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后果

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后果——教养理论视角的分析⁽¹⁾

罗云锋⁽²⁾

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³⁾既可能是社会的进步，亦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堕落;即是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可能导致负面的后果⁽⁴⁾，本文更关注后者，所以较少涉及其正面影响。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便在于上文所述的回应公众对媒介负面效果和产生的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此外，“非常态的常态化”、社会变迁以及新闻传播虽然在名目上不一样，而实质上却颇为一致而可以互相转换和替代，于是，说是“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后果，毋宁说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或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后果也包括大众传媒所有的负面后果，两者实际上为同一件事。所以，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其实是兼顾两者。本文则主要从教养理论视角(Cultivation Theory)⁽⁵⁾出发分析“非常态的常态化”的负面后果⁽⁶⁾。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电视代替和僭越了受众对现实的感知

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无所不在，我们通过电视(还包括报纸、广播以及影响力日益巨大的网络等)来了解世界，形成基本的社会态度，并借此建立起自己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信仰等，“电视影响着我们思考社会的方式以及与社会的关系”⁽⁷⁾。换言之，电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我们(尤其是那些重度受众)的眼睛和大脑，电视帮受众建构了一切，其中包括虚假的常识⁽⁸⁾、信仰、世界观以及对世界、社会等的虚假的刻板印象⁽⁹⁾等，并导致多重复杂后果。电视成了最重要的讲故事者、启蒙导师和教化者，受众日益缺乏和真实现实的参与和互动，日益依赖电视提供的画面和观点进行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和电视的互动并非真实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互动，而只是模拟的，于是其在社会化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和实际的人际互动与社会参与也有所不同，质言之，个体的主动性更小，更受到媒体等或隐或显的外在力量的塑造和掌控)，甚至成为唯一的评判参照物。这便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某一种媒介或资源成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信息来源甚至唯一的信息提供者的时候，它就具有一种力量(乃至本身便成为一种权力)，同时也蕴涵着一种危险，即被相关力量掌控而作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在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任何领域都不会也不容许存在权力真空，因为相关权力会随时介入和争夺。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逐利者;同样，哪里有权力资源，哪里就有权力争夺和权力操控，以获取权力利益。那么，电视等传媒如何避免被专制性的组织或单一利益集团所控制和左右便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由于电视等大众传媒具有操控“常态化”方向的潜在力量，所以，相关权力和利益集团便通过市场调查、民意测验等方式来测量并同时引导社会舆论，进而通过精心设计的传播策略和一整套的组合式的传播方案，操控并达到其所希望看到的“常态化”，譬如，激进主义者甚至认为，大众传媒通过劝导和常态化过程，甚至是导致传统价值观崩溃的罪魁祸首。并且，由于相关传播技术和技巧的精心组织和多重轰炸，这种操控有时候甚至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受众的接受效果，这些做法也应用到了政治竞选、商业广告、国际关系(譬如在两国谈判时通过传媒来引导本国舆论以及影响世界舆论，以此向谈判对手施压，从而为己方在谈判中赢得更好的谈判筹码等)、军事等许多领域。

二、主流化效果与共鸣效果的保守性

人和现实世界的互动经过了媒体的中介，影响到人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想象，并在这种认知和想象下重新建构新的现实，最后的结果便是虚拟现实僭越并重造了新的社会现实，并由于这种想象的现实或象征现实的后工业式的大量的机械复制造成一种数量优势，而使得原本真实的现实世界现在势单力薄反而显得不真实了，并在其步步紧逼下，要么以混杂、戏仿等方式成为真实与现实的混合物，从而颠覆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要么干脆成为历史。如果用阿多尼和梅尼关于对真实的社会建构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式来分析，则意味着存在三种社会真实:客观真实(社会现实)、符号真实(传媒的虚拟真实)和主观真实(受众观念中的真实)。教养理论意味着，符号真实对客观真实进行歪曲和重构(客观真实≠符号真实)，由于媒介的巨大影响或教养作用(遮蔽⁽¹⁰⁾与劝服的双重过程;或者，通过主流化效果和共鸣效果的双重作用⁽¹¹⁾)，受众更多地接触符号真实，于是其观念上的主观真实便和客观真实产生差距而更趋向于符号真实(主观真实≠客观真实，主观真实≈符号真实)，最后由于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而实际改变了客观真实，使三者趋向一致(符号真实≈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实现了“非常态的常态化”过程即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或者，实现了对“非常态”或异质体验的矫正、同化和收编(回归常态与主流)，即是说，受众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会向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靠拢。于是，根据强大效果理论，大众传媒影响和操控受众的目的便已达到，即“(电视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使社会模式保持稳定，培养人们抵制改变。电视是一个社会化的媒介，也是一个使人们适应某种文化的媒介”⁽¹²⁾。换言之，复制、维护和巩固了已有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并使之永恒化。一方面，这当然也能够保证社会的延续性甚至体制内的稳定，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也使得变革和发展难以实行，使既有的权力结构甚至既有的不合理乃至专制性、剥削性制度结构一如既往，造成持续的社会不公与不平等。一方面掩盖了社会矛盾，延缓了矛盾激发的步调，另一方面却使问题愈发严重，积重难返，从而蕴含着更大的危险。从以上分析可知，大众传媒具有保守性，而其保守性是由现实权力的日益精巧隐蔽的操控所导致。总体而言，其负面后果表现在:制造虚假浮面的同意和共识，造成单一浅薄的整体社会常识。

三、恐惧文化导致谨慎原则压过一切⁽¹³⁾

由于影视传媒大量报道或传播诸如暴力、凶杀、迫害等事件，导致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出现偏差，或者进行扩大化想象，或者进行无限夸大乃至极端想象，譬如将社会看成是一团糟，人性险恶，到处充满危险、阴谋、陷害和政治压迫，于是民众日益缺乏安全感，对社会治安和社会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被恐惧所压倒，无形中形成一种恐惧文化，并因此在行动上谨小慎微，导致谨慎原则压过一切。换言之，电视和传媒影响到受众对社会的认知、对人性的预设、人生态度以及对日常生活中自我行动原则的调整，即过度的“谨慎”、避开未知、陌生和危险的时空人事、保持距离、明哲保身、过度的“疑心与戒心”等。而实际上，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在有的社会、国家、地区或领域，这种想法往往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对暴力等的恐惧(当然，在有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是确确实实的社会现实)。其实，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以及相关影视作品之所以吸引人的眼球的原因就在于迎合大众的不安全感的增长的社会现实，以支持和加固其社会想象判断，进而在主流化和共鸣的双重机制下成为自证预言。这就往往导致社会人际信任关系被破坏、整体社会缺乏本体安全感的严重后果(个体缺乏心理安全感，甚至影响到个体或国民性的坦率自信的个性等的确立⁽¹⁴⁾)。进一步说，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互信，社会互助关系难以真正建立，同时，在社会团结、凝聚力、公共意识、对健康善良人性的信任和信仰、社会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热情等多方面出现社会功能性障碍，影响整体社会和公共事务的健康发展。必要的警惕和忧患意识对社会的自我保护、安全预警和有序发展当然同样必要，“让人们产生恐惧感以及对信息进行宣传性操作常常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以较小的代价来使有益的教训家喻户晓。”⁽¹⁵⁾但过犹不及，过度而不成比例地传播、渲染和夸饰非常态的暴力事件，常常让人们在重度压力和忧惧下丧失理性分析的能力，并由于紧张过度或应激反应过度，反而要么在自我想象的危险下崩溃、逃避和丧失抵御能力，要么走向极端思维和行动，譬如情绪性地要求议会和政府采取严格枪支管理的政策(美国)，或者民间呼吁对暴力犯罪等采取违反法治和民主精神的“以暴制暴”、“严打”(中国)等。又加上传媒出于收视率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报道时往往采取猎奇的态度，而在解读角度、强调重点、叙述方式和表述技巧等方面进行有意识的渲染和诱导，使民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暴力等反法治事件本身(血腥、野蛮的场面和细节等感官刺激等)，而使受众忽略对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制度性问题的思考、反思和追问。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¹⁶⁾，更多地接受这种报道内容轮番轰炸的重度受众往往也会受到影响，而倾向于使用同样的方式——暴力或以牙还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启动了又一轮自证预言的过程。当然，根据净化理论⁽¹⁷⁾，事情或许不会朝如此糟糕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可能导致另一种应对方式，即冷漠和玩世不恭⁽¹⁸⁾。

四、情感与政治参与的双重冷漠与现有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传媒往往导致受众情感与政治参与热情的双重冷漠，而这既是传媒政治操控的目的和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现有的权力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当外在力量和压力过于强大时，受众或民众往往会以收缩接触面积的方式以避免可能的危险，或者增厚防护的铠甲。于是一方面龟缩进一己的狭小天地里谨小慎微地自我经营，采取自我收缩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譬如不多管闲事的处世原则，对正义与公共事务的冷漠;另一方面又变得铁石心肠，以敏感度的降低来换取心理上的无动于衷——譬如对(象征的或现实的，传媒的或日常的，自己的或他人的)苦难的熟视无睹和逆来顺受——既然暴力、迫害与苦难是普遍的、无可逃避的。“许多人的生活中更为普遍存在的是媒体对人类大灾难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这种操纵他人苦难的做法常常被隐藏在关于公众‘知情权’的花言巧语背后。……当今媒体对苦难的商品化宣传——照达斯的说法，‘好似远处一晃而过的山水风景’——使其真实性打了折扣吗?……不管媒体的动机多么善良(官僚制度也如此)，它还是太容易将当事人的巨大痛苦和遭遇作为常规来对待。”⁽¹⁹⁾“媒体膨胀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所有的事件都变得平淡无奇——事实上，是变得与生活经历相关。”⁽²⁰⁾“这些人将苦难日常化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尤其是在媒体再生产高速而密集的当今时代。”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则要反向将此一过程揭露出来，换言之，还原苦难的真相及其隐藏在传播内容和技巧背后的真正的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当然，受众对相关报道内容的冷漠也和新闻传媒所采取的处理手法有关。譬如对战争的报道，有时是通过将极度血腥的战争场面赤裸裸地显现在受众面前，在一次次的震惊之后，长久的重度刺激反而导致受众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有时则将战争报道简化为每天军民伤亡的数字，而冷漠的和非人格化的数字常常遮蔽了太多的情感内涵，因而也使受众冷漠地对待。换言之，冷漠和非人格化的数字和受众的漠视与冷漠是对应的。

另外，我们还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媒介使用会导致个体龟缩进个体生活而减少其社会交往活动吗⁽²¹⁾?其社会后果如何?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论题，社会(心理)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关注。在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一般来说，当大众传媒不成比例地过多展示苦难时，既可以激起正义感和抗争的意志，也可以导致恐惧、麻木不仁、冷漠和逆来顺受等消极的应对认知失调的方式，显然，后者虽然亦是一种应对方式，却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然而，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的成员大多数选择后一反应方式时，我们便不能仅仅将之归结到个体道德和心性意志品质等方面，而尤其要考虑到文化和整体社会制度的问题，并反思作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媒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注释】

(1)该成果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常态事件及其传播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0CXW01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罗云锋，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3)笔者在其他论文中对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已有初步界定，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所谓“非常态的常态化”，指原本是非常态的异常事物和社会现象由于被大量报道和密集提及，从而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最终成为(或似乎成为)常态化的事物和社会现象，或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实存在，即生活的一部分，笔者将此一社会现象称之为“非常态的常态化”。其产生机制和原因却相对明晰，大体遵循着几种有迹可循的方式，主要包括这么几点:新闻常态化与非统计数据;熟视无睹与耸人听闻(常态与非常态);传媒的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新闻常态化与自证预言、积累优势原理;“从有看到无”的思维方式的欠缺;异端行为扩大化;新闻常态化与意识形态控制——真相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求证资源的一体化或真空化;求证过程的封闭回路;阴谋论(新闻传媒)与大众逻辑(受众)的同构;刻板印象(错误常识)与认知规律;新闻传媒的内在矛盾;信息不对称;“记忆还原综合征”;其他因素。

(4)不过，所谓的“负面”的定性，其实亦可商榷，因为有些非常态事件恰恰是对种种社会问题——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等——的自发的必然的乃至“正常”(而非“反常”或“非常”)的反应，并以制造动静、制造新闻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和重视，造成一种对相关问题的现实性表达或象征性表达，以便得到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解决。换言之，事件的“非常态”性质是引发关注、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甚至是民主社会的制度化安排，因此，如果定性为“负面”，就显得不甚合适。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事物无褒贬，任何事情都有其原因和合理性，需要的是找出其社会原因并进行相应的社会学应对(功能论、冲突论、互动论等)。另外，整个社会日益制度化、组织化，人日益被诸如法律、社会分工、经济文化生活结构、专业、民族国家或国籍、种族、经济收入水平、习俗、各种规范制度等规训、限制和牢牢定位于某一固定位置，既因此获得制度性保护、安全、稳定，作为必要的代价也因而失去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自由与不羁的想象力，在无微不至的整体社会监视力量的全景窥视和监控之下(到处安置、运行即监视和窥视的摄像头便是这一全景监控技术的最好的象征性体现之一，换言之，天空早已不再浩瀚自由;相反，现在的情形是:在布满摄像头的“星”空之下)动弹不得——因为可能动辄得咎(这甚至无关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因为无论是专制极权社会还是自由民主社会，都日益利用现代科技发展出一整套的日益成熟、全面、有效、笼罩性的社会控制技术)。于是，在这样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作为对平庸、稳定、沉滞、浅薄、缺乏灵性、平淡乏味生活的一种虚拟的或象征性的挣脱、对制度化社会的反叛以及对以往自由、刺激、新奇生活、奔放想象力的一种替代性满足、缅怀和补偿，“非常态事件”就应运而生，有时还为此找到了一个相对无害的宣泄口，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

(5)或被译为涵化理论，亦称为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戈布纳等人研究提出的理论，主要研究电视对受众的影响，包括影响受众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评估、理解方式与信仰等，以及电视对宏观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

(6)此外还可以从群体心理学(显现的和实际的常态化)、消费主义理论(消费主义的常态化)等多重视角进行分析。参见:罗云锋著，《群体心理学与大众传媒研究》，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中国的未来:问题与挑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青年学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pp.128—136。

(7)［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17.

(8)大众传媒直接影响着受众的常识水平，是常识生成的重要一环，“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会培养某种关于现实的信仰，这种信仰被大众传播的消费者作为常识接受。正如戈布纳评论的:‘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事情，或者我们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大部分事情，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参见:［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14.

(9)包括李普曼所谓的“拟态环境”或“伪环境”(pseudo-enviroment)。

(10)受众被告知琐碎的现实，而传媒对基本现实的缺席以及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秘密避而不谈和百般掩饰。

(11)主流化指“重度观众会倾向于从电视中感知到相似的主导文化现实，尽管这一现实与实际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差异”。共鸣指“当观众日常生活的现实与电视中所描绘的相同时，就会产生共鸣”，共鸣现象更多地发生在轻度受众身上。参见［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20—421.

(12)［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18.

(13)有意思的是，恐惧也是导致偏好伪装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种恐惧并非是对直接的暴力的担忧，却是对被社会或团体、群体所排斥的恐惧，这种恐惧直接影响到民主决定的过程和结果，换言之，直接影响到民主事业的进展及其表现。

(14)“社会压力和个人恐惧改变了性格，创造了新的人类行为准则。”参见:Norbert Elias，《文明进程》第一卷《礼貌的历史》和第二卷《文明的力量》，New York:pantheon，1982;German ed.，1939转引自:［美］第默尔·库兰著.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M］.丁振寰，欧阳武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45.

(15)［英］弗兰克·富里迪.恐惧［M］.方军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

(16)简单来说，指受众可能模仿传媒中的暴力行为和暴力方式。

(17)简单来说，指受众观看暴力传媒内容后具有宣泄和净化的功能，从而可以减少自己的暴力行为。总的说来，无论是社会学习理论还是净化理论都具有缺陷，两者虽然都对重度受众和轻度受众做了区分，但都没有将人性的维度纳入思考，也较少考虑到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影响，有对传媒效果的解释和分析模式有单一化的嫌疑。两种理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缺陷，并在理论上有所修正。

(18)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人往往通过“主动回避有可能扩大失调的环境和信息”(参见英文版:Leon Festinger，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Evanston，ILL.:Row，Peterson Co.，1957:3.)来应对认知失调，具体来说，有四种可能的方式:道德心怀改革(消除裂痕:理想主义);世故心机(容忍裂痕:现实主义，妥协，无奈，冷漠，玩世不恭，屈从，谄媚);自满心理(无视裂痕:自欺欺人或强悍者的为虎作伥);虚伪心态(否认裂痕:乡愿、愚蠢的庸众)。转引自:［美］塞谬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周端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72.详细论述参见:［美］利昂·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M］.郑全全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9)［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M］.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64—265.

(20)［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M］.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38.

(21)详细讨论请参阅:《受众分析》，pp.122—128;亦可参阅:［美］大卫·理斯曼著.孤独的人群［M］.王?，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9—202，279—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