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的起点

施拉姆190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马里塔。这个中西部小镇坐落于蜿蜒的梅逊－狄克逊分界线之下，隔着俄亥俄河正对着老南方(Old South)。年轻时，施拉姆曾在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施拉姆的举止言谈中毫不奇怪很有一些老南方的绅士做派，例如，他通常是以南方那种温文尔雅的方式称他的妻子为“贝蒂小姐”。

施拉姆5岁时发生了一起影响他职业生涯选择的不幸事件，一次扁桃体切除手术使他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尽管他试过很多途径利用它去产生积极效果，但这个缺陷却伴随着他一生。对于青年施拉姆来说，言语方面的缺陷意味着他不能在法律方面规划他的人生，而这正是他父亲的职业。在成长过程中，他只有体育和学业方面表现优异。施拉姆总是以班级最好成绩毕业，无论是在马里塔中学——在这里，作为毕业生代表，他只是吹奏了一段长笛，而不是发表告别演讲，还是在马里塔学院——这一次，他的确作为28位同学的告别演说者作了发言。他被选入了优等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然而，他所以能获得这项荣誉，是因为在校期间担任过马里塔本地报纸的兼职记者和美联社的特约记者。这些工作，磨炼了他良好的写作能力，而这对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无疑至关重要。

1930年，施拉姆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同时还追随艾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研读哲学——后来，施拉姆曾说，怀特海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怀特海本人也曾患有口吃，不过后来克服了;见Cartier，1980，p．69)。施拉姆努力挣钱以支付哈佛高昂的学费，并于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1932年，他完成了以H.W.朗费罗(HenryWadsworth Longfellow)的《海华沙之歌》(Hiawatha)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施拉姆为什么会选择爱荷华?除了它收取的学费低于哈佛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爱荷华是一所很有前途的大学。尽管还是在大萧条时代，它却处于绝对的上升期。它的文科师资在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方面均享有很高声誉。由L.E.特拉维斯(Lee Edward Travis)教授负责、享有盛名的言语诊疗所，是爱荷华大学吸引施拉姆的另一个特别原因。施拉姆希望能从那里获得最好的医治。

特拉维斯当时的理论认为，口吃是由错误的偏手习惯——左撇子或右撇子——造成的，所以，他用一个皮制套索绑住施拉姆的右手，使其不能活动。但是，这个治疗失败了。爱荷华言语诊疗所的另一位诊疗师，温德尔·约翰逊(Wendell Johson)相反地认为，口吃是社会性导致的疾病，可以通过改变个人的自我认知而加以治疗。约翰逊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施拉姆改善了口吃情况，虽然他的言语问题依然存在。然而，正是口吃使施拉姆与人类传播理论发生了联系——作为早期的普通语义学家，约翰逊的著作涉及这个领域(Johson，1946)。口吃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施拉姆后来更愿意在小的研讨班而不是大的讲授式课堂里授课。在爱荷华，施拉姆形成了一种师生互动密切的人际化教学风格，他后来建立起来的三个博士生项目也一直采用这种方式。虽然他的著作分析性强，概括细致，编辑严谨，但在课堂上，他却总会用讲故事的方式展开论点——这是另一种他所擅长的传播形式。

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与生理心理学家卡尔·西肖尔一起做了一系列听力学方面的实验。施拉姆研究了诗歌朗读的韵律问题，并就这一主题于1934年发表一篇论文(Seashor＆Schramm，1934)。选择研究这一问题表现出施拉姆对言语心理学领域持续的研究兴趣，这既是他文学研究背景的一种延续，但或许同时也受到了口吃及其治疗过程的影响。施拉姆为什么要做博士后研究，而且为什么又是(看起来与英语文学相距甚远的)心理学呢?首先自然是因为大萧条中的1932年学术职位非常稀缺，更重要的是，西肖尔当时是爱荷华最有学术声誉的学者。纵观施拉姆的一生，他总是会被伟大的思想所吸引。但他选择心理学也表明了施拉姆对于将行为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问题的乐观信念。这种拒绝接受“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是两种文化”的态度，使他与他的文学教授同行们渐行渐远。他总是认为自己既是人文学者，也是社会科学学者。甚至在更早时候，他在一份研究乔叟时代的书籍价格及其对经典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篇幅长度的影响的文献中(Schramm，1933)，已经将社会科学与文学研究的两种方法融合起来。

在爱荷华，施拉姆结识了主要从事群体传播与行为改变实验研究的德国流亡学者库尔特·勒温(见第四章)。勒温是在教育心理学家乔治·斯托达德的帮助下于1935年来到爱荷华的，斯托达德那时负责爱荷华儿童福利研究所，主要研究一般的儿童行为。施拉姆参加了勒温每周例行的讨论小组，也就是爱荷华学生熟知的“神仙会”。［4］他们在爱荷华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聚会，报告和讨论勒温的场域理论。勒温的理论认为，个人行为是个人动机或需要与个人环境两方面的共同产物，与施拉姆的折中主义观点颇相契合。

从勒温那里，施拉姆学习到更多的理论观点和行为科学的方法论技术，以及勒温那种激发研究问题的独特方法。施拉姆经常会说起与勒温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勒温向他问起有多少人读过他新近发表的研究论文。施拉姆会说，也许几百个吧。然后勒温再问施拉姆有多少人读过他最近发表在通俗报纸《星期六晚邮报》上的短篇小说。好几十万吧，施拉姆猜测地说。勒温最后问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1934年，施拉姆获得了爱荷华大学英语系的助理教授职位，主讲的课程是19世纪美国作家研究，包括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五年后，由于一位教小说写作的教授突然去世，施拉姆接替了他这个名为“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课程，并将它扩展为研究生课程。工作坊的教职员由施拉姆和另外六位兼职人员组成。他们教的是小说写作强化实践。每位学生每周个别见一次施拉姆。如果施拉姆感觉作品的一部分已经准备好了，他就会要求学生将它提交到每周都在他家里举行的研讨会上。施拉姆将一些成名的作家，如普利策奖获奖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等，引入课堂与学生交流。为教导一些优秀学生，施拉姆发展出一种类似师徒关系的手把手教学模式。

施拉姆不只是教小说写作，他本人就从事着小说创作。1939－1941年间，施拉姆在销量很大的杂志上发表传奇故事。［5］施拉姆所写的，都是一些离奇故事，如霍普威尔老爹和他会飞的拖拉机、为布鲁克林·道奇队打第三垒的名叫琼斯的马，以及温德万刚·史密斯和他那辆会吹走所有返回其出发处的道路的草原篷车。最后一个故事甚至把施拉姆带到了好莱坞，因为它成了迪士尼一部电影的片段。［6］这些故事给施拉姆带来了额外(也是必要的)收入，他本可以很容易地继续在爱荷华城做他的文学教授和小说作家，过着一种虽说忙碌但也是舒适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