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的汉语观

洪堡特在1826年前后曾对汉语作过一番相当认真的研究，这跟他的语言学一般理论观点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值得专门提出来讨论一下。

洪堡特对汉语的专门研究，起因于他自己的一个学术报告。1822年1月，他在柏林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论语法形式的产生及其对观念发展的影响》的论文，其中谈到词序问题时他说：“单靠词序本身只能生成很少的变化，而且，要想避免一切可能引起歧义的情况的话，就只能表达很少的关系。”^[13]在“语法形式的影响”这一节里谈到汉语时，他说，汉语的“语法关系仅仅由词序或独立的词来表达”^[14]。在他看来，像汉语这样的只靠语序表达语法关系的语言，是不完善的语言，它不能像那些具有丰富的屈折形态的语言那样适应思想的发展。

洪堡特的上述报告发表后，法国皇家学院汉语教授阿贝尔 雷米萨（Abel Rémusat）于1825年发表《论语法形式的起源》一文，对洪堡特的观点提出异议。与洪堡特相反，雷米萨认为汉语跟别的语言一样，同样存在着“清楚、稳定而确实的规则”，它“可以用跟希腊语一样清晰的方式，表达柏拉图的学说和印度婆罗门玄学的精妙”。^[15]他还进一步指出，像汉语“这样一种语法体系跟别的语言的差别如此之大的语言，如果在对语言的总体考察中被忽略了，那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16]。他认为像洪堡特这样一位有崇高声望的学者，在探索语言理论时，十分有必要亲自研究一下汉语，而不应轻信几个世纪以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错误看法。他深信洪堡特通过对汉语的研究，一定能发现许多新的、值得思索的材料，可以大大扩大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洪堡特看到此文后，欣然接受了雷米萨的建议。不久，他就开始认真钻研雷米萨所编的汉语教科书《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以及《中庸》的法文译注本，研究汉语语法。在后来的几年中，他跟雷米萨等法国汉学家一直通过书信讨论汉语问题。巴黎的几位学者一再请求洪堡特公开发表研究汉语的成果，他最后才同意发表他于1826年5月写给雷米萨的一封信。在1826年第9期《亚细亚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首先刊载了这封信的摘要（共9页），第二年全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定名为《致雷米萨的信，论语法形式的一般属性和汉语的特性》（LettreàM.Abel 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全书共126页，正文93页，其余为雷米萨写的序言和22条评论性注释。在这封长信中，洪堡特全面阐述了他对汉语的认识，特别是对汉语的语法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后，在他晚年的巨著《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的长篇导论中，洪堡特也多次谈到汉语的特性，特别是从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汉语的结构特点。

通过认真的研究，洪堡特对汉语的看法究竟如何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下列六点：

（1）认为汉语没有形态，也没有词类。在致雷米萨的信的开头，洪堡特就指出：“我认为可以把汉语跟其他语言的区别归结为基本的一点，那就是，汉语不用语法范畴表示句子里词与词的联系，也不以词的分类作为语法的基础，它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确定连贯的思想中语言成分间的种种关系的。”^[17]他所说的“语法范畴”，有时指语法意义（主要是词类），有时又指语法形式（主要是表明词类区别的屈折形态），因此，在他看来，汉语是既没有词类，也没有形态的语言。

（2）认为汉语用来表示词的联系的两种手段，即虚词和词序，并非语法形式的标记。洪堡特认为，“汉语的虚词并不以表明语法范畴为目的，而只是表示由思想的一个部分向另一部分的过渡”（第38—39页），因此不能像别的语言中的虚词一样，起到弥补屈折变化之不足的作用。他认为汉语词序的作用仅在于显示句中词与词的限定关系（分规定关系和引导关系两种），也并不真正表明词的语法形式。

（3）认为汉语的语法绝大部分是隐性的，对形式关系的表达采取非语音化的手段。洪堡特并不否定汉语跟别的语言一样也是有语法的，但他认为，“在汉语里，跟隐含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第42页）。他又指出，别的语言一般都采用语音标志作为表达形式关系的手段，而汉语却常常让读者（听者）从词的位置，从意义，甚至从上下文的意思去推断语法变化。

（4）认为汉语由于缺乏语法形式标记，必然迫使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精神操作。洪堡特指出，“在汉语里，上下文的意思是理解的基础，语法结构常常要从上下文的意思中推导出来。甚至于动词也只能从它的动词意义才可辨认出来。学习希腊语或拉丁语时所使用的方法，即在词典中进行词的研究之前，先进行语法的工作和结构的研究的方法，绝不能应用于汉语的学习。对汉语来说，始终应从词义开始”（第42页）。他认为，尽管汉语表面上看来缺乏语法规则，但实际上讲汉语的人对同一语句的理解还是相同的。不过，汉语往往让读者（或听者）填补大量的中介意思，由此就迫使他们做大量的精神工作。

（5）认为汉语既有特殊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点。洪堡特说过，跟别的语言相比，汉语可以它表达思想的方式的单纯、果断、简洁而取胜，在这方面，那些形式十分完美的语言都无法与之媲美。然而，他又强调，“尽管有这一长处，但作为思维的工具，汉语无疑比那些具有与之相对立的一定程度上完善的体系的语言要低级得多”（第65— 66页）。他还认为，汉语的长处“是以牺牲别的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长处的代价而取得的”（第70页）。他得出的结论是：汉语远不如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那么完美。

（6）认为汉语离开了语言发展的常规道路，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洪堡特相信，一定有某种原因使汉语离开了语言发展的常规道路，并使之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究竟是何原因，他也说不清楚，只说可能跟汉字和汉语的语音结构有关。

由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洪堡特对汉语的观察和分析是相当深入的。正如雷米萨所预料的那样，洪堡特在深入研究汉语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汉语的重要性。他在致雷米萨的那封长信的结尾处指出，“汉语显现出来的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仔细地观察这些现象，对语言的比较语法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92页）。他这儿所说的“比较语法”（grammaire comparative）跟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所说的“比较语法”（grammaire comparée）不是一码事，他指的是不同语言的语言结构的对比研究。洪堡特特别有兴趣的是，他感到汉语提供的大量材料，必然会扩大普遍语法研究的领域，有可能引出许多带有普遍理论意义的结果。他的这一看法，对欧洲学者颇有影响，这正是洪堡特汉语研究的最重要的意义。

洪堡特的汉语观，看来既有受欧洲早期汉学家的错误认识束缚的陈旧的一面，也有他自己的某些新的有价值的发现。洪堡特认定汉语没有形态，大致上是指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这应该说是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的。他指出，汉语语法以隐性的居多，走的是与形态变化相对立的非语音化道路，认为缺乏语法标记（或说无标记）是汉语的重要特点，这些看法是颇有启发性的，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还认为汉语使用者必须有较多的精神操作，看来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我国学者在谈到汉语的特点时，也常说“意会”、“意合法”等等，意思是说汉语的理解往往要依赖推理，与洪堡特所说的“精神操作”的含义大致是一样的。以上这些观点，触及了汉语的特点，无疑有助于扩大普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洪堡特根据汉语没有形态变化的特点，得出了汉语没有词类区别的结论，却是继承了西方一些老汉学家的陈旧观点的结果。此外，他的关于汉语完善程度和特殊发展道路的议论，也大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臆测，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方面，当时与洪堡特一起讨论汉语特性的一些法国学者就曾对他提出过批评。如雷米萨就曾指出，洪堡特之所以跟某些人一样，把汉语看作不完善的语言，是因为他对语言的完善性形成了一个错误的概念，他完全是以希腊语、拉丁语的形式特点作为判别其他语言完善与否的准则的。^[18]萨西（Silvestre de Sacy）则针对洪堡特认为汉语脱离常规道路的说法，指出他的假设不仅缺乏根据，而且回避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既然像洪堡特认为的那样，汉语缺乏形态的原因是由于汉族人民生来没有把原始的单音节组合成带形态变化的多音节体的习惯，那就有必要进一步追究，为什么只有使用汉语的人民违反了常规，没有走世界各民族遵循的“共同发展道路”呢？对此，洪堡特并没有回答。^[19]由于洪堡特是西方第一个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深入探讨汉语特点的语言学家，加上他在欧洲学术界的声望很高，因此，上述他的汉语观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西方汉学家及普通语言学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