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多民族国家维持统一的关系

一个多民族国家获得统一之后，更难的是如何加以维持。如果说，汉字在统一过程中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那么在统一局面的维持方面，是不是能有所作为？例如，在平时，中央政府能不能向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推行汉字文化，以促使他们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打消独立的念头？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这一招真的有效，那么“汉字文化圈”中，那些曾经的藩属国，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等，还会脱离中国吗？ 反过来，如今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很多并不采用汉字，不也仍然与汉民族和谐相处于同一个国家中吗？ 再者，如今“藏独”和“疆独”势力仍然存在，甚至制造一些暴乱或恐怖活动，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藏族地区和维吾尔族地区推广汉字文化不力？

毋庸讳言，眼下中国又一次处于尚未完全统一的状态，而且是汉民族内部的不统一。自1949年起，海峡两岸的不统一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国时代。当然，这一次的不统一同样表现在政治层面，跟汉字扯不上边。

至于两岸的繁体字与简体字之争，开始于1956年大陆正式推行简体字之后，跟当年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属于同样性质，是国家分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今两岸不断有人建议仿效秦始皇而再次实现“书同文”，试图以此促进两岸的重新统一，可谓倒果为因，不足为训。我们相信，汉民族将来有朝一日必定会重新实现统一，但决不是靠汉字之力。

以上种种事实已经证明，汉字不仅谈不上有功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维持，甚至无法阻挡汉民族本身的分裂。

然而，国内持有这种“统一法宝”论的也是大有人在。例如，作家王蒙（2005）曾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题为“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演讲，盛赞汉字文化的诸多优越性，其中也包括“统一之功”：

在中华民族的整合与凝聚方面，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身份方面，在源远流长、一以贯之而又充满机变以摆脱困境方面，汉字功莫大焉。没有统一的汉字只有千差万别的方言，维系一个统一的大国，抵抗列强的殖民化是困难的。比较一下中国与亚、非、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被列强殖民统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力量。比较一下社会主义的苏联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特别是汉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4]。

这里提到了汉字的两大功劳，一是“维系一个统一的大国”，一是“抵抗列强的殖民化”。

关于汉字能否“维系一个统一的大国”，我们已经在上文做了分析。不过，既然王蒙提议“比较一下社会主义的苏联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命运”，那么我们也不妨试着来作一比较，看看文字在两种不同的命运之间究竟起过什么作用。

王蒙提到的苏联命运问题，当然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时，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苏联轰然解体，其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成为独立国家之事。而中国的命运，当然是指中国经受住了当时的考验，“摆脱了困境”，不仅没有像苏联那样走向解体，各族人民的团结反而更加巩固。

按苏联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两者确实具有可比性。对于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很值得反思，也需要通过比较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以总结经验教训。不过，作者将两者命运的不同归结于文字的不同，将中国的命运解释为汉字的莫大功劳，声称从中可以看到“汉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将汉字文化视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一大“法宝”，却是有点匪夷所思了。

既然要从文字的角度来对比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那么我们就不妨大致看一下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需要确认的是，苏联的分裂，只是发生在境内各大民族加盟共和国之间，而其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并没有分裂，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本身也并没有分裂。因此，这种比较必须从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层面来进行。

先说苏联。苏联（1922—1991）是以俄罗斯联邦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包含的民族共有100多个，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因此民族问题向来很突出，国家基本上是采用高压手段来维护统一。在苏联存在的70年中，为了增强境内民族对统一国家的向心力，中央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强制实施了俄罗斯化，其中就包括俄语的普及和文字的统一。

1930年前后，苏联政府对境内许多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实施了文字改革，先是推行拉丁文字，取代他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字。对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则同样采用拉丁文字为他们创制文字。后来又将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字改为俄语采用的西里尔文字，实现了文字的高度统一。然而，苏联政府的这一番苦心，并没有在保持国家免遭分裂方面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再说中国。新中国建立后，也开始模仿苏联对少数民族文字进行了改革。但是与其不同的是，中国宪法赋予了各民族自主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利，因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像苏联那样用主体民族的文字取代少数民族文字，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向少数民族强行推广汉字，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采用汉字来记录其本民族语言。以目前人民币上题写的文字为例，一共用了5种文字，除了汉字及汉语拼音以外，还有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字，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字类型。

少数民族一般采用拼音文字，但在采用哪种拼音文字方面，中国政府也充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意愿。例如，政府曾提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这是因为“许多兄弟民族都表示这样的愿望，就是要同汉族在字母上取得一致，以便于交流文化，学习汉语，和吸收汉语的名词术语”，因而要求“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5]。因此，目前有壮语、布衣语、苗语、侗语、哈尼语等14种语言采用拉丁文字。

也有个别少数民族采用了拉丁文字之后，又出现了反悔的情况，中央政府也予以尊重。例如，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先后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并在晚期察合台文基础上形成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65开始推广拉丁化的新维吾尔文，主要在学校中使用。后来经当地人大决定，从1982年9月起恢复使用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老文字。这样的“待遇”，在苏联大约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中国境内语言和文字的不统一，并没有导致各民族走向分裂。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汉字文化在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方面表现出了什么“强大的生命力”。

看到这里，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苏联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文字不统一，而中国的成功也不是由于汉字文化这一“法宝”。其根本原因，更应该从政治层面来寻找答案。

当然，若说文字问题对两种命运一点影响也没有，倒也未必如此。如上文提到的，苏联采取的是强制同化的少数民族文字政策。其初衷虽然不错，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反而刺激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一旦中央政府的高压手段失效，便纷纷独立，结果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瞬间解体。

反观中国，采取的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注意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从来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过强制性的汉化。在汉语的地位方面，1956年，中国政府正式确定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而这个“普通话”只是“汉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中华民族共同语”，亦即不是我国的“国语”。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则正式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样，既可以使汉民族共同语不至凌驾于其他民族语言之上，也体现了其可以作为全国各民族族际通用语的功能。

这样的语言文字政策，使得少数民族感觉受到尊重，反而更增强了对国家的向心力。换言之，语言文字的不统一，反而更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假如我们通过一张中国文字地图来看一看汉字文化与国家统一的关系，就可以令人惊讶地发现，汉字文化地区与非汉字文化地区仍然安然无恙地处于统一状态，而在汉字文化地区内部，却仍然处于尚未统一状态。假如我们再把眼光扩大到“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境外，还会赫然发现那里的几个国家早就脱离了中国。

由此可见，我们若幻想把汉字文化当作维护国家统一的“一帖良药”，那实在是“吃错了药”，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这应该也是苏联为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之一。

至于汉字能否“抵抗列强的殖民化”，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就可以看明白的。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西方列强开始了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

为了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寻找强国之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其中就包括对汉字文化的质疑。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棋手甚至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激进口号。经过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列强，恢复了民族独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汉字发挥了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尽管我们并不赞成把国家的积贫积弱归罪于汉字的那种激进观点（这一点还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但那种以为汉字可以用来“抵抗列强的殖民化”的观点，则更是有“走火入魔”之嫌。这种观念与当年义和团身上贴着汉字咒语、嘴里喊着“刀枪不入”冲向英国侵略军的长枪的愚昧之举并无本质区别。

假如我们再看印度的例子，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印度的人口仅次于中国，面积也比中国略小，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也是经历了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所以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以文字而论，印度从古至今一直采用的婆罗米文字，即拼音文字。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介绍，“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卷二），就是说当时的婆罗米文字是由47个字母组成。如今印度的官方语言印地语有五大方言，大方言内部还有次方言，但仍然采用婆罗米文字。印度历史上也像中国一样经历过分分合合，陆续建立过由本地民族或外来民族主导的强大王朝，并逐渐由北向南扩展，最后大致形成以整个印度次大陆（包括如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版图。

近代的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仅仅成为“半殖民地”的“好运气”，而是完全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其原因却不能用采用何种文字或文字的统一与否来解释。在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印度人民也一直在“抵抗列强的殖民化”，直到1947年重新赢得独立，其采用的“武器”也并非统一的文字。

当然，印度独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分裂的过程，即“印巴分治”，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别独立建国。然而，这次分裂是由宗教矛盾造成的，跟拼音文字的使用毫无关系，也不存在语言沟通的障碍问题。

说到巴基斯坦的建国，不妨再提一下后来巴基斯坦的分裂和孟加拉国的独立。根据“印巴分治”方案，位于印度两侧的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为基础，建立了以西巴基斯坦乌尔都族为主体民族的统一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以乌尔都语为唯一的国语。但自1948年起，占全国人口56%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提出了将孟加拉语确立为国语之一的诉求，但遭到政府拒绝。1952年2月21日，在达卡大学校园内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警察镇压，5名示威者被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孟加拉人的离心情绪。尽管1956年巴基斯坦宪法终于规定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同为国语，但已难以挽回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趋势。1966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派领导人拉赫曼上台，随即提出要求自治，但遭到中央政府拒绝。1971年，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支持下正式宣布独立。在随后发动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遇惨败，被迫承认了孟加拉国。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通过纪念为维护母语尊严而献出生命的5位“语言烈士”（Language Martyrs），以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

诚然，巴基斯坦的分裂是由其国内外诸多矛盾综合造成的，但其中央政府采取的歧视非主体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无疑是一大诱因。这一命运与苏联的命运也有类似之处，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语言文字与国家统一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