参量就是序参量，它一方面支配着子系统的运动，一方面表征着系统的宏观有序度。序参量的形成来源在于系统内部，随着系统合作关系的出现而发生作用，本质上是主宰元素或组分间关系的一种系统参量，是特定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方式⁽⁶⁵⁾。这种流动方式是一个系统有序运作的真正来源。

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系统生长依靠系统元素之间能够有序进行各种协同、合作机制，而协同演化机制的动力，则是存在着舆论领袖、集群结构与集体认同这样三个序参量。舆论领袖保证了系统源源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送，并将输入进行加工、整理，成为集群讨论的物质基础;集群结构则对集群内部成员、话题进行统一的调度，支配着信息的流动、分配方式;集体认同是集群成员协调一致、不断合作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框架，是成员凝聚起来的潜在心理动因。根据伺服原理，系统的序参量能够对子系统起到支配和控制的作用。这三个序参量共同作用，使集群各子系统乃至集群整体都受其支配，社区的宏观有序性因而涌现出来。推动着系统的进化和前进，这是集群保持旺盛活力的主要动因。

(三)自我繁殖过程——网络集群与外界的互动机制

系统的自我繁殖是指个体数量上的增加，新个体与旧个体之间不仅有明显的界限和独立性，还有明显的代际传承关系。自我繁殖强调的不仅是结构和功能上的继续成长，而且母体的一部分还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新个体。管理学认为，自组织系统能够创造条件让各个子系统通过竞争协调，使得系统内部能够自动地去处理外界环境不稳定的大量信息。自组织系统注重创造的主动性、适应的灵活性，以克服复杂多变环境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弊端。

对于微群“南京的梧桐树”而言，随着微群粉丝的不断增加，话题不断增多，与现实联系也越加的密切，在此情况之下，线上针对梧桐树话题的讨论和线下的行动产生了多层次的互动。我们将以自组织中的涨落和突变理论为基础，对整个梧桐树事件的事情演变发展过程进行分析。

涨落是系统状态量对其平均值的偏离。在非线性系统中，涨落推动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态，当偏离程度达到或者超过某一阈值也就是临界点时，一点微小的涨落都有可能被放大，使系统打破原有状态和结构，产生新的耗散结构，呈现稳定的非平衡态，因此，涨落是自组织的触发器。而系统突破临界点通过涨落建立新的有序结构的过程就是突变。⁽⁶⁶⁾

系统通过涨落达到有序，从一种有序态达到另一种有序态，都面临着突变分叉，即面临着多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只有一种可能。分叉点是从旧结构到新结构发生相变的突变点。系统在分叉点对于涨落特别灵敏，一个小的扰动足以使得系统进入耗散结构。分叉需要涨落力才能完成多种可能性之间的选额，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级到高级有序的过渡;而涨落是一种偶然性，协同学把它称作是系统演化的随机力，没有随机的涨落就没有系统的发展⁽⁶⁷⁾。在整个系统进化的过程中，各种可能的随机性涨落因素都有可能产生组织内部的突变分叉，而使得系统朝一个新的有序状态发展。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涨落点的出现让系统出现了分叉，而使得部分子系统演变成了现实，在现实中进一步促进了事件的阶段性的发展，一步一步让系统再次朝向另一个有序状态发展。

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南京市民面对着三种选择:①完全接受政府的举措，砍掉所有梧桐树;②双方互相妥协，政府减少梧桐树的砍伐数量或者移植部分梧桐树，而市民也不再干涉该活动;③政府向南京市民妥协，不再砍伐梧桐树。在这段时间内，网民的言论和现实行动不断结合，在这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事件之间相互作用，引起了整个事件发展的系列大大小小的涨落，而这些涨落最后被网民们充分利用，最后都汇合为有利于网民的巨涨落，大多数微群粉丝都选择了支持市民行为，各种力量融入到反对政府砍树的洪流中。

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创建不到10分钟，微群成员“毛毛1234860”就发出了一条倡议:“我想到一个拯救南京梧桐树的方法，既不违法，又能表达市民关切，就是号召市民们在现有的梧桐树上系上绿丝带。”发出倡议之后其本人的微博状态得到了52个人的转发，并且以@更多人的方式了解到了该活动。此次系统内部的倡导使得事件很快形成了一个小涨落。而此次涨落在呼吁政府停止砍树的过程中也让事件达到了一个小临界点，成为一个形成突变的触发机制。3月14日上午，大家就发现中山东路沿线的梧桐树上被人们系上了绿丝带以抵制砍伐的行动。该行动其实是作为系统内部的涨落引起了系统稍微偏离了原来的平衡状态，导致了突变，使得现实生活中很快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行动。在行动产生之后，许多网友表示赞同支持，继续保持着绿丝带的行动，更深一步地继续“拯救南京梧桐树”的活动，让系统内部又慢慢回复到了一个平衡态。

3月15日，中国国民党立委邱毅在微博中表示“若南京市政府再不停止砍树，他会在国民党中常会提案护树”。次日，邱毅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提案，希望透过海协会和海基会，协调南京市梧桐砍伐事件。而国台办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中称相信南京市政府会妥善处理此事。邱毅的相关行动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涨落力，使得集群行动又面临了一个大的突变。此次突变分叉又充满了各种可能，市政府或者接受各方呼吁停止护树，或者仍然坚持砍树建设地铁。邱毅微博发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内，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就有人转发此消息，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转发和支持，甚至有人直呼“恳请国民党高层出面，停止杀戮”，但是也有人表示不想把政治牵扯进来，只需要自己的梧桐树。邱毅微博状态的更改成为微群系统内部的一个外涨落因素，使得微群成员在此次事件上有了更激烈的讨论和分析，也让系统再次面临了一个突变分叉点。网民力保梧桐树的决心使得他们在网络上的行动更加积极有序，最终也终于使得事件出现了一个转机。3月15日下午，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带领市城管局和地铁建设指挥部相关人员及各大媒体进行了现场办公调研，并宣布将主城区1-000多棵要迁移的树减至600多棵。南京市城管局新闻发言人徐少林在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要建设地铁，移树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管理部门所能做的就是与地铁建设部门一同协商，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尽量少移树木。副市长对该决定的宣布让护树支持者们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坚定了不能妥协的决心。整个集群系统内部再次发生了信息的交换、调节，达到了一个新的状态。

让系统得以更明显的繁殖和壮大体现在微群内部对3月19日集会行动的号召与支持。从3月13日开始，“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就发起了系统内部最大的一个热点话题“拯救南京梧桐”，号召更多的人参与3月19日在南京图书馆门口的集会抗议砍伐树木的行动。类似的小话题都成为系统下的子系统，并且得以相互作用，对整个系统的生存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此次行动成为系统的一个典型突变分叉点，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这也印证了托姆的突变分叉理论，系统进化具有的非必然性或偶然性。针对此次行动南京市民面临两个分叉:要么南京市政府最终向市民的呼吁妥协，不再进行砍树的行动;要么市民的行动被镇压，网络行为被和谐，系统最终受到破坏。而在此次行动中由于网民们齐心协力的决心和各种有序的安排，最终在3月20日，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称，地铁三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而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在整个19日下午的集会行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涨落力对于微群系统内部的影响，系统也不断进行信息的输入、交换和输出，进入了耗散结构的分支。现场成员不断报告现场的相关场景和信息，如:

葡萄树下的小蜗牛:现场有围挡和洒水车。

草铃兰:我到了，没看见好多警察，有一辆治安工作车停在南图对面。应该有些便衣，刚才看见有几个警察跟不知道什么人一起溜达，觉得没什么。

而网络上人们也不断与现场人员进行互动和交流，发表观点表示赞同的言论不停出现在微群中:

mic大块头:我是生活在广州的南京人，只能在这里为你们加油，祝你们平安。保住家乡的那一抹绿色。

梦回九:只要散步的人，有秩序，静默，平和，无暴力，警察也是南京人的子弟，他们从内心也是保护梧桐的，所以不必紧张。爱南京，爱梧桐的人们切记切记杜绝暴力!!!

@天使城杰夫:身在远方，心系南图(京)。希望行动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公民意识，也希望和平理性文明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公职人员认识到过敏是不必要的，并反省政府施政缺乏与市民沟通和缺乏严格按照法律以及依法按程序征得人大同意的过失，改进工作，并建立防止类似大肆砍树发生的机制

(@自在半糖:刚刚贴(检)完车票，马上准备和老公一起出发去南图(京)了，一会儿见)

最后在警察的疏散中人们陆续离去，但是抗议人群与事先来到现场的警察并未发生大的冲突，整个突变下的行动显得理性而有组织。而3月20日市政府的决定也让突变朝着一个另外一个平衡的状态发展。

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很多大大小小突变，而影响突变发生的因素则是随机的，没有决定性的涨落。魏洪森等人曾提出“总的说来，在分叉点上，决定论失效了，随机选择的非决定论发挥了作用。因此，耗散结构理论者认为，在远离平衡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都有表现的机会，在分叉之前，决定论起支配作用，在分叉点上，非决定论起支配作用;在新的稳定分支被选择后，决定论重新又取得支配地位”⁽⁶⁸⁾。所以，在影响突变分叉点更多的是在于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一些偶然的噪声或干扰。而在系统演化中，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并非认识不足造成的，而是系统自组织过程的客观性存在。这种不确定来源于系统内部的不确定性，比如哪一个涨落被随机方法，哪些涨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与之发生何种关联?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如在整个拯救南京梧桐树的事件中，无论是绿丝带的呼吁，还是国民党委员的提案，或是集会行动，对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来说都算是偶然的一些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并不能确定其能带来的影响，也不能确定其对系统内部状态的影响。

系统的自我繁殖是一个不断产生子系统的过程，而随机的涨落驱动着系统中的子系统在获得物质—能量—信息时的非平衡过程，使得一些子系统“涨”、“起”，在瞬间具有了更大的不稳定性，另一些子系统“落”、“伏”，在瞬间具有了更大的稳定性，这样就使得有些子系统在获得资源上具有“优势”，有些子系统在获得资源上处于“劣势”，于是系统之中出现了差异和不平衡，在临界区域附近则会通过突变的方式再朝着另一个平衡状态发展⁽⁶⁹⁾。所以在整个网络集群的自我繁殖过程中，其实就是通过各种涨落引发可能的突变，使得系统朝向一个更为有序平衡状态发展。

(四)自我衰退过程——网络集群的行动弱化机制

系统的自我衰退是当系统所获得的物质—能量—信息低于维持系统现有结构形式运转的要求时，系统就可能走向解体，退回到较低的层次状态，对于自组织系统，当外部环境和内部随机运动的干扰在一定限度之内时，系统能够达到适应性自稳定，而当干扰超过相应阈值时，系统就要面临瓦解的结局⁽⁷⁰⁾。

在自组织系统过程中，自我创生、自我生长、自我繁殖这三种情况是共存的，而在共存的过程中由于耗散结构、超循环现象、涨落突变的存在，系统一直可以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交换，系统一直朝向一个高级有序的状态发展。但是当系统中的能量信息不足以来运转系统结构时，自组织系统就可能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内部的扰动，从而导致系统走向衰退。在自组织理论中，特指的是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演化形式，而退化是个相反的过程，是从高级有序向低级有序或从有序向无序的变化，所以一般而言自组织的进化理论并不包括退化，但是对于一个系统而言，其自我衰退的过程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探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系统不能够更进一步的演化发展而只能走向不断衰退的过程。

在“南京梧桐树”微群中，3月19日市政府决定先全面停止砍树并召开民众听证会以后，整个微群暂时缺乏一个强大的涨落来使得系统得以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此之后微群成员们还是经常在关注之前的集会行动或者当前的梧桐树状况，有时能形成系统内部的一个微弱的信息交换，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整个系统朝着更为高级的状态发展。3月21日一个名为“企鹅臭PP王珂”的微群成员就说:

“明天大家要开始讨论如何合理解决3号地铁跟路面梧桐树的问题了，今天一整天大家都跑题了!!!!!!!别忘了我们最终目的是保护剩下的梧桐树!时间紧迫啊!!!”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面临着阶段性的胜利之后就已经较之前减弱了参与主要话题的讨论，而微群之后甚至只成为内部成员发布信息以及感想的平台，整个系统呈现了衰退的趋势。

面对外部或内部的压力，系统内部会出现混乱，出现了自组织失序，也就是虚拟社区发展的空间出现了非稳定。在这个时候系统会出现自我调整，可降低系统的规模和系统的功能，以自组织退化的方式达到新的平衡⁽⁷¹⁾。对于“南京的梧桐树”这个微群而言，其对系统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来自内部结构的变化。由于微群成员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没有新的突变发生，不会出现耗散结构，也不会出现物质—信息—能量的输入，由此能够维持系统正常运转的结构功能已经逐渐紊乱，这时系统内部为了能够让自己达到平衡，必须选择自退化的方式降低系统的功能。因此，在该微群中虽然系统内部已经没有大量成员针对一个话题发表观点，但是在整个系统过程维持中微群内部仍会以或大或小的交流方式对微群主题“保护南京梧桐”进行呈现。如在市政府答应停止砍树重新商议措施之后，集群内部会通过以随时关注事态进展的方式在微群内部进行交流:

3月23日　微群成员“柳浪风荷”:今日《扬子晚报》:“绿评”将从地铁3号线开始试行，这次南京市住建委已经初步邀请了25名专家和市民代表作为咨询人员的候选。

3月24日　潘大白V:下午本来要去伍塘广场看地铁3号线自来水管道迁移现场的，临出发前接到通知日期推迟，一问原来是建设部下来调查地铁3号线砍树的事情，微博的力量真是不小，中央终于有动静了，同步周娴，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南京的大树有救了，我很欣慰啊。

在之后的微博中我们可以看见关于这些最新事件进展或者与梧桐树有关的微博内容仍然在系统内部出现，但是因为系统的功能已经得以降低和调整，所以在系统内部除了有关梧桐树的讨论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关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话题的讨论或者个人感想的发布:

3月24日　江小芸V:中国2011年军费增长12.7%，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了担忧。我觉得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失职，情报有误导致担忧。请CIA的谍报人员在中国大陆各小学放学时到校门口搜集中国军事情报，看看有多少军车在接送孩子。表面看中国军费增长12.7%，实际上其中很多暗中弥补了教育经费的不足。用于军事的并不多。慎忧。

对于系统内部会出现衰退的原因从自组织理论来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维持系统运转的物质、信息和能量，而这些信息能量其实更具体来说就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非持久性。网络政治参与中，任何时候的信息都是以光速传播的，与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相比，去掉了很多中间环节，如宣传和信息部门的审核、编辑对信息的筛选及传统信息传播过程中造成的信息失真，网络既可以让参与者以最快的速度接收到信息又可以让其接收到最原始的、全面的信息;同时，传统平面媒介以单方给予的方式输出信息，政治参与者通过这个途径得到信息的过程中，弱化了自己接收信息的指向性。网络政治参与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直接搜集特定信息，体现了网络政治参与相较于传统政治参与方式的快速性⁽⁷²⁾。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2小时，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3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而本次“南京的梧桐树”事件从3月9日砍树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开始到最后市委书记宣布停止砍树，征集民意一共也就11天的时间，就让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这种网络政治参与的快速性也导致了网络政治的持久性时间得以缩短，在事件解决以后网络集群内部的主要任务就得以完成，从而对主话题的关注就会逐渐散去。

系统的自我衰退过程其实也是对其内部平衡状态的一个调整，虽然已经不能如前面三个阶段呈现活跃的局面，但这是系统作为适应内外环境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最后系统的自我衰退会让网络集群逐渐弱化，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必经网络集群已经以一个有序有组织的方式组建了整个系统，其逐渐退化只不过是一个网络集行动最终的走向趋势。

五、结　语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社会诉求也在不断提高，群众的维权意识更加强烈，而倘若继续固守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今年2月在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从而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⁷³⁾。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无疑承担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一方面，公民开放式地广泛参与，能够使得底层的声音得到放大，形成强大的舆论场，间接影响着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纷纷开通微博，尝试通过微博与民众互动的新形式，平等地与公众形成沟通和对话，营造地方党政良好形象和提升公信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微博可以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加以培育和利用。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系统，相同利益诉求的用户可以在公共事件发生后在微博中结成各种集群自由讨论，在理性的维度中发表意见，个体之间利用“转发”、“评论”等方式相互协调，产生相对的分工职责，从而形成自发生长的秩序，在这种秩序的推动下，与现实事件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最后推动事件的解决。从“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中，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民众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热情与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自组织过程的四个阶段是系统功能和结构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同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不断交换的过程。

人民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公众自我组织，共同维权，是体现网民首创精神的良好范式。新媒体用户已不再是分散的原子式个体的存在，而是依靠日渐强大的关系网络相互联结、不断聚合的联合体。与“梧桐树”事件相类似的网络事件今后会频频出现，社会化媒体培育出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用户正走向前台，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不仅开始“发言”，而且知道如何“发言”，暴力式的群体对抗式维权会渐渐淡出，而以“南京的梧桐树”为代表的理性参与维权的方式才是具有积极效果的，这种自觉形成的稳定，才是社会管理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即民众的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南京的梧桐树”集群虽然积累了相当的参与度，但真正活跃的深度参与者并不多，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快闪”一族，没有耐心参与到事件的发展和解决中来，只是碎片化的发表宣泄式的言论，在集群中的作用有限。另外，参与者虽然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赋权，但是还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现实中有较高声望的参与者在集群中的影响力会依旧存在，而且会随着参与程度的增大而加强，但普通的用户的言论很容易被湮没，除非能够锲而不舍地专注于集群中的讨论，并真正提出有见地的意见，才有可能积攒起一定的关注度，而往往这属于少数。最后一点，自组织秩序的建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⁷⁴⁾对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有着直接关系，灌水、宣泄、偏题等讨论方式都是网络集群中的无组织力量，对集群的发展和进化没有太多益处。无组织力量的强弱与系统秩序之间成反比，无组织力量越强，系统秩序越弱，反之亦然。如何减少无组织力量的繁衍也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麦克卢汉说:“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它们对人及其环境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⁷⁵⁾我们深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新媒体将越来越深入地“嵌入”用户的社会关系和日常活动之中，媒介与人的关系将更为亲密，互相渗透。公众通过新媒体的参与行为最终会与现实交相辉映，在现实社会，终将出现与网络空间中类似的公共话语平台，或称为准公共领域，公众将会获得更多参与公共议题的机会和话语权。在公民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将更偏向于公众的自我联合，自我管理，自我提升，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治理目标。

【注释】

(1)曹阳，樊弋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2)彭兰.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J］.国际新闻界，2009(5).

(3)吴冠军.“在线”的乌托邦——关于“网络虚拟社群”的思考札记［M］//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267—273.

(4)胡泳.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J］.现代传播，2010(1).

(5)YongNian Zheng ＆ GuoGuang Wu.Information Technology，Public Space，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5，38:507.

(6)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7)武艳君，刘丽晶.论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现象［J］.系统科学学报，2007(1).

(8)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状况报告［R］.2001，1.

(9)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0)郭明哲.恩斯特·卡普:技术哲学奠基者［J］.理论界，2008(7).

(11)Itai Himelboim.Reply distribution in online discussions:A comparative network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d health newsgroup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8，14:156-177.

(12)施启良.系统定义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1).

(13)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81—83.

(14)张真继，张润彤.网络社会生态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16—17.

(15)Wolfgang Hofkirchner.A Critical Social Systems View of the Internet，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07，37: 471.

(16)Fuchs，Christian.The Internet as a self-organizing socio-technological syste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2005，12(3):37-81.

(17)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

(18)H.Haken，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A Macroscopic Approach to Complex Systems，Spring-Verlag，1988:11.

(19)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2.

(20)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3.

(21)金兼斌.发挥网络公共空间宝贵的“自组织”潜力［J］.华人世界，2011(1).

(22)彭兰.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3)武艳君，刘丽晶.论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现象［J］.系统科学学报，2007(1).

(24)孙佳音，高献忠.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特征及其规则生成问题［J］.学术交流，2008(7).

(25)约翰·哈格尔三世，阿瑟·阿姆斯特朗.网络利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6)姜胜.虚拟社区自组织演进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7.

(27)王珊.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网络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0.

(28)Park R E ＆ Burgess E W.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Ⅲ.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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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Smith，E.R. ＆ Conrey，F.R.Agent—Based Modeling:A New Approach for Theory Building in Social Psychology.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7，11(1):87-104.

(44)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开放时代，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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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曹阳.社交网站的话题关注与网络集群研究——以人人网为例［EB/OL］.(2010-12-20).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50608/150615/13530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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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沈杨，杜骏飞.新媒体开启新时代［J］.新闻战线，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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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郭星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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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J］.学海，2006(2).

(58)截至2011年4月8日，黄健翔已拥有4-629-281个粉丝，孟非拥有2-011-939个粉丝。

(59)魏晨.论网络社区的社会角色与行动［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60)戴波拉·弗里德曼，道格·麦克亚当.集体认同感和行动主义:网络、选择和社会运动的生命历程［M］//艾尔东·莫里斯等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8.

(6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2)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J］.东南学术，2008(3).

(63)事实上邱毅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通过微博和媒体表达了保护梧桐树的决心，使得南京政府方面主动派人沟通，暂停砍树。参见:台海网相关报道，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bilateral/2011-03-21/665414.html.

(64)南方.公民如何理性维权［J］.中国新闻周刊，2008(42).

(65)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1—53.

(66)姜胜.虚拟社区自组织演进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7.

(67)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8.

(68)魏洪森等.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375.

(69)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6.

(70)武艳君，刘丽晶.论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现象［J］.系统科学学报，2007(1).

(71)姜胜.虚拟社区自组织演进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7.

(72)刘海.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及其有序性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73)李章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N］.人民日报，2011-02-20(1).

(74)所谓“无组织力量”，是指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力量。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9.

(75)［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