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文体的演变

第一章　新闻文体

第一节　文体的分类

为了更好地将新闻文体搞清楚，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整个文体的分类。

古代教育、文化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文书写作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较早的文体划分也就为奴隶主或封建统治阶级所用。东汉郑玄的《毛诗传笺》在解释《诗·鄘风·定之方中》时，对古代写作提出了“九能”，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并明确指出“君子能此九者”“可以为大夫”。这说明当时文人已掌握九种文体的重要性——可以做官；也可以说，早时文体的划分是因为政治需要。

随着文化生活的扩展、文学的繁荣，写作功能在逐步扩大，文体划分愈来愈细。曹丕、陆机、挚虞、刘勰、萧统的著作或文选，都对我国文体划分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很多篇关于文体的专论，他是我国古代文体研究最杰出的代表。刘勰的主要贡献在于：（1）不仅以文章的功能为辨别文体的标准，而且重在以文章的性质别体，并给各体以一定的含义；（2）论述各体的流派和沿革；（3）辨析各体不同的特点和风格；（4）评述各体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可以说，刘勰为我国文体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刘勰同时期的萧统为了编选文章总集的需要，将文体分为38类。

此后，文体分类或简或繁，多有变化。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将文体分为132类，其烦琐程度已达顶点。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化繁为简，归纳为13类，日臻科学。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进一步分为10类，划归3门，即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有类有属，易于运用掌握，便于区分理解。曾国藩的“三门”说，已接近现代的论说文、应用文、记叙文的划分。这种划分虽有不足，却使新的写作文体分类初具雏形。这是他的一大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兴起了白话文的写作。文章要反映新的现实，文章写作普及开来，文体有更大的变动。封建时代的某些文体如诏令、奏议已趋于消亡，宣扬科学文明的说明文章、记载社会变动的通讯文章等新文体应运而生，需要有新的文体划分标准。夏丏尊先生首先参考日本文体分类法，于1919年提出了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的分类法（1922年又增加了小品文）。^[1]随后，1921年，陈望道先生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将文章分为五类：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说明文）、论辩文、诱导文。^[2]从此，奠定了现代写作文体分类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开设了文选写作课，由于教学的需要，依据文章的性质、作用、特点，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分类法，但基本未脱离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的划分，这也成为写作文体的划分依据。随着文化与信息传播的发展，各类文体都有新的增加，如新闻体、调查报告、总结、回忆录、科普小品等，使写作教学的内容不断丰富。

尹均生主编的《新闻写作学概论》曾经概括地绘出了文体分类表^[3]，将写作文体划分为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两大类。文学文体包括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戏剧、影视剧；非文学文体包括新闻文体、理论学术文体、应用文体，以及其他文体。由于文体学是一门专门科学，这个简表只是便于教学的划分，并不是严格与完整的。比如调查报告、思想评论也属于新闻文体，报告文学也属于文学范畴，公文、简报等应用文体不必列入写作教材。同时，由于社会素养的提高，写作作为社会交流手段有着多样化的趋势，文体的某些界标有所突破，各种表现手法综合运用的现象时常出现。所以，完全从表现手法上区分文体会感到困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弗雷德里卡·兰达尔在其《学者为什么成为小说作者》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对小说和社会学写作的共同方面感兴趣，在叙述结构、风格、象征性解释方面向文学渗透。当今美国写作上的这一侧面，在我们今天的写作中也初见端倪，这种文体渗透情况，应该引起写作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科学和文学写作界限的消失，它们在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上仍有着严格的区别。

第二节　文体的意识

写作文体是写作学的重要内容。文体具有某些规范性，有实际运用价值，文体掌握得愈好，写作效率就愈高，写作教学必须重视文体教学和文体意识的培养。

写作文体意识是在基本掌握文体知识原理，并经过初步训练实践之后，才会显现的思维意识。即掌握了材料，明确了写作目的，在动笔写作时，就立即意识到需要运用什么文体，使材料和文章的结构形式有机融汇，甚至运用的词汇、语式也对应产生，就像熟悉武艺的人拿起什么兵器就想起什么招式一样，写作就成为得心应手的技能了。相反，缺乏文体意识的人，在写作时，运用什么文体、采用什么形式（某些应用文体甚至有格式），常常不得其门，觉得无从下笔，影响写作的效率。因此，培养文体意识是搞好写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新闻文体写作是新闻写作课的重要内容。

新闻文体适合于对事实的报道，它有助于记者实现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翔实记录，展现当今时代，反映时代脉搏。

新闻文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载体，许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直至记者个体的因素都会通过影响新闻文体而影响新闻写作。从整个新闻写作史来看，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这一点，新闻文体以其话语体式和结构变易及认识事实的方法和思维格式的变化，折射出新闻记者的感受—体验模式，折射出新闻反映世界的独特方式，从而集中体现了新闻写作的特殊性。

要搞好新闻写作，必须明确新闻文体的内涵。新闻文体是“新闻的形式问题，是新闻写作表现内容所运用的文字技巧与方法”^[4]。也就是说，新闻文体一方面体现新闻作品的形式层面，其基本含义和实存状态是一种话语体式，记者为结构特定的报道而选择的一切语言手段都可划入新闻文体的范畴。新闻文体另一方面还反映记者对新闻事实的认知与把握，借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它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5]。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新闻事实往往有多种表现形式，每一个记者都可选择特定的话语体式去表达一个新闻事实。如“工程师谢中秋离厂出走”这一事实，我们既可选择平面化的话语体式、概念化的话语体式、因果式的话语体式等形式去表达，也可选择中性语言、评述语言等技巧去切入。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特定的话语体式与该事实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该事实所能达到的深度和表现效果。《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苦苦思索之后，选择了中性语言的表达方式，成为自己对该事实认识与表现的“外壳”。这种普遍存在于新闻写作过程中的自觉不自觉的文体选择向我们表明，新闻文体本身就包含对于一定新闻事实的特定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格式，并非一种纯粹的语言技巧和方法。

其次，从历时文体学的角度看，新闻文体变革的主体是记者，每一次文体的改造与创新，都凝聚了记者对于变动了的社会生活及其新闻事实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凝聚了记者的自由创造。如从倒金字塔结构向散文式新闻的变化，就反映出记者对多样化世界的认识以及对新闻事实主体化表现的追求。这一过程比起文体的选择，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认识过程，是对整个社会生活认识产生飞跃的结果。

再次，从表述过程来看，“表述不仅是一种行为，而且也是贯穿写作始终的心理要求；不仅是一种手段和能力，也是一种一开始就与思维相依从的言语活动”^[6]。表述对于新闻思维来说，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语言文字的复录，也不是单纯为了给主观化的新闻事实套上语言的外壳，而是有语言参与的新闻思维活动的内容。也就是说，表述是与记者对事实的感知、主题的提炼等融合着向前发展的。

因此，从总体上描述新闻文体，实际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外形式（表层形式），二是内形式（深层形式）。外形式是新闻报道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内形式则是由一定的语言所负载、蕴含的记者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其中，外形式是内形式的某种折射，内形式是外形式的深化与延伸，两者互相依从并互相转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写作就有了规律可循，在一定的写作规律前提下去操作新闻写作，就可以将这项工作变得更加轻松自如。

第三节　新闻文体的划分

在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中，最混乱的要数新闻文体的分类，这反过来造成对新闻文体的理解混乱。20世纪50年代是新闻写作的总结期，在这一时期，有人把新闻文体分为八大类：（1）新闻（又分为简讯、短消息、评论、特长新闻、新闻展望）；（2）新闻通讯（又分为报告、特写、速写、旅行纪事、介绍）；（3）访问记；（4）新闻公报；（5）文件公布；（6）报刊评论（又分为报纸述评、版面介绍、报刊文字推荐）；（7）新闻解说；（8）新闻资料。^[7]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新闻体裁，令人目不暇接。使人难以把握的是五花八门的划分标准，诸如按报道分工、组织报道的不同划分，按发稿对象的不同划分，按报道的地域性划分，按报道题材划分，等等。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抛弃了以文体为主要依据的划分方法。

在文学史上，文体特征是文学的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8]无论是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十分注意文类的文体特征。从文章学上而论，这种划分原则适用于一切表述活动，当然应包括新闻表述活动在内。从理论上而言，如果仅仅从题材（报道的对象）上进行划分，那就只有社会学的意义，而没有“用事实说话”的新闻的意义，也就把握不住真正的新闻写作类型。因为与其他写作比较而言，新闻写作的特征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表达；不在于它所处理的材料、对象，而在于它处理材料、对象的方式。如“政治报道”、“军事报道”、“经济报道”、“文教报道”等只具报道分工的意义，而不具新闻文体的意义，只具对社会的题材化分割，而丝毫不能体现新闻写作的独特处理方式。从客观上而言，长期只注重从题材上分类，导致了一种新闻写作的“误区”：只注重去抓什么而不研究怎么表达。久而久之，把某一题材的表达外化为一种经验式的写作样式，从而不仅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多样化表达，而且也极大地限制了记者的主体创造，让一些经验式的新闻报道概念系统笼罩记者的新闻思维，形成“千人一面、千事一法”的报道陋习。比如在经济报道领域，过去我们常常看到这类句型：“在工业学大庆旗帜的指引下，某厂抓革命、促生产，到本月为止，已完成产值多少，比去年同期增长多少”，“某厂狠抓新技术改造，生产成本降低，产量大幅度上涨”，“某厂狠抓阶级斗争，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生产出现了新面貌”。以至于今天，经济报道虽然逐步在从生产报道转向市场报道，内容上发生了转型，但形式上大多仍是经验式的：“某厂狠抓股份制企业内部改造，实现生产翻三番”，“某厂面向市场求生存，大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效益逐年上升，本年度上缴利税多少”，诸如此类。的确，我们非常赞同“经济报道的目光要转向市场”的观点，但我们认为仅仅强调报道内容上的转换而忽视形式上的创造是不可取的，否则新闻写作只能在经验式的老路上走下去。

另外，真正的新闻写作类型总是反映特定的文体特征，是依据新闻作品在文体上的相似性而归纳出来的。像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报告等新闻写作文类都有一套基本的结构方式和话语体式，而且是真正属于新闻的，离开了这些基本的结构方式和话语体式，新闻写作将不复存在。

第四节　新闻文体的演变

现在，大多数新闻学专家都认为，新闻文体最初包孕在文学、史学文体的母体之中，而独立的新闻文体的产生则以倒金字塔结构为标志。新闻学家们常常从共时性角度对新闻文体作静态的、横向的分析、比较、归纳，对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报告等文体作机械而烦琐的区分，而很少从历时性角度对新闻文体作动态的、纵向的描述。即便是作了这样的描述，也很少从新闻文体内部寻找其演变规律，仅仅把一些外部背景当成新闻文体变化的直接原因，忽视新闻写作的特殊性。

实际上，只注重新闻文体的某种概念化、有序化、规则化研究，不仅不能为新闻写作实践提供可遵循的规律和有益探索的参照，相反会人为地制造许多樊篱，或者使新闻写作变成一种按图索骥的机械操作。因此，我们必须对新闻文体作出共时（即新闻文体的逻辑构成）和历时（即新闻文体的历史变易）基础上的全面描述和阐释，而对于新闻文体演变的研究，要充分考虑到影响新闻文体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但首要的是对新闻文体演变的内在规律作出说明，而且这种说明必须既是外形式的，又是内形式的。在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中，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转型，是某种支配性思想的移位，并直接导致新闻文体内部支配性规范的移位。

一种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是由记者头脑中的某种支配性思想支撑着的，如：纯客观报道的思维模式主要是由“纯客观”认识论支撑的，这种认识论认为人可以全面、准确、不偏不倚地知觉或认识一个事物；用事实印证主题的思维模式，主要由“工具论”思想支撑；单一线性因果思维模式，主要由形而上学支撑；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主要由两极价值判断思想支撑；全方位、立体化的思维模式，主要由系统论思想支撑。诸如此类，新闻文体内部的每一种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核心思想，尽管外部因素（新闻业的发展、读者的需要、政治经济环境等）常常发生影响，但思想的支配是关键。试想，当“工具论”思想占主导地位时，读者的需要是难以对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产生直接驱动的，一切外部的因素必须通过影响记者的某种支配性思想进而影响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或者记者的某种支配性思想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改变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一旦支配性思想发生移位，就会导致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根本性变化。比如在西方，倒金字塔结构产生不久，“工具论”思想向“纯客观”认识论转移（19世纪，“客观”一词在美国相当盛行），不仅促进了独立新闻学的产生，而且形成了全新的“以客观求真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纯客观”认识论又向“社会责任论”思想转移，使得记者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转向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生动、综合、系统而有意义地报道社会生活。在中国，“工具论”思想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民国初年出现的纯客观报道由于不是建立在对“工具论”思想否定的基础上，而是一种逃避控制、回避矛盾的策略，所以并没有形成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上的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建设新成就新人物的报道中，“工具论”思想仍占支配地位，只是到后来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及两极价值判断思想交互影响新闻写作，形成了非好即坏、非此即彼、单一线性因果律、完成式、总结式等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文革”中的专制思想对新闻文体的支配，形成了独断式的思维模式，但这些并不是根本性的位移，只不过是“用事实印证主题”的具体化而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闻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受到否定；“工具论”思想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尽管“用事实印证主题”依然盛行，但已打破了单一的政治主题，而是向多元的社会生活主题发展。与此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形成“以客观求真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接着系统论等思想占据支配地位，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向“全方位、立体化”移位，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移位现象仍在继续。需要指出的是，新闻文体内形式的这种移位并不是以取代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新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旧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消失；相反，它们还会互相转换，落后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最终会受到淘汰。

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移位直接导致新闻文体内部支配性规范的移位。一种特定的新闻文体往往是一个由众多规范所组成的系统，而标志其根本特征的往往又是其中某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核心规范，根据前面所讲的新闻文体的内形式与外形式的关系，这种支配性规范随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转移而转移。比如，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从完成式、结论式向进行式、动态式转化，使消息写作的倒金字塔结构、综合性结构这一支配性规范发生移位，形成追踪事实、追踪信息的连续开放性结构这一新的支配性规范。对人物通讯、事件通讯而言，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从单一线性因果律、两极思维向全方位、立体化的转变，使全人全貌、全知全能的情节化结构规范发生变形，转而以非情节化、信息组合式结构为中心，这便是通讯的新形式——深度报道；而工作通讯中原先那种经验罗列式结构规范向问题研究式结构规范的移位，显然是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从直觉感知向科学实证转化的结果，诸如此类。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总是牵动新闻文体外形式支配性规范的移位。当然，这类支配性规范的移位并不意味着某种结构规范的消失，而是多种结构方式的共存，新的支配性规范只是对传统的支配性规范的变形。

其二，不同文体的多种结构规范的交叉、渗透、移植常常导致新新闻文体的产生，从而成为新闻文体演变的常见途径。

比如散文式新闻就是散文与消息这两种文体结构特征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结果，是散文的以情感秩序为主的开放式结构与消息的以事实秩序为主的封闭式结构之间的相互融通、转化；新闻特写则包含了通讯的结构规范与文学性特写、电影特写的结构规范的交叉、渗透；新闻小故事又存在于故事性结构规范向通讯的渗透之中；消息式通讯表现出消息结构规范的创造性移植。在中国新闻写作史的初期，记者直接运用小说、史传、游记、书信等形式写新闻。五四运动以后，这些形式均创造性地移入“用事实说话”的新闻叙事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新闻写作的民族特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结构规范像受到某种感召一样蜂拥而入，电影蒙太奇式、相声对话式、戏剧小品式、会议纪要式、杂文式等结构样式在新闻写作艺苑里找到了各自渗透的领地。

其三，新闻的话语体式与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紧密相关。

新闻语言承载着记者的新闻思维，而新闻语言作为一个事实表达符号系统而存在的时候，又制约着记者的新闻思维，潜在地影响记者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阻碍新闻文体的发展。例如，在报道体育比赛时，记者常常同时使用“十分激烈”、“扣人心弦”，在报道欢乐场面时又常常不约而同地使用“掌声雷动”、“尽情欢呼”，一种单一的新闻语言系统奴役了记者的思维，使其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陷入平面化，从而限制了记者对事实的丰富内涵的把握；久而久之，文体也就僵化了，失去了创造性。当然，新的话语体式是对旧的话语体式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新闻的语言系统总是同传统语言系统相连，但新闻的语言系统更应具有时代性。试想，如果我们的语言系统仍旧处于“忠、孝、仁、义”或者“阶级斗争、专政、再教育”等旧的语言系统中，就不可能报道现实生活。现实的情况是，记者只有不断反抗原来的带束缚性的新闻语言规范，不断变革新闻语言系统，才能激活新闻文体。

另外，新闻结构也是一种新闻语言，例如倒金字塔结构便规定着一种话语体式，而认识方法和思维格式的变化就是新闻思维力图冲破新闻语言结构束缚的结果。比如倒金字塔结构所创建的语言结构帮助我们传播千千万万的信息，也由于它对记者思维的限制而淘汰了千千万万的信息，而记者对倒金字塔结构的突破就是为了创造新的语言结构，扩大新闻语言系统的容载量，尽可能多地容纳新闻思维信息，减少对新闻思维的限制度，这也是新闻文体演变的内在动力。

第五节　新闻文体的发展

新闻文体的发展并不是孤立封闭的，它有一个广阔而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新闻业发展背景。新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这使得新闻文体天然地与政治因素相关联。

一、新闻文体的发展受上层建筑的影响比较明显

一方面，政治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文体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我们以五四前后的中国新闻为例来作一分析。五四运动以前，新闻文体就开始充塞政治斗争的硝烟，诸如改良与保守、革命与保皇、共和与立宪、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使中国社会处于瞬息万变之中，各种各样的政治题材新闻大量涌现。各派政治力量为宣传各种思想，特别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宣传自己的新思想，必须创造新的表现形式。^[9]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报人开创的“政治时代”，从结构上突破了古典文学的框框，话语体式上则中西并用，变矫揉造作、艰涩生僻为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充分运载新的政治观念。五四运动时期，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旧的语言结构和文体规范被彻底打破，同时也带来了新闻文体内形式的彻底解放，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趋于多样化。

另一方面，单一的政治教化又常常使新闻文体呈现单向度、平面化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以至于用事实印证某一政治主题成为一种固定的新闻思维，构成对新闻文体多样化发展的制约。

二、经济对新闻文体的影响是隐形的

一定的经济形式不仅决定着经济新闻题材的取舍，同时也制约着新闻文体的变化，制约着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比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外界的信息需求量很少，经济活动方式比较固定，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就很难生存，更不用说新闻文体的发展了。而在产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目光只盯住生产活动，思维只限于生产活动的有限范围，这样，在新闻报道领域就有了唱不完的“农业四季歌”，报不完的“工业产量”，新闻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被凝固了，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也在一种无竞争的环境中失去了变革的动力，只习惯于采取单一视角和单一形式来处理信息。现在，我们惊喜地看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成为新闻文体变革的一个直接动力，市场经济把记者带到了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开始顺应这种变化，向多维化方向发展。在把目光投向市场的过程中，旧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也开始创造性地转化，新闻语言的稳定性、逻辑性向流变性、心灵性移位，即原先那种从党的领导、工人的努力、技术的革新到某项经济成就的稳定的语言秩序解体了。代之以从多角度描述社会生活的变化，用心灵去体验多向的生活流程和多维的社会现象，注意事件的深层内脉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底蕴。

三、新闻文体发展的最深层的动因还在于文化

首先，新闻文体的外形式层次——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集中地体现着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受文化的制约。比如资产阶级在它上升时期救亡图强的蓬勃朝气、奋发求变的文化精神，便被梁启超政论文的自由放纵、感情充沛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所承载；五四运动时期自由洒脱、开放灵活的新闻文体规范，则强烈地体现了科学民主、崇尚个性自由的文化立场；解放区强调生动鲜明、朴实通俗的群众化新闻文体规范，则与当时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文化趣味相适应。

其次，新闻文体的创造和演变本来就扎根于某种文化环境之中，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物。从总体上而言，中国记者单一的新闻思维是与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相适应的，记者的思维方式常常被求同的传统文化倾向所导引，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把不同的事件一律化，偏向于表达一种共有的情感，而忽视个性化的表述。

再次，感时忧国、文以载道的精神传统突现了政治观念对新闻文体的影响，使新闻文体结构偏向于新闻的教化功能，而诗歌、戏剧文化传统使新闻叙事结构侧重于抒情细节，强调写现场情景，写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节，从而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与此同时，在对传统叙事文化的创造性吸收中，在新闻文体的内形式与外形式的演变中，又构筑起新闻叙事的文化传统，表现出继承发展的过程。

四、新闻文体发展的最直接的背景是新闻业的发展

首先，新闻文体的发展直接与读者需求相关联。一方面，新闻作品的话语体式总是与读者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呈大致（而非绝对的、完全的）对应性，否则，新闻便无法传播；另一方面，为适应多种多样的读者，新闻文体就得创造多种多样的形式。

其次，新闻文体直接与新闻媒介的特点以及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相关联。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都各自有各自的传播特点，这样就构成了三大媒介文体的各自特点，一切违背媒介自身特点的新闻文体都不可能长久存在，一切适应媒介自身特点的新闻文体就会有生命力；而媒介之间的竞争客观上刺激了记者的多样化表达追求，也使新闻文体的多样化成为媒介自身的活力所在。

再次，新闻文体直接与新闻业的发展状况相关联。比如新闻业在处于专制主义控制之下时，在没有形成新闻市场竞争机制时，新闻文体就会相应地处于稳定状态；新闻业的传播技术、人员素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时，新闻文体的发展就呈缓慢甚至僵化趋势；新闻业的文化风尚趋于崇尚某种新闻叙事风格时，新闻文体就会更多地体现这一风格。

第六节　新闻文体演变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为中国新闻文体的变革提供了历史契机。十几年来，新闻文体努力追逐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

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变革，首先是针对记者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而展开的，它所要冲击的主要是近几十年来形成的新闻文体的形式规范。这种变革趋势主要表现为改变原来平面、单向度的思维，而代之以立体思维；改变原来的静态思维，而代之以动态思维。所谓立体思维，就是运用空间思维形式，对一个认识对象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多变量的系统的透视，即从事物发展纵横交叉的立体网络中透视新闻事实的本质和意义。所谓动态思维，即记者根据报道环境和报道对象的发展，着眼于事物发展趋势，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程序、思维方向、思维内容，对报道对象进行追踪、调整、控制，从而达到优化报道目标的思维过程。滚动式报道、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多侧面报道、预测性报道、思考性报道等，无一不是这种变革的产物。

新闻文体演变的第二个趋势便是新闻结构方式的多样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文体的多样化曾多次被提倡，但由于政治、经济及新闻业发展状况的限制，多样化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现在，这种多样化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记者们再也不愿拘泥于某种文体规范而失去新闻思维的自由，失去对事物的真实把握。《人民日报》记者林里的说法表达了中国记者们的一种新追求——“管它什么形式、什么体裁哩，什么体裁得心应手、适合于我，什么体裁能够表达现实、抒发感情，我就用什么体裁，动用什么武器”^[10]。

新闻文体演变的第三个趋势是变革文件化、公报化的概括性新闻语言，向信息化、主体化的流变性新闻语言转化，原先的那种新闻八股调开始逐步被抛弃，而体现出个体风格极强的语言，有时甚至用无结构的结构来叙述语言的信息，扩大新闻语言系统的信息容载量。

新闻文体演变的第四个趋势是更加贴近读者，更注重从读者角度去调整新闻语言、新闻结构和思维方式，“为读者服务”成为大多数记者的写作信条，“可读性”也成了新闻作品的风格追求。

【注释】

[1]此为教学讲义，后与刘薰宇先生合编为《文章作法》，1926年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2]此书定名为《作文法讲义》，1922年由民智书局出版。

[3]尹均生：《新闻写作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戴邦等：《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

[5]别林斯基：《1843年的俄国文学》，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6]周姬昌等：《写作学高级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任稚犀、张雷：《新新闻体写作》，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8]陶东风：《历时文体学：对象与方法》，《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

[9]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