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后，凡依旧坚持宗教信仰的人，大多依据一种神秘与浪漫的信仰之激情，而反对理性的传统。这一趋势大多是因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所导致，宗教失去了它曾有的权威，让位于科学。对于有着虔诚信仰的个体来说，这是一种很难接受的转变。科学是基于人类理性的一面，于是宗教转而诉求于人类感性的一面。这种转变对于那些本来就偏重感性的人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对于偏重理性的人们就会感觉若有所失。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在逻辑中看到罪恶、看到伦理、看到生活的人，这种宗教感与逻辑理性的结合，对于那些思维方式同样偏重理性的人来说异常珍贵。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有着深刻宗教感的哲学家，宗教感是他的思想与生活最深层的基础：

宗教好像是平静海底的最深处，无论海面上的波浪有多大，它依然保持平静。（《文化与价值》，1946年10月16日）

相应地，维特根斯坦对于现代科学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的统治地位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文化与价值》中对于科学在很多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以下这段话：

似乎在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想要人类视之为奇迹——也许人们——必须醒来。科学是一条让人们重新沉睡的道路。（《文化与价值》，1930年11月5日）

在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一个哲学家说两千年前的人类曾经觉醒，而科学只是令我们重新入睡，我们会嗤之以鼻。科学对当今的人类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但是这种神圣性是否有它可靠的基础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科学是神圣的？” 普通的答案有两种：科学可以造福人类，或者科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科学确实带给了人类很多，人均寿命的增长，生活的舒适程度，旅行与交流的便利，信息的丰富性，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得到古代富豪甚至帝王都无法获得的物质精神享受。譬如拿破仑三世有一只著名的铝杯，因为当时纯铝难以提炼，是比黄金更值钱的金属。再譬如，当时藏书万卷就是很丰富的收藏，而现在任何人的手机上都可以随时看到网络上更加丰富的书库。同样地，绘画、音乐、雕塑、舞蹈、戏剧、电影，我们可以欣赏到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古代的帝王都不能及我们的万分之一。如果说在物质上，古代的帝王还有些更奢华的享受，而现代人的物质丰富程度还不能达到“各取所需”的地步，大家都还有很多无法满足的欲望。在精神享受方面，却已经达到了近乎让每个人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程度，我们在精神上可以轻易获得的享受，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有限的生命，而这些都是拜科学的进步所赐。

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也加深了很多，无论是对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还是对宏观世界的宇宙模型，或者是对于时空和因果关系的了解，都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愈加深入。科学甚至可以超越人类几千年来最为大胆的想象。比如时空的一体性，当我们速度越快，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缓慢。多少哲学家、艺术家思考过时间和空间，但是有谁把它们看成过一体吗？再比如微观粒子波粒二象性，一个粒子可以概率地在此处，又概率地在彼处，这个例子简直是违反了逻辑，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就认为一个粒子不能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但是量子力学却恰恰证明了这是可能的。没有科学，人类对于自然很难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但是这些就足以证明科学的神圣吗？我认为恰恰相反，科学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从根基上科学不可能是神圣的。神圣和确定性是紧密不可区分的，但是科学不可能是确定性的。

有人可能会反驳，科学是承认确定性的，不然科学如何预测未来呢？但我们这里说的确定性，并不是基于因果关系相信未来可以被现在的状态决定的那种确定性，而是对某些理论或信条确定无疑的那种确定性。现代科学中所有的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假设，相信它们在未来某个时间会被证实是错的这件事，大概比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更加确定一些。从这个角度讲，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抛弃了确定性，从而转向了实用性。

但是人在生活中，不只需要实用性，也需要确定性，就好像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所写的：

我需要确定性——不是智慧、梦想、投机——这种确定性是信仰。信仰是我的心、我的灵魂所需要的信仰，而不是我投机的智慧所需要的。（《文化与价值》，1937年12月12日）

实用性是身体的需要，而确定性是心与灵魂的需要，科学无法提供这种确定性，但是信仰可以。例如，信仰中“奇迹”的概念就是基于确定性的，一个人必须确定一件事肯定不可能发生，当不可能的事件发生时，这才是个奇迹。但是科学里每一个颠覆了现有理论的事件，只会导致新的理论的产生，在这种框架下，所有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事件最终都会被科学地解释，所以在科学的范畴中没有确定性，也不可能有奇迹。

另一个科学和信仰的不同之处是对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定位。科学中的自我只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从外部观察得到的，就好像我们观察他人得到一个他人“自我”的轮廓。在科学中我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受客观世界影响的，并没有任何自主性，也没有任何责任。而在信仰之中，自我却是最关键的一点，我担负着一切的责任，尊严、荣耀、罪孽都源于自我，而不是源于客观世界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过这种承担是至高的和关键的洞见。

如果我不快乐，而且觉得我的不快乐反映了自己和实际生活间的严重分歧，我就什么也没解决。我将在错误的轨道上，永远找不到摆脱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混乱的出路，只要我还没有达到那至高的和关键的洞见：这种分歧不是实际生活的错，而是我个人自己的错。

而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被外部力量所左右，更像是一个科学的假说，在信仰的领域，一个人必须挣扎着为自己负责：

神如何审判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如果他真的把诱惑的力量和天然的脆弱考虑在内，那他还可以降罪于谁？而如果不，那么这两种力量只会导致这个人走向他预定了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他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征服或屈服于那些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不是一个宗教性的想法，却非常像一个科学假说。所以，如果你想留在宗教领域，你必须挣扎。

（《文化与价值》，1950年）

在科学中，尤其是随着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被科学地解释。情感背后的化学原理、抑郁的医学病理、幼年经历的心理阴影，科学让我们相信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责任，我们的罪恶、苦难、烦恼都是注定的。而信仰则让我们挣扎，挣扎着变得更好。这就是科学与信仰的分野。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天科学有这些局限性，未来的科学未必有这些局限性。信仰不过是在科学未能到达之处勉强生存，科学进一步，信仰就只好退一步。” 随着科学不断进步，信仰又有什么确实性可言呢？是否信仰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谬误呢？但是一切理论都是可证伪的和对客观世界的定位，这两个观点都是科学的基础，并不是科学中可以不断进步的那部分。如果科学的进步导致了这些基础上的改变，那么科学就不再是科学，而成为了一种信仰。从这个意义来说，信仰并不是在科学未能到达之处才可以存在，信仰一直有着自己的领域。我们会觉得信仰的领域一直在退缩，其实是因为宗教曾经侵占了本应该属于科学的领域，混杂了不属于信仰的东西在教义之中，如今只是在慢慢退出，重新净化自己。但是科学不应该也无法侵入信仰的领域，任何思想进入了信仰的领域，就会变成信仰。

因为科学的巨大成功，科学在如今的时代有被神圣化的倾向。这就引起了一种思想上的矛盾：人们从小受着把科学神圣化的教育，在一个把科学神圣化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但是在其中却无法找到绝对价值的存在。因为在科学中无法找到绝对的价值，人们往往会陷入虚无主义，认为绝对的价值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其实应该认清科学不是一切，只是一种得到知识的方式，虽然是在实践上最有成效的一种，但还有着其他得到知识的方式。

人们现在认为，科学家在那里指导他们，诗人、音乐家等在娱乐他们。后者有东西教授给他们；这点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文化与价值》，1939—1940年）

感情、艺术、信仰都是在科学之外获得知识的方式，它们虽然在实践上不如科学成功，但是对于某些人的生活却被证明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而且最关键的是，在这些方式之中，尤其是在信仰的领域里，可以允许绝对价值的存在。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也许科学是对的，绝对价值确实不可能存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绝对价值呢？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们的生活，至少我们之中某些人的生活，需要绝对的价值。对于有些人来说，进步的观念也许就已经足够，只要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未来，便足以支撑现在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需要未来可能的进步，只要现在的生活还算舒适，也就足够。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意义的世界如此空虚而无法忍受，对于这些人来说信仰如同空气和水分一样不可缺少。最终来说，任何的需要都是生活的需要，而某些人确实需要科学之外的东西。另外一种对于信仰的需要来源于人生中无所不在的苦难，苦难让人清晰地感觉到科学的局限性，当一个人面对无限的苦难，科学从根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基于科学而反对宗教信仰的人士，大多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迷信。虽然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难免或多或少有着迷信的成分，但是作为信仰还是与迷信有着根本的不同：

宗教信仰和迷信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从恐惧中喷涌而出，是一种虚假的科学。另一个是一种信任。（《文化与价值》，1948年6月4日）

迷信的产生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想要得到某些利益。但它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种理论，是那些已经被证实为错误的、应该淘汰的早期科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确实应该完全取代迷信，因为科学在迷信想要取得的实践效果上，肯定是更加可靠的，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和迷信之间的差别只会越来越大。但是宗教信仰则不同，它追求的不是实践效果，而是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确定基础。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这是不属于科学的领域。

宗教信仰不是超越生活的某种东西，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不同的信仰就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一个宗教信仰只能是（某些类似的东西）热情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个坐标系之中。因此，尽管它是信仰，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评判生活的方式。（《文化与价值》，1947年12月21日）

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佛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每个人需要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基督教是一种他需要的生活方式：

我不能有意义地说出“主”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他会来审判我，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如果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生活，那就告诉了我一些事。（《文化与价值》，1937年12月 12 日）

基督教不是一个教义，不，我的意思，不是一个关于人的灵魂发生了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理论，而是在描述人类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文化与价值》，1937年9月4日）

我相信在基督教说的事情之中，合理的教义都是无用的。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或者改变你生活的方向。）（《文化与价值》，1946年10月11日）

但是依据《福音书》讲述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并不代表加入教会。信仰对于维特根斯坦一直都是个人的思考和行为，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从属于任何教会的信徒：

在《福音书》中静静地流动的春天似乎在保罗的书信中泛起了泡沫。或者只是我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不纯净，把泥泞读入了它，为什么这种不纯净不会污染那些清晰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就好像我看到人类的激情，像自豪或愤怒，这不符合《福音书》的谦卑。这就好像他真的坚持自己的个性，超过作为一种宗教行为，这对《福音书》来说是陌生的。我想问——希望这不是亵渎——“基督会对保罗说什么？”

但是一个公平的反驳是：这关你什么事？设法让自己更像样！在你现在的状态下，你完全没有能力去理解这里的真相。

在《福音书》中——对我来说——一切都不那么自命不凡，更谦卑，更简单。在那里你找到小木屋，——在保罗这里你找到教堂。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上帝本身是一个人；在保罗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等级制度；荣誉和官方职位。——就是这样，我的鼻子告诉我。

（《文化与价值》，1937年10月4日）

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学生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他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说这个决定一部分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向他推荐了克尔凯郭尔的著作。维特根斯坦的回信清晰地说明了他对一个基督教徒的看法。

你加入罗马天主教会的消息对我来说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但这是好的或者坏的消息——我如何可能知道呢？以下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像决定放弃在地面上行走，去走钢丝，而滑落是如此容易，每一次都可能致命。现在如果我的一个朋友要去走钢丝，他告诉我，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他必须穿一件特殊的衣服，我会对他说：如果你对走钢丝这件事是认真的，我肯定不是那个可以告诉你应该穿或不穿什么衣服的人，因为我除了在地面从来没有试图在任何其他地方行走。

进一步说，你穿这种衣服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怕的，无论我如何看待它。如果这意味着你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尽管它可能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和最伟大的事，那它还是一件可怕的事。而如果你打扮好不去走钢丝，那又是另外一种可怕。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你注意。有一些装置（把重物以特定方式附着在身体上），可以使你稳定在钢丝上，使你的行为变得容易，实际上不比在地面上行走更加危险。这种设备不应该是你衣物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的意思是：我不能赞成你决定去走钢丝，因为我自己一直待在地面上，我没有权利鼓励另一个人去从事这样的事业。然而，如果我被问到我宁愿你真的走钢丝，还是假装走钢丝，我一定会说：做什么都不要做后者。——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绝望，但我也希望你永远都保有绝望的能力。

决定成为基督徒就好像走钢丝，而皈依教会不过是穿上走钢丝的特殊服装，皈依教会不等同于成为基督徒，而充满宗教感的生活不一定要去走钢丝，维特根斯坦一生都没有离开大地。这里也需要说明，维特根斯坦走钢丝的比喻并没有贬义，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诚实的宗教思想家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看起来好像他几乎是在空中行走。他的支撑物是最难以想象的细微。但是，确实可以在上面行走。”（《文化与价值》，1948年7月5日）

维特根斯坦的信仰是一种充满宗教感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无疑是宗教性的，但是这种宗教性只是他在生活中得到的显现，是可以让他的生活问题消失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心中的宗教并不是他被圣灵启示达到的虔诚信仰，而是一种生活中的显现。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时从不离身的托尔斯泰《福音书》中，开篇有着这么一段话：

耶稣基督的宣告是把对一个外在的神的信仰替换成为一种对生活的理解……所有相信他们是神的儿子的人都得到了真正的生活。对生活的理解是一切的基础和开始，对生活的认识就是神。而通过耶稣的宣告，它已经成为了一切事物的基础和开始。

维特根斯坦在“一战”的笔记中也写下了相似的话语，他清晰地把上帝和生活的意义等同看待：

生活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为上帝。

祈祷就是思考生活的意义。

相信上帝意味着理解了生活意义的问题。

相信上帝意味着看到生活有着意义。

（《战时笔记》，1916年6月11日）

相信上帝并不是在字面上接受《圣经》的教义，而是看到并理解生活的意义。上帝和生活的意义都存在于不可言说、不遵从逻辑的领域之中，在世界的那个部分，没有矛盾，没有对错，没有一和多。一切都是统一的，一切既是个体，也是全体。所以，维特根斯坦可以感受到上帝和生活的意义是合为一体的。

这种充满宗教意蕴的显现给予了维特根斯坦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即使在那之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依然有着挣扎和痛苦。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显现固然重要，依照那种显现的生活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是更加重要但也更加困难的举动。

维特根斯坦感受到的这种生活意义和上帝的等同，是属于他自己的显现，并不能解决其他人的生活问题。每一个人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需要在生活中得到自己的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是否确实存在并不重要，哪一个神或者哪种信仰对你显现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确实在生活。

这种对生活的沉思和体验其实并不为基督教信仰，或者任何宗教信仰所独有。譬如现代人提起哲学都会想到哲学思辨和五花八门的哲学理论，但其实哲学在古希腊就是起源于对一种良好生活方式的探索，哲学的追求就是要回答何为良好生活的问题。例如，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这篇对话录里就提出：好的生活是被考察过的生活。这可以被看成一种基于理性的对生活的信仰。但是随着思辨哲学的发展，它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语言的陷阱，忘记了自己考察生活的初衷。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否定，否定的也是这种玩弄语言概念的哲学，而他回归的正是追求良好生活的哲学。

托尔斯泰在他的《忏悔录》里说，信仰是“使生存成为可能”的东西，这样的信仰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在生活中的东西。信仰不是神赐予人类的，而是人类对生活的理解，是我们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