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的结构

一、俄罗斯文化结构形成的自然条件

自然因素在文化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特定的具体文化来说，自然地理、气候、生物圈等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外部因素，表现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超文化语境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文化发展有机的语境。它被人意识，被人所适应，显示特有的语义，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人反映在语言和民间文学中。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类型，产生不同方式的崇拜（如宗教和习俗、仪式和神话等），产生互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总之，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

俄罗斯平原景观对东斯拉夫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间接反映在平原居民日常居所的建筑上。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与西欧生活方式的特点相比较，俄罗斯农民的居所非常简陋，没有考虑怎样生活方便，轻视家用设施的完善，给人一种移居者临时歇脚处的印象。从草原游牧民族的袭击不断带来巨大损失的时候起，东斯拉夫人就开始半游牧生活方式。这种半游牧生活方式在长达11个世纪的全部民族历史时期保存了自己的深层次基础，甚至作为类型上稳定的主要成分成为建构文明的主要因素。俄罗斯人用提高宗教道德理想和对彼岸世界永不停息的追求来补充自己日常生活的外在困惑和痛苦。实际上，从远古时候起在东斯拉夫人的精神中就形成了外在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粗陋与精神生活、内心的深刻内省之间的脱节现象。

俄罗斯森林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材料和食品，东斯拉夫人从森林中获取衣食和取暖的物品。森林又是躲避外部敌人可靠的避难所，但同时它又隐藏着针对人的种种危险。对于人来说，它始终是异己的，由此产生了俄罗斯人对待森林的“不友好”和“漫不经心”的态度。由此产生了神话和民间文学中记载的形形色色的恐惧。森林中有熊和狼，它们对俄罗斯人和他们的家畜构成威胁；森林中隐藏着强盗，在森林边开垦新地来种植粮食，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成功。俄罗斯民间文学与东斯拉夫人的神话一脉相承，说森林中住着对人和俄罗斯灵魂不怀好意的妖怪：凶恶的老妖婆、林妖、树精和来自地狱的鬼怪妖魔。俄罗斯人同时又与森林合作，利用它的馈赠，努力从它那里获得生存的资料，把它看作生命的源泉和死亡的归宿。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罗斯人对河流的热爱克服了对森林和草原的那种“双重感情”。[1]河流是邻居，是养育者，是被作为家庭成员甚至家庭首脑来接受的，比如伏尔加河叫母亲河，阿穆尔河叫父亲河等。河流是水上和冰上的道路，培养人民的“秩序的感觉”和共同性，使沿岸的居民习惯与外人打交道，包括与相邻的民族交往，培养进取精神，集体行动的习惯，使分散的居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互相交流生活经验，习惯于以物易物。如果说有什么自然因素促进了俄罗斯人形成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活动和商贸的习惯，那在罗斯这种因素就是河流。俄罗斯商人分布的地区：古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基辅、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伏尔加河沿岸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尔等都是在河流的两岸，就是明证。

俄罗斯民族是在没有任何屏障保护的领土上形成的。除森林、草原、河流等基本自然因素外，面临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东斯拉夫人的生存之地十分寒冷，冬季漫长而严酷。现在对气候指数的分析证明，东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的生存之地并不利于长久居住。在这里只有利用补充的能源才能生存，只有靠单调乏味的工作才能生存，遥远的将来有好日子过往往是一种奢望。东斯拉夫人居住地严酷的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条件，千百年来把高度的自我节制提到首位。这种高度的自我节制使得东斯拉夫人成功地适应了恶劣的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条件。

总之，对待自己的国家的恭敬虔诚态度是俄罗斯人特有的。国家被理解为具有自身价值的最高一级的机构。实际上，对国家崇拜，相信她的强大，相信她的保护，相信她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的公正性，渴望为国家服务和牺牲一切，这些只是对大地母亲的崇拜，对自然的崇拜转移到国家身上的结果。由此产生了著名的怀乡崇拜的感情，这是俄罗斯侨民最鲜明的特点。别的民族的人，一旦滞留国外做侨民、难民、流放者，本性上可能具有怀乡的感情，但决不像俄罗斯侨民在一切情况下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把遥远的也许永远也回不去的祖国神圣化的乡土崇拜的感情。这种民族表现间接起源于民族对自然的崇拜。

二、俄罗斯文化结构形成的地缘政治条件

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四周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保护，来自东方游牧民族经常性的民族灭绝的威胁和来自西方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威胁，迫使俄罗斯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寻找安全的疆界，不得不不断征战，不断扩张。和平只是极个别的例外，战争则是残酷的法则。特别是与英勇善战的草原游牧民族比邻而居带来了太多的惊恐不安，在大草原的边缘区居住的东斯拉夫人半军事、半游牧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危险的邻居逼出来的结果。这种使不断征战成为常态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千百年来使东斯拉夫人把高度自我节制提到首位，这首先表现为勇敢的尚武精神。其次，表现为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同时外部的不断威胁和战争，也促进民族或部落紧紧地团结起来。

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地处欧亚大陆的交汇处，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在这里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的战争连绵不断，曾几何时称霸一方的民族也难免饱受异族的入侵之灾，征战者的铁马金戈往往带来的是民族迁移的浪潮，而民族大迁徙导致各民族汇集交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激烈碰撞和融合，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影响。为这里最终生存下来的文化深深地打上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烙印。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文化还在襁褓中就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影响。

三、俄罗斯文化结构形成的社会条件

罗斯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俄罗斯民族虔诚的宗教意识有着深刻的经济生活的背景。农村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它与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温床。

俄罗斯的村社从基辅罗斯起，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和力。村社是俄罗斯农村1000多年的基本社会结构，农村村社不仅具有经济职能，而且具有政治职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政社合一的组织。村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宗法共同体一方面把农民世世代代束缚在村社这一封闭狭隘的天地之中。从生到死，村社就是农民全部的世界。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切都与村社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村社又是农民与国家的中介，向农民提供保护和帮助，使农民避免两极分化，避免竞争的风险。

村社制度的核心是农民个人对村社共同体的高度依附，共同体束缚个人同时保护个人，排斥个人自由和权利。说到东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形成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两条商路，一条是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的“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另一条是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商路。

利哈乔夫指出，“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起了决定性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纳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2]拜占庭文化对斯拉夫人的影响最早开始于军事斗争和经济交流。斯拉夫人对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不断进犯，使斯拉夫人接触并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技能和生产技能。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瓦兰吉亚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到拜占庭的“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发挥出来的。“从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商路，沿着这条商路，斯拉夫人不仅发展了同拜占庭的经济联系，而且拜占庭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向罗斯渗透的。

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从风俗习惯到宗教信仰，从衣食建筑到文学艺术无不打上东方民族的深刻烙印。而俄罗斯接受拜占庭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加利亚人进行的。按利哈乔夫的观点，通过从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的商路，保加利亚书籍传到罗斯人部落，但是最重要的是传入了保加利亚人的标准语——教会斯拉夫语。“多亏保加利亚的文字，基督教立刻以具有高雅文化的高级宗教的形式进入罗斯。”[3]

沿着从瓦兰吉亚到希腊的商路，进入古罗斯部落的不仅是拜占庭的文化，还有北方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亚人的影响。瓦兰吉亚人被芬兰人称为诺曼人，意思是北方人，在东斯拉夫人那里是商人的意思，他们奔波于斯堪的纳维亚西半岛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从事商品交换。

如果说，从“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主要给东斯拉夫人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从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商路则沟通了斯拉夫人与东方民族的联系。正是沿着这条商路，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扩展到伏尔加河流域。在罗斯受洗之前，罗斯的近邻，常常与罗斯人打交道的哈扎尔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尔加人就信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东方穆斯林的文献中曾提到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为了了解伊斯兰教，派使节去花剌子模。这证明了罗斯在选择国教时，表现出了对邻国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很大兴趣。东方民族的文化对罗斯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总之，俄罗斯文化所处的特殊位置，使俄罗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技术和传统基因。俄罗斯的欧亚实质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物质的西方与精神的东方的历史对话，物质西方追求向自然的不断扩张，精神东方保持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回忆。东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潮流在俄罗斯地缘政治的精神空间的碰撞，决定了俄罗斯精神内核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