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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服务到语言服务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随着最近30年来全球经济和信息技术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随着国际文化贸易的迅速崛起与繁荣,国内的市场格局与人才市场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如今“语言服务”概念的提出,尤其是语言服务市场已经形成的事实,则从人才需求市场和当下的服务业市场的角度再次证实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来临。从此“语言服务”一词开始进入了我国大众的视野。

随着最近30年来全球经济和信息技术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随着国际文化贸易的迅速崛起与繁荣,国内的市场格局与人才市场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炙手可热的英语专业前几年被列入了国内十大最难就业的专业之一。而与此同时,传统的外语人才市场发出了迫切需求专业翻译人才的强烈信息。中国翻译协会本地化服务委员会与南开大学MTI教育中心曾联合进行了一项名为“2011年全国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的调研,对全国65家规模不同、语言服务内容迥异的企业对语言服务的需求和能力要求进行归纳、整理,调研的结果显示:“2011年38%的小型企业计划聘用语言服务人员,并且以专职翻译为主,人数在1—5人;88%的中型企业有语言服务人员招聘计划,也以专职翻译为主,拟聘人数在1—5人的占用人企业总数的59%;86%的大型企业计划聘用语言服务人员人数在11人以上,但专职翻译仅是其人才需求的一部分。”[1]

与这份“调研”结果形成前后呼应的是2012年年底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翻译行业的权威报告《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中的一些数据。据这份《报告》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语言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1年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至2011年,我国语言服务企业总数从16家发展到了37 197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3%。截至2011年12月31日,我国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达到119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8%,约为64万人。”《报告》提到“2010年我国语言服务业的年产值为1 250亿元人民币,2011年为1 576亿元人民币”,由此,再根据行业自身近十年的发展走势和外部发展机遇,《报告》预计我国语言服务业年产值在“十二五”期间将会保持年均15%的速度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到2015年,我国的语言服务企业的年产值将超过2 600亿元人民币,专职从业人员的数量将达到200万人,语言服务企业数量将突破6万余家。《报告》还分析说:“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我国语言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行业,语言服务业必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而获得长足发展。”[2]

以上一份“调研”和一份《报告》不约而同地启用了一个新词“语言服务”,而未提“翻译服务”这个国内翻译圈内和外语教学界都比较熟悉的陈词,尽管其涉及的内容其实均与翻译服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折射出有关作者和机构对当前国内服务业市场的清晰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翻译服务的正确定位,即一方面把翻译服务纳入语言服务的范畴之中,另一方面也没有简单地把翻译服务等同于语言服务。正如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常务副会长郭晓勇在全国翻译工作座谈会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主题报告中所指出的:“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变得空前活跃,为翻译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原来从属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和科研机构的翻译工作迅速社会化,催生了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和辅助工具研发、翻译培训与多语信息咨询等基于翻译的新兴产业——语言服务业,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3]从以上的“调研”和《报告》,还有郭晓勇常务副会长的主题发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翻译和翻译服务正在走出它原先比较狭隘的小圈子而汇入到了当今内涵更为丰富、领域更为广阔的语言服务市场。与此同时,这也明确昭示了目前我们国内的语言服务市场已经形成。

此前我曾通过对中西翻译发展史的梳理,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翻译对象的变化,把中西翻译史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以宗教典籍为主要翻译对象的宗教典籍翻译时期、以社科经典、文学名著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文学名著翻译时期以及以实用文献为主要翻译对象的实用文献翻译时期。对其中的第三个时期我又称之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并指出我们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如今“语言服务”概念的提出,尤其是语言服务市场已经形成的事实,则从人才需求市场和当下的服务业市场的角度再次证实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来临。

这里不无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提“从翻译服务到语言服务”,意思并不是要把翻译服务抛弃,而是想以此强调要从当下语言服务的语境中来审视、考察传统的翻译和翻译服务的理念和行为有哪些变化,它们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这里所说的语言服务的语境,换言之,实际上也就是目前翻译服务所处的时代语境,也即翻译的职业化时代这个大时代语境。如果说传统的翻译服务主要就是指提供笔头或口头的翻译服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笔译和口译,那么在语言服务范畴里的翻译服务已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笔译或口译服务了,它还包括除笔译和口译之外的多得多的内容和形式,诸如上引郭晓勇常务副会长提到的“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和辅助工具研发、翻译培训与多语信息咨询”等。

对国内的外语教学界、翻译界来说,更遑论广大普通读者,“语言服务”恐怕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语,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国际上它早已经是一个频频出现的热词了。“语言服务”在国内的正式“登台亮相”大约可追溯到2008年我国承办奥运会之前,当时为了更好地办好奥运会,北京奥组委曾在国际联络部下面设立了一个语言服务处,提供包括翻译在内的服务,以协助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从此“语言服务”一词开始进入了我国大众的视野。不过从以上介绍也可看出,当时我们使用“语言服务”一词时其含义还是比较窄的,主要也就是指翻译服务。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语言服务”,如上所述,它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成为一个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内容的新兴行业,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行业,从而成为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在几年前国内学术界就已经有人撰文指出,语言服务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单一翻译服务阶段(STV,Single Translation Vendor),多元翻译服务阶段(MTV,Multiple Translation Vendor),成套语言服务阶段(WLV,Whole-set Language Vendor),顾问式语言服务阶段(CLV,Consultative Language Vendor)。每个层次阶段的内涵各不相同,服务的对象和客户的期望也不尽相同。前两个层次更强调翻译,后两个层次则侧重语言[4]。该文作者还进一步具体分析说,“单一翻译服务”是指提供单一语种和单一领域的服务,一般是指个人、翻译小组或小型公司,提供的可能就是单一语种和某一两个领域内的服务。“多元翻译服务”指能提供多个语种或多个专业领域的翻译公司。这样的公司一般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有一个或几个擅长的专业领域,能提供几个语种的翻译。至于“成套语言服务”并不是指什么都能干,而是指能针对某个领域或某类需求为客户提供全套的支持和语言服务解决方案,譬如能够帮助客户解决某个产品线的全部语言问题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可能是单一领域、单一语言的,但也可能是多个领域、多个语种的,具体完全取决于客户的需要。而“顾问式语言服务”则是指一个公司能在某一个专业服务领域形成权威,或者领导这一领域最高的服务和技术水平,这个公司就可以升级为顾问级的公司了。这时这个公司不但能提供某些领域的全套服务,而且能够引导客户进行产品或管理中的语言活动规划,成为客户的语言顾问[5]。根据以上对语言服务市场层次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翻译服务要汇入当前语言服务的大趋势,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势所必然的结果了。

然而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讨论的翻译行为或活动并不包括文学翻译,这是因为:其一,从翻译发展史的角度现在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随着主流翻译对象的变化,文学翻译已经边缘化,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因此我们讨论翻译问题时基本上不考虑文学翻译的问题,除非在专门研究讨论文学翻译的场合。其二,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的翻译研究与教学发展得很快,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即使在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翻译院系的外语院校还是在已经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学位点的学校,其相关领导和翻译专业的授课教师,由于数十年来传统外语教学的影响,他们仍然未能确立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教学的意识,仍然把独立的翻译系、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的翻译教学混同于传统外语院系里的翻译课教学,并且把文学翻译作为其授课的主要内容。因此,重申专业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对象及其相对专门的教学理念等,仍然不无必要。至于国内翻译界极个别的人带着僵化的思维脑袋,祭着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标准”的旗号,用近乎疯子般的呓语,不断地在网上、在其自费出版的书籍甚至在一切他可发出声音的场合,对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学科肆意诋毁谩骂,称译介学研究是“伪翻译学”、是“邪教”,那我们就根本不予理睬了,因为不在学理层面上的谩骂和诋毁,是无法与之进行正常的对话和讨论的。

从翻译服务走向语言服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因而我们将直面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但与此同时又充满着激烈竞争、充满着新的、严峻挑战的语言服务市场。实际上这也是给我们国内在翻译院系[6]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和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面对着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种种特征,面对着对专门翻译人才有着巨大需求的语言服务市场,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以为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在翻译理念上进行一个实质性的调整,因为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理念在某些层面上与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翻译理念有着很大的区别。长期以来,我们对翻译的认识是,只要把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内容完整、准确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那就算是成功的翻译了。然而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引入了“客户”的概念,这样,作为语言服务的翻译服务就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在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上,把交出一份自以为合格的翻译文本视作任务的完成。语言服务引入了“客户”的概念,这就要求作为语言服务的翻译服务还必须考虑客户的翻译目的,考虑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不能满足客户要求的翻译,不能达到客户预期目的的翻译,语言文字转换得再好也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

同理,在以“译入”行为为主的历史时期,我们也是只关心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只要把国外的文学、文化作品完整、准确地翻译成本国的语言文字,那就算是圆满地完成了翻译的任务了。然而在今天,当我们除了继续进行“译入”活动外,同时还有大量的“译出”翻译任务,这时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的建立在“译入”行为基础上的翻译理念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译出”翻译行为,如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那显然就会有问题,严格而言,也是不行的。因为“译出”的作品有一个能不能被另一个国家、民族的读者所接受的问题,能不能在另一个国家和民族那里得到有效的传播、产生应有的影响的问题。如果不能,那么依传统的翻译理念和标准来看你这个翻译也许应该算是做得很好了,但按照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理念,仍然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

其次是翻译教学与培训的理念和手段也应予以调整。长期以来,我们在专业翻译教学领域里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把专业翻译教学混同于外语教学体制内的翻译教学,以为翻译不需要专门的训练,学生只要学好了外语,那就意味着他学会了翻译。这样,在许多高等院校的外语院系的翻译课教学里,教师的注意力也就一直集中在或停留在训练学生的外语能力上,所谓的翻译课实际上也就是外语课的延伸,其目的是通过翻译加强他们对外语语言的认识,通过翻译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然而在这些同样标明为翻译课的课堂里,教师是不会对学生进行专门的、与翻译职业要求紧密挂钩的翻译专业的训练,更不会对学生进行同样与翻译职业要求密切相关的翻译软件应用训练,以及翻译的职业伦理道德训练,等等。然而今天,在我们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以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语言服务市场以后,翻译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历史上翻译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且具有较多个人创造成分的文化行为,正逐步演变为一种团队行为,一种公司主持的商业行为。翻译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电脑、因特网等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工作效率和翻译质量,而且使得世界一体化的翻译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果还是把传统的外语翻译教学理念和方法照搬到我们现在的专业翻译教学与训练[7]中去,那显然是无法培养出能够符合当前语言服务市场需求的、能够从事语言服务的专业翻译人才来的。在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翻译专业教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学生的培训除了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能力的基本训练外,还应该教给学生在翻译中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教给学生作为一个专业翻译工作者应该遵守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伦理,教给学生语言服务市场的意识。当然,还要教给学生广博的国内外相关的文化知识,包括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甚至一些最新的现代科技进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当前这个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培养出合格的专门翻译人才。

最后,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研究视角和翻译理论也有待调整并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建设。面对当今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翻译现实以及最近一二十年来已经逐步形成的巨大的语言服务市场,面对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出现的种种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传统的翻译理论显然也同样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描述和解答。为此,我们翻译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视角必须进行重大的调整:既要关心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之间转换层面的问题,也要关心跨文化交际层面的问题;既要关心把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翻译进来的“译入”行为,还要关心把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翻译出去的“译出”行为;既要关心笔译、口译以及翻译文本内的问题,还要关心文本外制约翻译行为的诸多因素问题,诸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问题。德国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理论资源,但显然还远远不够,它无法涵盖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活动的许多方面,尤其是跟语言服务市场密切相关的诸多现实问题。事实上,对于语言服务的问题,连身处贸易服务业内的某些机构、人士都还没能确立起清晰的意识。我最近刚刚拿到由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组织编撰的一套有关服务贸易的丛书,共三大本,分别为《探寻服务业走出去之路——上海服务贸易案例选编》(2012年出版)、《推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探索者——上海服务贸易风云人物选录》(2013年出版)和《新编服务贸易百问》[8]。厚厚三大册,却对“语言服务”只字未提。甚至在回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有哪些”的问题时,对“语言服务”也仍然不置一词。由此可见,语言服务不光对于我们翻译界,对于国内的服务贸易界乃至文化贸易界也都是一个有待认识、有待探索的新问题。

(原载《东方翻译》2013年第3期)

【注释】

[1]王传英:《2011年企事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分析及启示》,《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2]有关《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的引文均引自《中国翻译协会会员通讯》2012年第6期、2013年第1期合刊(总第39期),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2013年1月,第22页。

[3]有关《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的引文均引自《中国翻译协会会员通讯》2012年第6期、2013年第1期合刊(总第39期),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2013年1月,第14—15页。

[4]佚名:《语言服务的四个层次》,随你译网,2010年7月30日。

[5]佚名:《语言服务的四个层次》,随你译网,2010年7月30日。

[6]我在这里不提“外语院系”,而提“翻译院系”,是鉴于目前国内已经建立了相当数量的独立的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以及独立的翻译系的事实,而我们这里所说的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挑战也是针对他们而言。至于外语院系的翻译教学,是为外语教学服务的,这里所说的“挑战”云云,与他们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7]这里同样指的是专业翻译教学与训练,至于传统外语院系中的翻译教学,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翻译教学理念,那自然无可非议。

[8]这一套三本书均非出版社正式出版物,这一本《新编服务贸易百问》更是连出版的时间也未标明,但三本书都是在2013年5月30日北京交易会上正式赠送给与会代表的,由此可以断定此书也是这两年内新编写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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