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之上有谁在

甲骨文

金文

说文

怎么会有人盼望自己国家的失败的确有人盼望自己国家的失败。并且，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文字：杨无锐

朗读：兰　川

一

小毛：

还是先讲故事吧。

鲁宣公十五年，当公元前594年，楚宋交战。楚围宋，宋城将破。然楚仅余七日之粮，尽此不胜，唯有撤兵。

楚庄王使司马子反登堙窥宋，宋之华元亦登堙窥楚，二人相遇。子反向华元打探宋城情势。华元说：“宋人已经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子反不意华元竟能以实相告。华元说：“君子见人之厄则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我视你为君子故以实相告。”子反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必隐瞒。楚军仅余七日之粮，尽此不胜，唯有撤兵。”

子反泄露军情，楚庄王大怒。子反说：“像宋国这样的小地方，还有华元那样的不欺之君子，难道大楚可以没有么？”庄王说：“事已至此，我还是要把仗打完才会回去。”子反答：“那么就请大王留在这里好了，臣要先行回国。”庄王见率军将领已无战意，只得作罢，遂与宋言和而退兵。

这个故事，《春秋》只有一句话：“宋人及楚平。”《公羊传》补充了事情的原委。根据《公羊传》，“宋人及楚平”这六个字，既褒且贬。褒，在于子反和华元以诚相待，有君子之风。贬，在于二人擅自将最高军事机密泄露给敌人，不但可能危及本国利益，还损害了君主的权威。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进一步评论此事。他认为，子反的可贵之处，不只在于君子之风，更在于惨怛恻隐之心。他哀矜宋国百姓，不忍其相残相食，合乎《春秋》爱人之义。

关于此事，还有很多复杂的讨论，就不转述了。这里，我们不妨用现代眼光审视一下子反和华元的行为。他们的实质行动只有一个，就是把各自国家的军事机密泄露给敌国。按照某种现代观点，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叛国者。按照某种现代习惯，我们还会给他们扣上“汉奸”的帽子。“汉奸”不合适。子反楚人，所以是“楚奸”；宋人华元，叫他“宋奸”好了。

对一个狂热的现代爱国者而言，子反和华元的理由，根本不是理由。一个国家的军事将领，可以仅仅为了成全自己的君子之风而出卖国家利益么？当然不可以！他可以仅仅为了私人的恻隐之心而葬送大好战局么？当然不可以！

奇怪的是，对子反和华元，古代文献里竟然褒多于贬。没人会认为儒家学说是鼓励人卖国的学说。可是为什么，倡导忠君爱国的儒学，会对卖国者们褒奖有加呢？

很可能，提到“国”，我们所想和古人所想不太一样。今天，谈谈“国”字。

二

“国”，正体作“國”。

说文

金文

甲骨文

上图左侧，还是见于《说文》的小篆，和今天的正体字写法接近。中间为金文，较之小篆，少了外围的疆界。右侧的甲骨文，是“国”字更早期的写法。你看像什么？古文字学家说，那一纵一横的交叉，象“戈”之形。戈旁的方块，表示以戈守卫的东西。就是说，造字之初，“国”的意思是指一个有兵器守护的地方。后来的演变中，人们在外围划上方框，正代表一国的疆界。

划出一片土地，用兵戈守卫它，这就是“国”。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无论中国的国还是西方的国，早先都不会太大。一座城池，就算一个国。邦国规模扩展，以至于出现幅员辽阔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属于晚近之事。

国，无论大小，总有其疆域，总有待武力的守卫。英国人霍布斯写过一本名叫《利维坦》的书。他说，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武力是保卫和平的必须品。武力不仅可以防范群体之间的侵犯，还可以防止群体内部的纷争。如果完全去除武力，人们只能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

霍布斯解释了“国”为何需要武力。这一点，中国的先民想必同意，只要看看造字之法就知道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邦国固然离不开武力，武力是否必定有益于邦国？邦国生活，是否仅仅意味着武力震慑？进一步讲，除了疆域和武力，思考“国”，还需要引入哪些要素？

如果由霍布斯回答这些问题，他会说：对于邦国而言，最要紧的就是武力震慑；一个运行良好的邦国，应该让所有臣民活在对武力惩罚的恐惧之中。正因如此，他为自己讲述邦国政治的书取名“利维坦”：《圣经》里人人畏惧的巨兽。

霍布斯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个体，离开邦国的保护便无法生存，所以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托给邦国，以换取其保护。既然邦国使他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他也就必须自愿接受对邦国的恐惧——不服从，必受罚。

三

小毛，《利维坦》这本书出版于1651年，对后来欧洲人的国家观念影响很大，也间接影响了很多现代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霍布斯那些较为柔和的追随者们未必愿意把国家想象成可怕的巨兽，但大抵同意个人对于国家的绝对服从当然，现代西方政治史，也发展出和霍布斯的绝对臣服相对的观念。不一一在这里细谈。

我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圣贤，多半不会同意霍布斯先生。公元前594年的那场战争中，“楚奸”子反、“宋奸”华元竟然得到圣贤的褒奖，实在别有深味。

提起儒家，现代人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所谓“忠君爱国”。现代人不喜欢忠君，却特别崇尚爱国，因此往往误把儒家引为爱国的同道。这里，可能有些误会。

儒家很少单独谈论邦国。古代圣贤总是提醒人们，必须把邦国放到一个更宏大的背景里面，才能真正思考它。这个背景，就是“天下”。

邦国、天下，是必须成对儿思考的概念。我想详细谈谈。假设有两个人：甲以“天下”为出发点思考邦国，乙以“邦国”为出发点思考国家和自己。前者，我想称为“天下视野”，后者则是“国族视野”。就从这两种视野的区别谈起吧。

小毛，我刚刚提到，“邦国”永远在一个有限的疆域之中。“天下”则不然。作为空间概念，凡为天所覆盖者，即为天下。当一个人提到“天下”时，可能是指他关于空间的最宏大的想象。“天下”也是一个政治概念。《诗经》里面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这个政治意义上的“天下”，并非仅仅靠武力戍卫的封闭地域，而是一个开放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天下”还是一个文明概念。在古人心目中，天下之人，理当共享同一个天道，捍卫同一种文明生活。

“天下”没有疆界，天道没有疆界，文明生活没有疆界。这就意味着，任何邦国，都只是天道的践行者，文明生活的承载者。邦国与邦国，同在“天下”之内，因此不会有两种相悖的天道，不会有两种相悖的文明生活。

在一个拥有“天下视野”的人看来，邦国的意义，在于使文明生活得以展开，使天道正义得以彰显。至于邦国自身强大与否，倒是次要之事。

当然，就常识而言，一个疲弱的邦国，尚不能保护臣民的安全，文明生活自是无从谈起。但不能由此逆推：强大扩张乃是邦国的首要任务。很多时候，邦国的强盛膨胀，于文明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在“天下视野”看来，邦国的盛大未必是天下之福。反过来说，一个疲弱小国也可能以失败乃至灭亡的方式捍卫天下共享的文明。举个例子。

大国齐要攻打小国薛，另一个小国滕感到威胁。滕文公问孟子如何自保。孟子给他讲了周大王的故事。

当初周人的祖先定居在邠。蛮族狄人入侵，周太王自知不敌，遂舍弃周人世代定居的故地，翻越梁山，侨居岐山之下。弃国而去之前，大臣纷纷劝阻，希望太王率领国民拼死卫国。太王拒绝，给出的理由是：“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所谓“国”，是抚育百姓的工具，怎么可以为了延续这个工具而让百姓遭受屠戮呢？

周太王，是孟子的重要政治典范。他的典范性，来自于放弃，通过放弃抵抗而保护臣民。孟子认为，周太王的弃国，能够唤起人们重新思考“国”的本质。国的理由，本在保民。就是说，国只是保民的必要手段。在国的运行中，这个理由常常被忽视。于是，国，就成了其自身的理由，它从手段变成目的。以国为手段，享国者有为善的义务；以国为目的，享国者则有了作恶的权利。

讲了周太王的故事，孟子给了滕文公一个建议：“强为善而已矣。”意思是说，滕是否能够抵御齐，怎样才能抵御齐，我一概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努力做你该做的，像周太王那样把养民当成第一义务。

孟子的建议，是个好建议么？这取决于滕文公如何看待邦国，以及自己的君主之位。对以邦国君位之存续为第一要务的君主，孟子说的是不中听的废话。包括滕文公在内的大多数君主（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是这样的君主。正因如此孟子说的不是废话。他反复重申的，是一个君主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教谕：善，是比邦国的生命更要紧的事业。

在孟子看来，世界败坏的标志之一，是人们忘了邦国本来的职分：“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当邦国从守护者变成施暴者，它就败坏了。当所有人都习惯了败坏的邦国，世界就败坏了。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不只君主，连臣民也听不懂孟子的故事。唯其如此，孟子的教诲才特别有意义。他要唤回的，正是遮蔽已久的“天人视野”。

小毛，相信你是一个爱国者，正如我。对于爱国者而言，“天人视野”意味着什么呢？一句话：如果一个邦国值得爱，理由一定不在邦国本身，而在比邦国更高也更根本的善。因为，在“天人视野”之下，文明生活是目的，邦国是手段。如果我是樵夫，砍柴是目的，斧子是手段。我钟情某把斧子，一定不是因为斧子本身而是因为它更便于砍柴。

把邦国视为实现善的手段、把邦国视为终极目的，这就是“天人视野”与“国族视野”的最大区别。对此，清代大儒顾炎武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显然，在顾炎武心目中，“天下”是一种关于文明的认同，“国”只是权力的猎物。改朝换代是灾难，是肉食者的灾难。为了争夺权柄，政客们从用臣民蹈死相殉，那才是天下的灾难，人民的灾难。

四

小毛，我的私人感受是，现代人越来越失去对“天人视野”的领会能力。所谓“天人视野”，未必非要大谈天下、天道、至善。只要你能想象，除了邦国之外，自己还身处一个更宏大更悠久的文明共同体，并且愿意为这个共同体的延续略尽绵薄之力，你就拥有“天人视野”。可惜，对于你我，这种想象力越来越贫弱。

现代人的政治思考，建立在“国族视野”之上。不止政治思考，“国族视野”早已浸入现实生活各个领域，成了一种垄断性的话语模式。就连谈论文艺和爱情人们也不愿放下横亘于胸的国族大义。

我说过，所谓“国族视野”，就是把邦国（包括种族）的存续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当邦国存续成为绝对目的之时，它就是最高的善。为了这个最高的善，人们可以做任何事，不择手段。因为，凡是可以达成目的的手段，都是善。

这里不是要检讨“国族视野”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在“天下视野”与“国族视野”之间分出高下。我想说的是，“天下视野”至少可以成为“国族视野”参照。

当我们为国族大义欢欣鼓舞、义愤填膺之际，“天下视野”提醒我们，除去一国、一族，还有所谓文明全体。我们由此自问：内心之中，有没有关于文明世界的整体想象，有没有文明世界的共在感。

会不会有一个人，毫无能力感知文明的整体生命，却狂热地爱着他的国族？当然有。这样的人，绝非稀有动物。对他们而言，文明云云，都是谎言，国族的胜利，才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于是，只要国族需要，只要他自认为国族需要，他可以做出任何恶性，而毫无愧疚。他可以以爱国为名纵容仇恨，享受仇恨，消费仇恨。

国与族，是一个人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属性。因此“国族视野”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爱国，是一种据说高贵却极易习得的情感。“天下视野”不是如此。它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对文明的信念与感知力。

拥有“天下视野”的人，也爱他的国族，但会爱得犹豫迟疑、步履维艰。他知道，文明远比国族脆弱。他担心的，是无节制的狂热，使国族成为文明的敌人。

五

小毛，我很喜欢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书。他有一本《浮士德博士》，讲“二战”时期艺术家的故事。故事里，主人公深感纳粹德国的可怖。然而，当时的德国民众，通常把纳粹视为德国本身。于是，曼的主人公说：“我害怕德国的失败甚于害怕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尽管如此，还有一件事，它比德国的失败更可怕，那就是德国的胜利。”

他还说：“我被迫盼望和希冀，德国武器的胜利能够得到遏制，因为，倘若这成为现实的话，那么，这部关于我朋友的作品就会被埋葬、被禁止、被遗忘，被放逐。”他相信，很多人都面对和他一样的痛苦：为了自己和天下人的命运，而盼望国家的失败。因为，他的国家和许多同胞已经正义凛然地充当了文明的凶手。

像这样一位盼着祖国失败的艺术家，怎能指望同胞的理解呢？他的同胞们都在渴盼着邦国的强大。因为，只有一个天下无敌的利维坦，才能让他们获得足够的自豪和安全感。

可是，这位艺术家的苦恼，“楚奸”子反会懂，“宋奸”华元会懂。哪怕时隔两千年。两千年来，总有一些人盼着邦国成为利维坦。两千年来，总有另一些人爱他的国，也警惕他的国，因为，万国之上有文明，万国之上有人在，万国之上有神在。

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