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实公正到深度理性

综述　从真实公正到深度理性

执笔：蔡　颖　王　楠

受访学者

●华东师范大学　　　　　　丁　钢

●华东师范大学　　　　　　金一鸣

●南京师范大学　　　　　　张舒予

今天的人们是通过大众传媒，在复杂变幻的社会韵律中，触摸和把握着时代的脚步。但是，大众传媒也同样身处于经济规则、社会道德裂变与重组的缓慢进程中。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媒体在喉舌与利益的双重挤压下，对责任与义务的回避，对浮华与奢靡的趋奉，也时时为人们所诟病。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继续深入，传媒将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中蹒跚前进。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媒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应该承担起怎样的历史责任，我们带着这些疑虑和思考对几位教育学者进行了访问。尽管我们并不迷信权威，并不认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所谓社会分野和话语鸿沟，但我们期待，那些冲锋在中国社会发展前沿的学者们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学理的探究、睿智的审视来体察和剖析传媒，为大众传媒的角色和责任“把脉”，为传媒报道和媒体发展留下建言。

对当前传媒报道存在问题的认知和评价

1．煽情炒作之风日盛

2004年初，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引起了媒体狂轰滥炸式的报道，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包含很多刺激性的因素：大学生、凶杀、逃亡，发案原因也是极具悬念性的素材。但教育学者认为，这种报道对大学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伤害。媒体在商业炒作的驱动下，只重视有没有“猛料”，能不能夺人眼球，并没有注意到公德何在？它的社会责任又何在？过度报道，过分渲染就暴露出媒体本身的动机问题。马加爵事件作为刑事案件当然可以报道，可以讨论，但是媒体的穷追猛打、滚动报道显然是缺乏理性的，也伤害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识别能力。媒体争相报“猛料”，把重大的社会问题当成炒作材料，实际上是因为背后缺乏一种健康的道德意识。

暑假里，媒体上类似扶贫热线的民生新闻大量报道的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的学生因家庭生活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并号召观众捐款帮助他们。这种煽情化的报道在丁钢教授看来是弊大于利，这样的报道可能会打动观众，但却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之道。国外教育学者也关注我们国内的教育新闻，他们看了这一类报道的反应是：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不是要变成富人教育？你们的经济现在不是发展很快了吗？这么多优秀的贫困学生为什么不能获得有效的救助？丁钢教授就常常面对国外同行这样的疑问，这就是报纸只顾煽情，不顾事实的后果。丁钢教授介绍说，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就要求每所大学在新生入校的时候设立“绿色通道”，保证贫困大学生入学。媒体不把重点放在对政策的解读上，却大搞煽情，把社会公益报道变成了一场炒作。

2．采编人员不能起到专业的把关作用

媒体记者在做很多采访报道时，求一时之快、新，缺乏深入的调查核实，道听途说、有闻必录。其实仅仅做到有闻必录是不够的，有些人可能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记者就照单全收登上去，这样并不能反映事件的真相和社会真实的面貌。不同的人由于立场、视角的局限，对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负责任的记者不仅应该是观察者，还应该是调查者，去分析、研究各种反应是否符合实际，然后再去报道。否则，一篇报道不仅无助于澄清真相，反而会对事件发展、公众舆论起到误导作用。

在教育领域里，有专家指出，记者的职业精神应该是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钻下去。要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记者本身要深入调查，他在这个领域里也应该是半个专家。但现在的记者显然做不到这一点。金一鸣教授以一段时间以来广受关注的教育“乱收费”问题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很多记者本身对教育收费问题并不了解，在报道中也没有说清楚到底哪些费用是该收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会出现“乱收费”现象，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症结在哪里。可以说没有经过深入调查，就任意发表意见。在这位教育专家看来，很多合理的收费也被媒体记者归于“乱收费”的行列。

金一鸣教授认为，媒体上将教育乱收费提高到“教育腐败”的层次，本来教育是很清高的职业，但媒体一边倒的报道让读者以为，校长、教师只想贪图钱财了，对教师的形象是很大的伤害。此外，很多媒体在讨论“一费制”的时候，并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是“一费制”，它包含哪些，还有哪些收费不属于这个范围。记者在写报道的时候并不熟悉这一行业，说出外行话，造成误导受众的结果。

3．媒体制造失真现实影响年轻人心理素质

谈到今天大学生的思想心理素质，金一鸣教授认为，今天的大学生思想比较单纯、幼稚，缺乏对社会问题的辨识能力，容易轻信，心理也很脆弱，学业、就业或者恋爱，稍微出现问题就有人选择自杀。这表明，大学生遇到很多问题时缺乏承受能力。金一鸣教授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可能都与媒体有关。作为大众传播工具，我们国内媒体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反映得较少，这也导致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问题意识，他们从媒体上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他们也往往低估了来自社会的压力。

还有一些媒体大量宣扬高薪白领的消费生活，引导心理不成熟的年轻人进入一些超前的消费潮流。反过来，对社会基层人们的生活状况报道很少。这导致了年轻人从媒体上认识到的现实与实际生活现实是有一定差距的，这种差距影响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清醒意识，他们看不到矛盾，对自己的目标定位不够准确，期望过高。

4．浮躁、缺乏深刻反思的能力

媒体是一种社会公器，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还可以制造舆论。可以说，大众传媒是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力量的工具，善用这种力量可以为公众创造福利，而不善用这种力量则很可能成为公众之祸。因此，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摒弃自大浮躁的情绪，不仅要不断反省自我，而且还要具备深刻反思社会问题的能力。

而我们国内的媒体反思能力仍有待于提高，很多报道题材还可以深入讨论下去，但却没有进行下去。张舒予教授举例说，各地煤矿接连发生恶性事故，对于工人的安全问题，无论是媒体还是整个社会的反思都不够。对伪劣食品问题，很多媒体也是一报而过。其实报道本身并不是目的，报道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问题改善的速度、力度、深度，持续报道、专题性报道、深入挖掘的报道都跟不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是报道一下就没有下文了，受众更关注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新闻事件的优劣、成败方方面面都应该去观察、检验、反思，深度是积累下来的，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现在很多媒体报道给人的感觉是，记者就是为了完成一时的发稿任务，这与现行的业绩考评机制有很大关系。张舒予教授认为，目前媒体的这种考评机制决定了我们报道的浮躁、表面化，对一些事件的思想性、社会性挖掘不够深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把握，对发展过程的解析都远远不够。现在媒体不允许记者花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去探究一些问题的真相，那么记者只好去找那些一抓就来的题材做。大量的报道是一些浅层次的东西，这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大众传媒不仅要传给大众信息，还要从大众社会生活中汲取资源，有些资源是转瞬即逝的，另外一些资源可能会对社会生活持续发生影响和作用。后者可能时效性不是很强，但是它始终和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关系，对社会生活发挥着重大影响。但是，今天我们的媒介考评机制却限制着记者对这种资源咬住不放、一直追究下去的能力和胆识。

通过访谈，我们感觉到，新闻媒体上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学者的需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新闻媒体组织、记者自身的问题，也有体制的问题，还有经济利益的问题。

对记者职业道德状况的评价

专家学者们经常接触媒体，和记者打交道。当谈到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时，丁钢教授认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其实是受一种外在的规范约束，而没有新闻记者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因此，既谈不上真正的职业操守，也很难作出评价。

记者在监督舆论，舆论也在监督他，阅读媒体报道，读者就会有一个反馈，这种反馈有可能显露出来，也有可能显露不出来。在现阶段，记者一方面要对政府的政策做出有力的解释、说明，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教育学者们认为，记者在这当中至少应该坚持的职业操守的底线是：说真话，真诚地追求真理。不同的人能力可能不同，但是真诚的态度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必须具备的。

对当前传媒中教育新闻和教育学科报道的评价

在了解了教育学者对传媒业一些基本状况的认识和评价之后，我们进入了教育新闻领域，从受访专家各自的专业背景出发，了解他们对当前传媒的教育新闻和教育学科发展报道的看法或评价。

1．政策诠释性报道居多，缺乏独立见解

教育新闻的报道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现行的教育政策、变革措施提供解释，及其发生效果的例证，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报道；另一类是就某一教育事件发表学者或者其他观察者的独立言论。在我们访谈的专家看来，前一种报道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后一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些尝试，这种尝试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报纸基本没有什么专业特色，缺乏独立见解。报纸的报道形式、报道内容都很泛泛。金一鸣教授提到，现在全国教育界最关心的是中小学课程改革，但报纸上关于课程改革的内容并不多，而且报道的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实际上，专家们认为，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正处于转型期，各方面矛盾很多，报纸不应该回避矛盾，至少应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社会矛盾。更令人不愉快的是，现在报纸上不少版面用于宣传某些学校，这类似于广告，但却以报道的形式出现。这类报道往往大同小异，可见报道重点并不在于它本身是什么样的学校，关键是被报道的学校出了钱，报纸就为它做宣传。对于现在的教育新闻报道，教育专家们认为，基本上不能起到反映社会舆论、社会需要的作用，至少它不能去真正地呈现社会对教育种种问题的困惑。如果不能呈现真相，事实上也不可能正确地去引导。这一点从目前传媒业的状况来说，是其应尽而未尽的责任。

2．教育新闻阵地正在缩小

现在媒体上很多教育新闻都是发个消息，很短的一段动态报道。过去一些报纸常常刊登一些大型通讯，把一个复杂的教育事件的来龙去脉报道清楚，现在这种报道很少了。因为教育新闻本身在报纸上占的篇幅很少，大量的报道又缺乏特色，因此现在媒体上几乎没有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教育新闻报道了。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很难做到去全国各地、各个学校进行实地调查，报纸、媒体是他们了解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是他们感觉从媒体的报道中很难找出有特色、有价值的东西。教育学者们对大众传媒的期待是，一方面应该提供一些完整的专题性报道；另外一方面报社应该就国家教育形势、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观点性、评论性的文章。

教育新闻阵地的缩小还体现在专业媒体综合化，这一点我们从教育类报纸到教育电视台的现状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金一鸣教授说，以前的一些专业文教类报纸现在已经变成综合性日报，不再是专门的教育类报纸。同时，我们也看到，教育电视台热点时段以电视剧场作主打栏目的现象并不鲜见。

3．教育新闻缺乏深度、力度

与其他事业相比，教育是一项非常平凡的事业，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记者在报道的时候就需要深入挖掘，否则很难真实地呈现这样一个平凡简单的工作岗位上发生的奇迹。要想把一个教育事迹写清楚，不下工夫，不投入进去，很难写得扎实、有力度。正是因为记者缺乏深入下去的工夫，所以我们今天在媒体上虽然还可以看到不少“爱心标兵”，但这些教师很难给人留下印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他们的具体工作到底是如何开展的，并没有被完整、深刻地呈现出来。即使是某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上海各个区的教育改革情况，读者也根本看不出特色。金一鸣教授直言道：“我也不知道这些报道的来源怎样，是记者本人去采访出来的，还是各个单位推出来的。如果是记者去采访的，那起码应该有背景情况如何，过程如何，工作目标是怎样的，取得的效果又如何，这样一个过程的来龙去脉理解清楚。”现在我们从媒体上只能看到取得了怎样丰硕的成果，却看不到清晰的过程，而且报道面目又千篇一律，根本原因在于采访不扎实，缺乏深度，脱离了教育实际。

理想的传媒应尽的责任

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教育学者们从各自的专业立场出发，提出了对大众传媒的建议或要求。

1．反映现实，传达真相

大众传媒令人最不满意的表现就是说假话。在专家们看来，假话不仅仅指一些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息，在报道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时避重就轻，这也是一种假话。仅仅反映问题轻的、浅的一面，必然会掩盖其中重要的东西，歪曲了事物的本质并误导了受众，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假。张舒予教授认为，现在我们媒体上经常是，明明应该揭示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故意去讲一些无关痛痒的方面。一条新闻即使用很朴素的语言来表述，只要是真的，一样能打动人。有的时候讲真话可能带来不良的社会效应，记者可以采取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鉴于理性的思考，这也是一种真。这里并不是“以真为大”，但至少应该包含着记者的责任心、社会良心在里面。

传媒在主流的框架下，应该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更全面地去报道社会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对政府决策工作的补充。报道真实的新闻决不是传媒工作者自己的责任，而是社会责任的要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充分报道社会问题，对培养一个健康的、具有选择和识别能力的公民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2．承担公民文明素养教育的责任

我们的社会本身发育还不成熟，需要媒体在其中发挥引导、培育的作用。在培育大众诚实健康文化的过程中，媒体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大众传媒在一种旨在进行社会教化的传播活动当中，可以引导、规范社会成员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从而塑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因而具有传播现代文明和新文化理念的功能。它潜在地包含着反思意识、批判意识、探索意识、教化意识等，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现代文明观念和现象，把它们表现出来，传播开去，并发掘这些现象、观念产生的历史根源，让公众去辨别、去判断、去选择，从而获得一种识别能力，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几代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理想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对培养一种现代文明是大有可为的。这是今天媒体应该做，却没有做到的。

此外，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化环境，大众传媒义不容辞。首先，传播者自身要能够创造出优质的文化产品；其次，受众也需具备欣赏这种作品的素质。受众素质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传播者，通过优秀的作品去感染、提高受众的素质。

3．深入调查实际，运用理性思考

专家们对新闻媒体还有更高的期待，新闻记者仅仅说真话，反映现实还不够，而且要对事实进行辨析，运用理性思考，能够给受众以启发。信息要有价值，必须经过报道者从自己角度出发进行挖掘和提炼。

讲真话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能思考。有些时候表面的存在和内在的本质是不一致的。传媒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深入地去探究、揭示事物的真相，寻根究底揭示真理的素质。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大多数记者不具备的，虽然我们新闻的改革越来越朝着好的方向努力，但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

金一鸣教授认为，媒体应该多搞一些质的研究，典型调查，这样可以更真实、更清晰地反映实际情况，现在媒体上常常报道一些定量的东西，而数字很有可能掩盖了很多真实的情况。

读图时代到来，视觉文化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化的一种主流形态。但张舒予教授却对给我们读的图非常不满意，“读图是直观和形象的，但直观不一定是浅薄啊！我们所处的这个读图时代，如果真正要成为一种文化，它就必须有内涵，而不是一个空的形式、外壳”。图片到底传达一种什么东西，传达出来的东西对人有没有启迪，这都是传媒人不可不下的功夫。

教育学为新闻传播学提供的借鉴

新闻与教育一样，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还请接受访谈的专家介绍了一下教育科学目前的研究动向，试图寻找到一些能够对新闻学科提供借鉴的东西。

丁钢教授为我们介绍的是他的一篇论文《教育叙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通过这篇论文他意图把叙事学引入教育研究当中。叙事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大众传媒面向的是社会大众，教育也是这样，牵涉到每个家庭、每个人。在这一点上，教育可以被理解为“教育生活”的概念。在生活当中，经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没有现实的实践，空构理论是不可取的，只有去关注日常教育的经验和生活，教育学者们才有可能寻找到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实践性强的学科，这一点也许是相通的，自己的理论生长就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实践土壤之中。教育始终不能离开自己的生长土壤，新闻传播学也是如此。

学界常常有人把国外的新理论介绍过来，教育学如此，新闻传播学也是如此。在此过程当中往往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国外有什么新理论新动向，大家把手头的研究都放下来，都去追风。基础工作没有夯实，却老是在赶潮流。张舒予教授认为，首先，新的不等于就是好的；其次，如果新的和以往的东西发生冲突，新的不一定就是对的，旧的不一定都是错的。

此外，我们的田野工作做得很不够。不到实际的生活环境、语境下去研究，会造成一个后果：看国外的理论和现象是割断历史的。国外在研究什么，我们就直接拿过来了，实际上没有看清楚前面的基础、历史渊源。国外的历史、社会因素发展到某种特定的阶段，水到渠成地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研究。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持续性发展，目前我们站在哪一个层次上，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意识。传媒研究也是这样。必须对国外整个的传媒发展史跟它们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民俗风情的关系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同时，看待自己也要有一个持续的历史的眼光。我们有时候对自己也是割断历史的，总是否定自己的过去。应该辩证地看，该否定的是什么，该保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