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的異同比較

根據上兩節的分析和列表我們可以對《公羊傳》中“及”、“與”的異同進行一些比較。

第一，從來源來看，“及”和“與”的語法化過程是相似的。在6．1節中已經提到過，漢語的大多數前置介詞從動詞語法化而來，而促發語法化的句法環境則是連動結構。“及”和“與”也不例外。“及”的本義是“追及、趕上”，《說文》又部：“及，逮也。”段玉裁注：“及前人也。”著眼於動作的目的，可引申爲“到達”，著眼於動作的方式，則可引申爲“偕同”。“與”的本義是“黨與”，《說文》舁部：“與，黨與也。”由此可引申爲動詞“參與”，進一步又可引申爲“偕同”。在“偕同”的意義上，“及／與”可以成爲連動結構的前一個動詞，即“NP1＋VP1＋NP2＋VP2”中的VP1。這個連動式的意義是NP1偕同NP2施行動作VP2，“及／與”的賓語NP2在語義上也是動作VP2的參與者，因而容易導致原結構重新分析爲“NP1＋（VP1＋NP2）＋VP2”。“及／與”的動詞性因之減弱，語法化爲伴隨介詞，其典型功能是引出事件的另一個參與者。句法上，“及／與”及其賓語組成的介詞結構充當謂語動詞的狀語。這樣，“及／與＋NP2”就和主語NP1分布在謂語動詞VP2的同一側，同時在語義上“及／與”所引導的NP2跟充當主語的NP1一樣也是謂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爲的發出者，因而“及／與”會進一步語法化爲並列連詞。洪波先生（2000）認爲“及”、“與”二詞“虛化的條件和機制是完全相同的”，他稱這種現象爲“平行虛化”。吳福祥先生（2003）通過類型學研究，指出“伴隨動詞＞伴隨介詞＞並列連詞”這樣一個語法化鏈，是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一種重要的演變類型。在《春秋》和《公羊傳》中，我們能看到，動詞、介詞和連詞“及”、“與”處於同一共時平面內，表示戰國至漢代，這兩個詞正處於語法化過程中，不同語法化程度的用法共存，因此在判斷它們究竟是動詞、介詞還是連詞時，要格外慎重。

第二，從分布來看，“及”和“與”在《公羊傳》中的分布非常有規律，即“及”出現在《春秋》經文中，而“與”出現在傳文中^[20]，傳文中的“及”，都是與經文內容相關的。因此在同一事件中，經文用“及”，而傳文用“與”，如：

第三，從句法、語義方面來看，“及”和“與”有以下的異同^[21]。

1）作介詞：

a．“及”、“與”與其賓語都位於謂語動詞之前，這是它們在句法方面的共同點。

b．“及”的賓語都是名詞性的，包括國家名、人名、地名和指人名詞，沒有代詞。它的賓語不能省略，也不能前置。

“與”的賓語情況比“及”複雜。除了名詞性的之外，還可是代詞“之”，如莊公十三年“桓公下與之盟”，僖公二十一年“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也可是代詞“爾”，如襄公二十九年“是吾與爾爲篡也”。此外，“與”的賓語可以省略，如莊公四年“無時焉可與通”，僖公二十一年“里克知其不可與謀”。也可以前置於“與”，如宣公十五年“吾孰與處于此”。“與”還可與副詞“相”構成複音詞“相與”。

c．“及”所引進的對象有兩類，分別是動作行爲的聯合對象和對抗對象，前者數量較多。“與”除了引入聯合、對抗對象之外，還可引入比較對象，同樣是聯合對象數量最多，後兩項數量都較少。

d．與“及”字結構搭配的謂語動詞絕大部分和征伐、盟誓、約定、會見有關，如“盟”、“遇”、“會”、“平”、“入”、“來”、“伐”、“狩”、“圍”、“救”、“敗”、“戰”等。“與”字結構所能搭配的謂語則更多樣，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還有一些具體的動作動詞，如“語”、“謀”、“慮”、“立”、“博”等，這是“及”字結構所沒有的。

2）作連詞：

a．“及”連接的前後項都是名詞性的，且均爲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僅一例“雉門及兩觀”看似普通名詞，實際上也指魯國一個特定的地點，亦當算作專有名詞。“與”連接的前後項也都是名詞性的，但不盡是專有名詞，昭公二十五年“簞食與四脡脯”、“其禮與其辭”兩例連接的是普通名詞。

b．11例“A及B”結構除了一例作主語，其餘皆作賓語。16例“A與B”結構中有11例作主語，僅5例作賓語。

周生亞先生（1989）對作爲並列連詞的“及”、“與”的異同分析得甚爲詳細，他將二者語法、語義的區別概括爲六個方面：1）“與”主要連接名詞性結構，而“及”可連接動詞性結構和主謂結構；2）“與”構成的並列詞組可以做判斷句的謂語，而“及”字不能；3）“與”、“及”所連接的詞或詞組，彼此關係不同，“及”所連接的並列項在內容上有主從，在時間上有先後，在空間上有表裏遠近，在程度上有深淺大小；4）“與”連接的並列項以雙項爲常，而“及”也可連接多項；5）“及”在多個並列項中的位置取決於“及”的作用；6）連接兩個表示選擇比較範圍的並列項，用“與”不用“及”。周先生提出的區別，蔣宗許先生（1990）認爲有些不能成立，如一、二、四條，並且逐一舉了很多反例。由於《公羊傳》中的“及”和“與”不涉及這幾條的內容，我們在此暫不討論。

在此要進一步考察的是周先生提到的第三條，即“及”所連接的前後項的語義關係。他討論的是作連詞的“及”，但對於介詞“及”，也有同樣的問題，這也是許多前輩學者關注過的。

在隱公元年傳文中，公羊氏認爲“及”有汲汲欲之之義，即主動與他者結合。除此以外，另還有幾處解釋“及”的用法。桓公二年：“及者何？累也。”文公九年：“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昭公五年：“其言及防兹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哀公三年：“何以不言及？敵也。”綜合這些闡釋，可推知公羊氏的觀點是雙方匹敵、同樣尊貴的情況，不能用“及”來連接，“及”所連接的前項當是主體，是尊貴的一方，而後項當是地位較低、附屬的一方。

《穀梁傳》也有多處解釋《春秋》中“及”的意義。隱公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眜。”《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桓公十三年《經》：“及齊侯、衛侯、燕人戰。”《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宣公十一年《經》：“晉侯會狄于欑函。”《傳》：“不言及，外狄。”襄公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哀公三年《經》：“桓宮、僖宮災。”《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穀梁家除了認爲“及”有體現尊卑的意義之外，還認爲“及”表示願望由己方發出，主動與他方聯合。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及”本是義爲“追及”的動詞，表示A趕上、靠近B，或A發出的動作延及B，則A必然是動作的主動者。介詞和連詞“及”也會帶上這樣的語義特點，所連接的前後兩項，可能有先後、遠近、主從等的區別。這也是經學家通常認爲“A及B盟”或“A及B戰”表示A爲盟誓、征伐主體而B爲跟從者或對象的原因。

但另外的事實是，《春秋》中全用“及”而《公羊傳》中全用“與”，此二詞經常在同一事件中互見，經文中的“A及B盟／戰”，到了傳文中，就成了“A與B盟／戰”，沒有證據能證明這樣的改變造成了傳文與經文意義的不同。作介詞的時候，A是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B是介詞賓語，是動作的偕同或被動接受者，這時A、B固然有主從之分，但這並不是因爲A尊貴而B卑微。而且同一事件，經文用“及”而傳文用“與”，如果說“及”連接的前後項是不平等的，則“與”連接的前後項也是不平等的，這又違反了“與”的語義。

作連詞的時候，“及”所連接的11例中有9例是地名，從文中看不出尊卑主次之別，其餘二例分別是“莒及郯”和“赤狄甲氏及留吁”，也沒有公羊氏所說的尊卑次序。而“與”所連接的，却未必沒有尊卑主次順序，如“莊公馮與左師勃”、“孟氏與叔孫氏”，前者地位都較後者爲高，說明“與”連接的兩項，也並非完全平等、匹敵。蔣宗許先生（1990）認爲“由於漢語的表達習慣，通常是先尊後卑、先君後臣、先主後從、先大後小、先內後外等原因，‘與’所連接的前後項同樣不能掉換……我們切忌把表達習慣所形成的主從關係硬派在連詞‘及’的特點上”。此看法十分有見地。至少從《春秋》和《公羊傳》來看，“及”和“與”所能連接的前後項並沒有顯著的尊卑、內外區別。

句法、語義方面的區別無法完滿地解釋文獻中諸多的用例，我們認爲，“及”與“與”的區別，更多的是作經者與作傳者的語言選擇問題，和時代以及方言有關。大西克也先生（1998）通過調查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和包山楚簡、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等出土文獻資料，發現秦簡的並列連詞基本上都用“及”，介詞都用“與”，楚簡則無一例外地連詞都用“與”，而楚帛書既有“及”和“與”交替使用的情況，也有衹用“與”的情況。銀雀山漢簡的內容與齊國有密切關係，其中大部分先秦古籍並列連詞衹用“與”，衹有《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及”、“與”互用，且“及”的數量多於“與”。據大西先生分析，這部分內容可能來自秦人著作，而非齊人手筆。他的結論是，並列連詞“及”屬戰國時代秦地語言，而“與”屬六國語言，漢代語言受秦語言影響，產生了“及”、“與”分工的趨勢。周守晉先生（2005：162）根據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對大西先生的觀點進行了修正，他認爲：“說連詞‘及’是秦語裏的方言詞，材料上遇到不少障礙。”一方面，《睡虎地秦簡》中就有連詞用“與”的現象，另一方面，屬於晉國的《侯馬盟書》中也有不少連詞“及”。由此他認爲二者的差異是“實詞虛化、詞彙興替交替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現象”，“與”的語法化發生得比“及”早，在戰國晚期，它們的語法化均已完成，因此產生競爭，而後又形成“與”作介詞而“及”作連詞的分工。

參照《公羊傳》來看，《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史舊聞，並沒有秦地方言的因素，但皆用“及”，因此大西先生的“方言說”並不能完全被印證。《公羊傳》出自戰國至漢初的齊人公羊氏，皆用“與”，則與大西先生的結論相符。另外，《春秋》中的“及”和《公羊傳》中的“與”作介詞和連詞的數量相當，從《春秋》比《公羊傳》時代早數百年這點來看，似可以說“及”的語法化發生得比“與”早，這也與周守晉先生的觀點有扞格。我們在此衹能認爲，“及”和“與”的分布區別主要來源於春秋時期魯語和戰國至漢時期齊語的區別，造成這種區別的，既有時代因素，亦有地域因素。

【注释】

[1]“如”表示由於文例過多，限於篇幅，僅舉數例。不注“如”者，表示羅列全部文例。

[2]動作的終點、目的，以及起點、來源，也可能是地點（方位）詞或者時間詞，我們在上文已將其歸爲“地點／時間”類，因此在此不重複統計。

[3]“夷狄”和“中國”既可指地理上少數民族與華夏民族所分布的地區，也可指生活於這些地區的民族和人群，還可指這些地區的民族所抱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這個文例中，作傳者褒揚赤狄璐氏：“璐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何休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可知這裏“夷狄”和“中國”所指皆就禮義習俗而言，故而不將其歸入引進地點一類。

[4]杉田先生在文章開頭說明道：“在古代漢語中，‘于、於、乎’是具有共同性質的介詞，此處暫且不論它們的區別，將之統稱爲‘于’字。”

[5]這個用例不同於其他的被動句。“介”爲隨從人員、副手，“歸父……反命于介”義爲“歸父讓隨從人員回國復命”，在此“介”是“反命”的施事，但歸父並非“反命”的受事。這種語義關係的句子很罕見，難以歸類，姑置於此。宣公十八年還有一例“反命乎介”，同理歸入“乎”的4）b用法。

[6]王力先生此處把“於”字結構稱爲“處所狀語”，但一般來說，“狀語是位於謂詞前或主謂前起修飾作用的成分”（楊伯峻、何樂士1992：55），位於謂詞之後的應當被稱爲補語。

[7]“祭”、“娶”等，既可指祭祀、嫁娶的場合，也可指祭祀、嫁娶的時候，但因“於……焉”結構是表示時間的典型結構，故而在此將這類詞歸於表示時間的詞。

[8]何休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與高子來盟相比較，可見何休認爲“君使乎大夫”中“君”是施事者。楊樹達先生《〈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解》認爲此解誤，“君”當指齊傾公，“大夫”謂逄丑父，傾公一再爲逄丑父所使，所謂君使乎大夫也，“使”謂爲人所使。亦即，他認爲“大夫”是施事者，恰與何休相反。但楊先生的說法亦可商榷。如果按照這個理解，傳文似與經文有脫節。我們認爲此處並非齊侯使國佐，也非傾公被逄丑父使，而是齊侯使國佐來與郤克等大夫盟，這是君、臣不對等，因此說“君不使乎大夫”，即國君不應當出使到大夫那裏去，這裏的“乎”仍然是引進對象的。

[9]何休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此二句指父之道行於子之事，天子之道行於諸侯之事。“子”、“諸侯”都是道所行的對象。

[10]《春秋》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國軍隊向魯國與齊國軍隊投降，因此傳文中“降吾師”指的是“向吾師投降”。

[11]此表的數據以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統計。如第175、176頁腳注所示，有三處“于”、“於”在不同版本中有異文，根據目前所見文獻，無法確定哪一個是正字，因此我們皆按照阮元本文字來統計。

[12]阮元《校勘記》指出前一“於”“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作‘于’”，後一“于”“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可見在各種版本中，唐石經和鄂本皆作“于”，毛本皆作“於”，此二詞在此並無句法、語義的區別。

[13]阮元《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同上一句一樣，這裏的“于”、“於”沒有句法、語義的區別。

[14]這句是爲了解釋《春秋》“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中“以”的意思。經文中的“以”引進的是帶領、協同的對象，因此我們將傳文中的此例也歸於此。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經文中這種用法的介詞“以”出現頻率特別高，主要用於某人或某國率領其他人或其他國家進行戰爭的情況，這顯然與《春秋》的記敘內容有關。

[15]傳文作“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這是宋宣公對宋繆公說的話，要表達的意思是他愛與夷甚於繆公，但作爲社稷宗廟主，則繆公比與夷更合適。若根據原文，則是愛繆公甚於與夷，非宣公之義。因此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條認爲：“‘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訛，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其說甚是。我們在正文中不擅改原文，但於此出校。

[16]何休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可見“以”是被省略的賓語“彼物”的介詞。《春秋公羊傳詞典》將“以來”單獨列爲一個詞條，釋爲“從來”，是斷句有誤，且不習於上下文。

[17]何休注：“以爲大卑。”可見是“以之爲大卑”的省略。《春秋公羊傳詞典》等釋“以”爲“已”，爲“甚、太”之義，文固可通，但無文獻證明，此不取。

[18]《公羊傳》上文：“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何休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徐彦疏：“言夫人當爲首而營其祭事也。”據此，“念母以首事”指莊公在練祭時思念母親，是爲了讓母親在此時主持祭事，正如“正月以存君”的意思是書正月是爲了存問君父。因此我們在此將此二“以”皆視爲連詞。《春秋公羊傳詞典》將前一“以”歸入綴於狀語與謂語中心詞之間的連詞，後一“以”歸入表原因的介詞，都不甚確切。

[19]何休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如果將“執事”理解爲自稱，則“執事以羞”是“主語＋以＋謂語”的形式，無論“以”作爲介詞，還是連詞，皆扞格難通。孔廣森《通義》認爲：“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亦即“執事”是對齊侯的尊稱，此說法更符合語言事實。《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杜預注亦云：“言執事，不敢斥尊。”如此理解，則“執事以羞”恐爲倒裝句，即“以羞執事”，即使齊侯蒙羞。因此我們將“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中的“以”歸入表示順承的連詞。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經》斷句爲“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恐誤。《春秋公羊傳詞典》將此“以”釋爲動詞“使用、使”，亦不確。

[20]《春秋》桓公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阮元《校勘記》：“鄂本‘公’下有‘與’字，是也，《左》《穀》皆有‘與’。”但唐石經《穀梁傳》亦無“與”字。徐蕭斧先生（1981）認爲，案《春秋》用例，此處或奪“及”字，或“及”字訛爲“公”字，各本有“與”字者，疑是後人誤補。此說是。

[21]由於《公羊傳》中的“及”都是與經文相關的，沒有其獨立的句法、語義特點，所以我們在此比較的是《春秋》中的“及”和《公羊傳》中的“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