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

中医学在我国古代众多发达的学科中，是一门最成熟的学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中医学就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基本上奠立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已为两千多年来的中医学实践所证明。

明末清初，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如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罗雅各的《人身图说》、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西方的医学知识。⁽¹⁾这些译著曾引起了当时及后代中医界的注意。如王宏翰《医学原始》，采用西医学说，从胎生学的角度阐发中医的命门学说；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欧洲带来的金鸡纳、洋虫、鼻冲水（氨水）、强水（硝酸）等。至于西洋医学所说的“脑为记忆之宫”的论点，在清初如汪昂《本草备要》、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王学权的《重庆堂随笔》、陈定泰的《医学真传》、郑光旭的《一斑录》等书中，亦有采纳。⁽²⁾但这种中西医学不很广泛的交流，在清代康熙后期实行禁教和雍正以后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下，很快地进入了低潮。尽管耶稣会士的几种西医译书仍起着潜在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界那种传统的心理上的否定倾向，即不承认别的国家在科学和文化上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能和自己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化相比的观念，始终在中医界占着统治地位。

近代西医的传入首先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这些中医无法发挥长处的地方。由于古老的中医学的高度发达，因此近代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西医并不像其他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传入那样，有着全面的优势。西医传入中国，虽然遭到了阻抗和拒斥，但仍开始在中土植根和播散，无疑使中医经过漫长积累形成的种种规范都面临了挑战。

鸦片战争后，较早在中国译著西医书籍的是英国传教士合信，⁽³⁾译著医书五种，包括了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妇婴卫生等多种内容，被视为“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之始”。⁽⁴⁾各书初版年代如下：《全体新论》，咸丰元年（1851）；《博物新编》，咸丰五年（1855）;《西医论略》，咸丰七年（1857）；《内科新说》，咸丰八年（1858）；《妇婴新说》，咸丰八年（1858）。这几本书合成所谓“合信医书五种”，曾对近代中医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下面试略作介绍。

《全体新论》论述了骨骼、肌肉、脑、五官的功用、脏腑、肝胆、脾、血液循环、呼吸系统、阳精阴经、胎盘哺乳等，系一本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当时学者管嗣复称此书“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⁵⁾王韬也详细地读过此书，认为合信嫌中医“辨窍穴之方位，证脉络之流通”的铜人明堂图“语焉不详，挂漏殊多，未足为法；乃别撰《全体新论》一书，外而筋骸节干，内而腑脏络包，无不精详赅备，洞见要处”。⁽⁶⁾

合信《博物新编》简要地介绍了生物学的常识，《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是为“发明《全体新论》以广其用”而著的。《内科新说》据西方医药成果，谈了用药的方法。上卷专论病症，总论病原及治法，如“论饮食消化之理，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等，包括了心肺肝胆、肠腹痢泻、霍乱等病的医治。下卷备载方剂药品，分东西本草录要、药剂与药品三部分，罗列了许多中医未述及的药剂。⁽⁷⁾

《西医略论》是一本比较完整地论及西医各科的著作，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总论病症，中卷分论各部位病症，下卷专论方药。卷上有《中西医学论》一篇，对中西医学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医落后的首要原因是医生不受重视，“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其次是不重视解剖学，“人身脏腑百体，如钟表轮机，著不开拆看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准割验死者……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⁸⁾他在《医学总论》篇中批评了西药不宜于中国人的说法，“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⁹⁾他在《西医略论》例言中认为中国的一些病症命名不科学，其一，“有名实不符者，如睛珠变质，误称缘水灌瞳神之类”；其二，“有虽有其名，实无其病者，如麻症则妄称气淋，眼症则妄称五轮八廓之类”；其三，“有误以症状为病名者，如热有炎症之热，有热症之热，中土概称为热，则混淆无别，不得不为改正”。“医书五种”在近代曾一版再版，影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郭嵩焘1879年读了《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书后受益匪浅，以后“每朝见辄向索泰西医书”。⁽¹⁰⁾经学大师俞樾也仔细地阅读过《博物新编》。⁽¹¹⁾合信有关中西医的比较观，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医界对中西医的看法。

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西医书籍大部分是由传教士译著的。梁启超在1896年《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指出：“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由教士多业医也。”⁽¹²⁾继合信之后，以傅兰雅与嘉约翰两人译著为多。⁽¹³⁾

至20世纪初，各科译著初具规模：

生理解剖学方面，有英国艾约瑟《身理启蒙》、傅兰雅《全体须知》、稻惟德《全体图说》，法国乌罗《男女交合新论》等；

内科方面，有端模译《病理撮要》、《胎产举要》、《儿科撮要》等，嘉约翰译《内科阐微》、《炎症论略》、《皮肤新编》、《妇科精蕴图说》、《眼科撮要》等；

外科方面，有刘廷桢译《外科理法》、嘉约翰译《割症全书》、《裹扎新法》、《增订花柳指迷》；

药物学方面，有嘉约翰译《西药略释》、傅兰雅译《泰西本草撮要》、美国洪士提及译《万国药方》等；

还有卫生学方面的若干著作，如傅兰雅译《孩童卫生论》与《居宅卫生论》、汪有龄译《学校卫生学》等。

据不完全统计，到1904年为止，西医译著达111种之多。⁽¹⁴⁾20世纪初，随着留日学生译介日文书的高潮，我国一些译家也积极致力于通过日文转译西医书籍的活动。1906年丁福保正式组织译书公会，至1907年末又出版自日文编译的西医著作数十种。1909年他赴日考察医学，后由文明书局、医学书局出版日文译编而成的医书近百种，编成“丁氏医学丛书”，其译书内容涉及了西医学诸多的领域。⁽¹⁵⁾大量的西医译著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对中医界的广泛冲击，在这两种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了接受与抵拒、反思及内省、汇通与交融等问题。

西医新知识的传播，使中医界在短短几十年间接触了大量与传统中医规范迥然不同的新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中西医的对比思考。在顽固保守势力看来，新知识毫无疑问是一种异端。叶德辉在《西医论·郋医书札》中声称：“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¹⁶⁾有人在西医治疗中的失误方面大做文章，⁽¹⁷⁾有的甚至广泛传播西医挖眼剜心的谣言。⁽¹⁸⁾但这种否定西医食古不化的愚昧颟顸，毕竟只是以可笑与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一些知识界人士都极力赞扬西医“详全体之功用，使人知所保卫；辨百药之形性，使人知所疗治；按部位而施刀圭，刀圭神验；审病源而投药石，药石奇灵。更有奇者，目瞽可补兽睛，唇缺可缝完全，割痈去瘤，迷蒙水可止其痛，救溺解倦”。⁽¹⁹⁾有的比较分析以为：“中国医书言理甚精，但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明其体用；西书《全体新论》，考之精详，言之确凿。是论人身详略之不同也。”⁽²⁰⁾有的以为西医之学源自中国：“自各口通商以来，西人遍设医馆，以治华人之疾，所用药饵刀针与中土异，往往特著奇功。彼族未曾目睹汉籍，自夸开创，固无足怪，乃中医之不学者。或喜其新而宗之，或疑其奇而辟之，皆非也。……西国各医院有剖验大辟之囚，以课生徒，令知全体之部位功用，笔之于书。近年有译成汉文者，如合信氏之《全体新论》，柯为良氏之《全体阐微》，皆绘图立说，征引详明，不啻为华人导其先路。不知解剖之学，古已有之。”⁽²¹⁾

各派学者纷纷就西医问题发表意见，如钟天纬认为西医脉管回血之理，脑气筋甜肉经之类，“为中国自古医学所无，所以然者，大半由于剖验之切”，⁽²²⁾肯定了西医在实验手段和解剖学方面的优越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通过中西医学的比较，指出中医不如西医有五点：（一）西医“实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医生须经严格考核，方能以医师自命。（二）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而中医“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三）“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以为心跳脉动，是血液循环的作用，而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强分两手之脉为“分寸关尺，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四）用药方法，中医“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医“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五）西医审察病症，用各种器械，施行外科手术如开钳、血管钳、手钳、银丹筒、寒暑表等。“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总之，“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²³⁾李鸿章也在为外人所著《万国药方》的序言中指出：“泰西医学有专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认为西药化学“格致微渺、务尽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工所未逮者”。⁽²⁴⁾维新派思想家则从政治上出发，把宣扬西医与变法维新联系在一起，康广仁随嘉约翰习医三年，在澳门办《知新报》，不但辟有专栏介绍西医，同时也不断发表宣扬医学维新的评论。1897年11月11日该报刊有刘桢麟《富强始于卫生论》一文，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²⁵⁾

一些经学大师也参与讨论，如俞樾曾著《废医论》，指责中医系医卜并重，“卜可废医不可废乎？”认为“古之医古之巫也”，中医治病“其要在脉”，“而脉不可凭”。他指出本草历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以为疾病之生乃由人之恶心，故治病非药石所能。⁽²⁶⁾俞樾接触过合信的医书，他的废中医论显然受过合信医书的影响。其主要观点以后又被其受过系统西医教育的弟子余云岫大加发挥，成为一股激烈的反中医的势力。如作为中医学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在学堂中成为批判的对象：“戊戌而后，校中文课偶涉五行，为教师所呵叱。”或以为“近世化学八十原质证明五行者为八十行。凡此种种不胜证引，一言以蔽之，五行者，迷信，腐败不通，无价值而已”。⁽²⁷⁾吴汝纶也极口推崇西医，于中医一笔抹杀，从1891年至其去世的1903年，在给肖敬甫、吴季白等人的信中，极力诋斥中医，认为中医学“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²⁸⁾这些学者的言论，无疑对中医理论是沉重的打击。

20世纪初，废中医的言论几乎达到了高潮。1903年虞和钦在《理学与汉医》一文中阐明了医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对中医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视其为亡国灭种的“怪物”，指出：“汉医之足以亡种，蔽其罪曰不明理学而已。有理学以发达之，则一切解剖、针灸、冰冻、医治之术无不极其精妙，行见吾黄种之强将横绝于欧亚间。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养之可为家乘。吾汉医之于吾种，一敝精丧神之鸦片，必补益之，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²⁹⁾主张用理学，即科学来改造中医。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极力主张废弃中医中药，1915年神州医药总会的评议员袁桂生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议交该会讨论，并刊载于《神州医药学报》第26期，把中医与西医看作是新与旧、玄学与科学的区别，抓住一些枝节问题企图把中医学一笔抹杀。在这种“废医论”的喧闹中，中医学陷入了危机。然而，危机现象又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活动的刺激因素。

一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中医学理论是一种典型的东方辩证世界观，与占优势的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不同，它认为元气是构成生命的本质，即有一个既包括自然又包括人的一切现象的普遍规律。它以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顽强地抵拒着西医的冲击。中医学的独立价值是难以全盘否定的。近代西医的传入未能挤垮和取代中医，经过了反思和内省，在新的条件下中医与西医开始了汇通与合参的进程。

近代早期的汇通医家唐宗海对医学界“或媚于泰西，或一绳以古人”的态度不以为然，“以为西医初出，详形迹而略气化，有所长亦有所短，中医略形迹而详气化，有所短更有所长”。⁽³⁰⁾他编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了《显证论》、《本草问答》、《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他认为中医比西医高明，“全体学”未超出《内经》、《难经》的范围，甚至认为中医已越过了解剖阶段，而进入了更高级的气化阶段。他在《本草问答》中写道：“近出西洋医法全凭割视，谓中国古人未见脏腑，托空配药不足为凭”，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灵枢经》云“五脏六腑可剖而视之，据此经文则知古圣已视过来。且西洋剖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远不及矣”。但他并不反对学习西医，认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他企图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他汇通中西医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西医谓心有出血管，导血出，又有回血管，导血入，西医名管、中医名脉，二而一也”。又说：“西医言苦胆汁乃肝血所生，中国旧说皆谓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气，究之有是气，乃有是汁，二说原不相悖。”⁽³¹⁾

精通英文、兼读中西医书的朱沛文对西医的基础表示肯定，他说自己“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因见脏腑体用，华洋诸说不尽相同，窃竟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他认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又“信理太过，而故涉于虚”。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但又“逐物太过，而或涉于固”。这种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的见解，在当时是比较客观的。⁽³²⁾1892年他编《华洋脏象约纂》一书，汇集《内经》、《难经》、《医林改错》等书中有关人体结构、脏腑图像与西方生理解剖知识及解剖图谱，相互合参、详加论述，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在中西医结合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中西医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的恽铁樵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西医之生理以解《内经》之生理以气化”，⁽³³⁾指出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局部病灶的研究，而中医重“形能”，主“气化”，重视四时五行等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他提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中西医学的基础也不同，“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³⁴⁾但也认识到“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他坚信中医是有发展价值的，且一定能吸收西医之长，与其汇通与化合。⁽³⁵⁾一些中医注重于中西医合参与汇通的实践活动。如张山雷等创办了近代较早的一所中医学校，主张“中西合参，扬长避短”，以西医解剖学为必修课，开设了生理、病理、诊断、内外科、妇科和儿科等中西合参课程。他指出中医“无所谓生理学之专书，虽脏腑、经络、骨骼、肌肤以及五官九窍、肢体百骸，《灵素》、《难经》未尝不略言一二，然考其所称、部位、形式，间或与彼剖验家所得之实在大相径庭”。他采纳《全体新论》疏通删节，编成《英医合信氏全体新论疏证》，列为教学必修书。⁽³⁶⁾张锡纯自幼即学中医，19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西人医书”，在临床上主张中西药并用，认为两者未必互相抵牾，而应相济为用，他“生平用药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短”，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他推崇阿斯必林治肺结核的降热作用，但又说“西药阿斯必林为治肺结核之良药，而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³⁷⁾他指出“试观西人近出之书，其取中药制为药水、药酒、药粉者几等于其原有之西药”，如果中医不能积极地吸收西医的长处，“夫天演之理，物竞天择，我则不竞又何怨天之不择哉”。⁽³⁸⁾

中西医学的差异不仅仅单纯是一个技术形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反映着两种文化的差异。因此仅仅从医疗技术上的汇通与合参，是难以找到中西医结合的真正途径。因此，近代中西医的汇通与合参，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比附，但这一工作无疑是走向中西医学结合道路上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大体系，分别受到当时当地社会经济、生产水平、哲学理论和逻辑方法的影响。尽管中医和西医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经验，但由于观察方法和思维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两种各异的医学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

对比近代中西医学历史的行程，我们注意到：中医学的重点在于针、灸、药等东方固有的医方论说，由于其出典、流派和时代的不同，用语缺乏统一，思想有杂乱无章之处，医典中亦有混沌、模糊之感。近代西方医学实现了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等的紧密结合，而中医学则由于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原因，至今对其他自然科学的成就的结合上仍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手段来证明中医传统的以“气化”为机枢的阴阳五行调控模式和脏象经络学说。

然而，中医理论是我国古代对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发生、发展及治疗规律的总结，它又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科学内容。这些历经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反复验证的合理内核，为中外医学史家所公认。李约瑟和M·波尔克特都注意到：“传统的中国医学应当被看作为一种科学的学科。”⁽³⁹⁾中医理论从天人相应的观点出发，强调人体的生理病理与外界环境变化的关系，从宏观、直观的角度观察人体的运动过程，强调有机的辩证统一，从而建立起牢固的整体观念，形成了精于穹理而略于形迹的特点。同样一个人体，西医看到的器官和组织，中医看到的是脏腑；西医看到的器质和功能，中医看到的是阴阳；西医看到的神经和体液，中医看到的是经络；西医看到的细菌和病毒，中医看到的是邪气。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命动力在宇宙大机体的内部，人与天地相参，和日月相关；日月星辰的升落盈亏，天地之气、四时之法，往往通过体内的阴阳感应推动机体的生理及病理活动。现代西医的体系研究，成就了无数的发现和创造，对人体的调节和控制，逐渐转向对人体内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以及分子、原子的调节和控制。现代西方医学的范式和已确立的知识和确实性标准，应该引起中医学重新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内省。

今天，整个世界科学已经出现综合研究的新特点、新动向。现代西方的医学理论逐渐地重视从宏观、整体角度，对机体整合调节展开深入研究，主张把局部的微观分析的方法和整体的宏观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而在发展这一新的医学理论方面，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也许是一种强有力的催化剂。这一点许多国外的医学史家都已有过提示。⁽⁴⁰⁾比利时科学家普里高津等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并在7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人们从宏观的物理学角度研究生命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有的论著主张把这种新的理论引进到中医理论研究中来。⁽⁴¹⁾

医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始终受着整个文化体系的制约。反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文化体系的发展。新的中西医“汇通”与“合参”的研究，还须从文化整体上加以考虑；在完成中国文化从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中医理论的反省，同样会有助于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思考与探讨。

附记：原文为硕士论文《晚清西书中译与文化界》初稿中的一章，经导师审阅认为枝蔓太繁，建议删除，后经修改增补，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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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二至卷六，中华医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2)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3年，第302页。

(3) 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1857年任上海仁济医院医师。

(4) 郑曼青、林品石《中华医学药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1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0页。

(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7) 参见《内科新说》例言。

(8) 《西医略论》，墨海书馆咸丰七年（1857）版。

(9) 《全体新论》自序。

(10)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08页。

(11) 俞樾《春在堂随笔》中对此书有专门论述。参见《春在堂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12) 参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9年，第60页。

(13) 傅兰雅（Fryer，John，1839—1928），英国人，1861年来华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1865年转赴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主编《格致汇编》、创设格致书室。毕生译书177种，经刊行的总计有129种。嘉约翰（Kerr，John Glasgow，1824—1901），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1853年来华，在广州传教行医，1898年在该地设立疯人院，写过许多关于内外科的中文书籍。

(14) 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1899年前的全体学、医学译著有58种，1902年顾燮光增补了全体学、医学译著26种，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1904年全体学、医学译著共27种，共计111种。

(15) 关于丁福保及其“丁氏医学丛书”，笔者有另文讨论。

(16) 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17) 参见《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九，前揭书。

(18) ［法］　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19) 己丑年（1889）春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要论》答卷，载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光绪丁酉（1897年）仲春上海书局石印本。

(20) 丁亥年（1887）春葛道殷《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答卷，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光绪丁酉（1897年）仲春上海书局石印本。

(21) 丁亥年（1887）春赵元益《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答卷，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光绪丁酉（1897年）仲春上海书局石印本。

(22) 钟天纬《西学古今辨》，载《刖足集·外篇》，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

(23) 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0—524页。

(24) ［美］　洪士提及译《万国药方》李鸿章序，美华书馆，1919年，第14版。

(25) 转引自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80年，第266页。

(26) 参见《俞楼杂纂》卷四十五《废医论》“本义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光绪刻本。

(27) 恽铁樵《药安医学丛书》，载《群经见智录》，武进恽氏1922年铅印本。

(28) 徐一士编《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242—246页。

(29) 上海科学仪器馆编《科学世界》1903年第8期。

(30) 《唐宗海传》，载唐宗海学术研究会整理《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983年刊本。

(31) 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叙、《血气所生》、《脏腑之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千顷堂石印本。

(32) 朱沛文《中西脏腑图像合纂》叙，转引自甄志亚等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33) 参见《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之可商》，武进恽氏1922年铅印本，第120页。

(34) 恽铁樵《对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载《医界春秋》（81），1933年。

(35) 参见《伤寒论研究》，恽氏1924年上海铅印本。

(36) 参见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等编《张山雷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第12页；应志华等《试论张山雷的中医教育成就及治学态度》，载《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2期。

(37) 张锡纯《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载《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7页。

(38) 张锡纯《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载《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79页。

(39) 参见窦宗义《针刺疗法：哲学对科学的挑战？》，载《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4页。

(40) 参见［日］　长滨善夫著，郑森渊译《东方医学概论》，台北鸿儒堂出版社，1979年，第3—4页。

(41) 参见孔庆洪、杜琮《中医理论与耗散结构——关于“气化结构”的假说》，载《自然科学哲学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