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组织方式的历时变化

作为一种语言接触，翻译在多种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会影响本族语词汇，构建交际风格，引入新的体裁。翻译还促进语言多样化和各种变体的出现。本章从句首成分的变化探讨翻译语言在现代汉语话语组织方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现代汉语的成型过程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以及30年代初的文白论战。清末自觉期的白话文体裁不丰富，限于小说和影响力很小的白话报刊，且行文尚无法完全摆脱文言传统，只能算作仿白话。“五四”之后到20年代，新的表达方式层见叠出，目标直指改造白话，这一时期汉语白话文变化剧烈，文体、体裁趋向丰富多样。30年代的文白论战是白话文发展的冷静期，重点在反思、评估“五四”以后白话文学运动给汉语语言带来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五四”之后白话文学使用的语言掺有浓重的欧化色彩，并非真正的大众语。

这样看来，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五四”白话文学时期是观察汉语变化的关键时段。在这一时期，众多学者认为，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先要改变他们使用的语言，“有了国语知识……再慢慢的去改造他们的思想”(谷凤田，1925)。如何改造语言呢？ 傅斯年将改造对象锁定为“直如矢”的汉语文法，呼吁“模仿西洋语法的运用”，即通过“欧化中国语”将语言变为“层层剥进”(傅斯年，1919)。这种有意识的改造使得汉语多用子母句相系而成之长句，表述较过去严谨(林语堂《欧化语体》)。这说明，这一时期汉语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且的确和翻译关系密切。傅斯年(1920)认为有3个途径:

1)读西洋文学时注意吸收西洋表达法；

2)自己直译，获得新的表达方式；

3)读从西洋文译过来的文本。

上述三个途径中，2)和3)都与翻译有关；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知识界萌动着一种信念，相信借助于白话文的翻译来可以有意识地、系统地改造当时的“白话文”。事实上，这种努力也产生了可观的效果:汉语文法的“拉丁化”在20年后已经比较突出，表现为包孕的复句、积叠的形容词或者疏状语(黎锦熙，1949《国语新文字论》)。

只要谈现代汉语，就不能不谈汉语欧化问题。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词汇，句子层面，偶尔会涉及句子内部成分线性次序上的变化(王力， 1944；史存直，2008:359 403；向熹，2010:774 787)。由于受到研究工具的限制，对汉语欧化的观察范围和语言特征的提取手段都无法满足要求，因此研究涉及的内容较全面，但远不够深入、系统。近年来，有研究开始使用语料库手段辅助研究汉语早期的变化特征(贺阳，2008；朱一凡，2011)，也有研究使用语料库手段观察到汉语翻译语言的结构容量可能对汉语造成的影响(秦洪武、王克非，2009；秦洪武， 2010)。但目前对汉语欧化研究还没有得到汉语历时类比语料的支持，语言变异的识别主要靠直觉和有限的观察，研究方法有待完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有待提高。同时，目前的研究几乎没有触及汉语话语-语用层面的重要变化。事实上，尽管汉语经历了欧化，但汉语的“层层剥进”也不过是句子内容结构容量的扩增，汉语语序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相比而言，在篇章表层，汉语话语-语用上的变化更为明显，也更能使汉语表述“严密化”。

本研究尝试使用历时语料，基于汉语原创和英汉语翻译类比语料库探讨现代汉语在话语组织上的变化，研究焦点是汉语独立使用的句首话语标记，目标是通过历时语料的对比和分析来理清句首成分使用历时发展和变化，进而找到20世纪上半叶翻译在白话文剧烈变化时代所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