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兰的早年经历

霍夫兰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拉扎斯菲尔德，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他们进入传播研究领域时，霍夫兰继续像实验心理学家那样工作、思考，拉扎斯菲尔德则像调查社会学家那样感觉、行动。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是，都在事业的中途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向。

1933年，32岁的拉扎斯菲尔德到达美国开始传播研究时，有着数学博士学位，并和维也纳一群杰出的心理学家保持着密切关系。1942年，30岁的霍夫兰来到华盛顿开始传播研究时，已经是美国学习研究领域名列前茅的青年实验心理学家。像做其他任何事一样，他平静地抵达这样的学术高度，从不夸耀。霍夫兰出生于芝加哥(1912)，在西北大学取得前两个学位，之后到耶鲁攻读博士。与拉扎斯菲尔德、勒温相似，霍夫兰在数学、物理、生物等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尽管他没有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数学博士学位，也没有勒温那种对哲学的深入了解。本书谈到的四位先驱中，只有霍夫兰没有受到太多弗洛伊德的影响。［2］

确切地说，霍夫兰受到的学术影响主要来自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在耶鲁的严格研究训练。赫尔那时是美国学界学习与动机研究领域执牛耳的人物。霍夫兰是赫尔的研究助手，并在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Hovland，1936)后成为赫尔著名的人类学习系列研究的合作者——这一研究最后形成了《机械学习的数学－演绎理论》(Mathematico-Deductive Theory of Rote Learning，Hull，Hovland，Ross，Hall，Donald，＆Fitch，1940)一书。霍夫兰的名字出现在该书合作者排名第一的位置，而这一排名并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因此很有意义。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曾说，霍夫兰对研究的贡献并不像勒温或赫尔那样，提出全面的理论创见，而是通过“仔细核查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发现新的函数关系，指出别人很可能会忽视的矛盾之处和反向解释，然后巧妙地以一组新数据检验替代性解释，从而使难题得以解决”。

听起来，这与霍夫兰10年后处理人类传播数据的工作非常相似。卡尔研究生涯1942年的这次转向，并没有像改变他的研究对象那样改变他的研究方式。

霍夫兰20世纪30年代在耶鲁学习如何成为实验心理学家时，他的榜样不仅有赫尔那样的资深学者，也有诸如唐纳德·马奎斯(Donald Marquis)、肯尼斯·斯宾斯(Kenneth Spence)、恩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尼尔·E.米勒(Neil E．Miller)、H.莫勒(O．H．Mowrer)等一大批同在纽黑文校园并对学习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年轻学者。利奥纳德·杜布(Leonard Doob)、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罗伯特·西尔斯(Robert Sears)及约翰·怀汀(John Whiting)等也是霍夫兰在耶鲁时的同辈。霍夫兰所受思想影响的另一个来源是一些到耶鲁人类关系研究所(Yale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做一年或更长时间访学的访问学者带来的知识大会展(parade)——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即是其结果(Ember，1988;Levinson，1988)。研究所组织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促进跨学科的发展，霍夫兰因此有机会很好地了解众多重要学者的学术思想，如芝加哥人类学家和语言学者爱德华·萨丕尔(详见第一章)、在佛罗里达从事灵长类研究的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沃尔特·迈尔斯(Walter Miles)以及来自法国的杜塞尔·德·布里安娜(Dusser de Barenne)等人。霍夫兰在人类关系研究所获得的这些跨学科接触经验自然没有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他们获得的那么多，但对于一位仅在美国完成所有教育的芝加哥大男孩而言，这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影响。

1942年霍夫兰离开耶鲁从事战时传播研究时，他在期刊上发表的不是研究传播或态度的论文，而是一系列概括条件反射研究的文章。除了在1940年那本关于学习的书中承担的重要角色以外，霍夫兰还在1939年参与了《挫折与攻击》(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一书的写作，该书的第一作者是约翰·多拉德(Dollard，Miller，Doob，Mowrer，＆Sears，1939)。［3］霍夫兰在耶鲁给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授课，并在大量实验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由于这样的学术背景，霍夫兰的学术生活才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发生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