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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記》前言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金人飛空,白馬馱經。在此四人中,法顯有《佛國記》、玄奘有《大唐西域記》、義淨有《南海寄歸内法傳》傳世。而這三部行記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又以其翔實、深入著稱。《大唐西域記》,全書十二卷,共十餘萬字,書前冠以唐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尚書左僕射于志寧所撰兩序。

金人飛空,白馬馱經。兩千多年前,佛教自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並迅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為了瞻仰佛跡,尋求佛典,探索佛學堂奥,從三國直到明代,千餘年間,西行求法者不乏其人,他們“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在數以千計的求法僧人中,三國時期的朱仕行、東晉時期的法顯、唐代的玄奘、義淨堪稱其突出代表。在此四人中,法顯有《佛國記》、玄奘有《大唐西域記》、義淨有《南海寄歸内法傳》傳世。而這三部行記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又以其翔實、深入著稱。

玄奘是我國唐代著名的三藏法師,法相宗之創始人。歷史上傑出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卒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俗姓陳,名禕,法號玄奘,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市緱氏鎮陳河村)人。陳家本為儒學世家,乃東漢名臣陳寔之後,高祖陳湛曾任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陳欽曾任東魏上党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其父陳慧隋初曾任江陵縣令,大業末年退隱居家,潛心儒學。玄奘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在這樣的家庭中,又飽受儒道百家的熏染。玄奘有兄三人,次兄陳素,早年於洛陽淨土寺出家,以講經説法聞名於世,法號長捷。後來玄奘因父母喪亡,家道困窘,便跟隨其次兄長捷法師住淨土寺,學習佛經五年。在此期間,他涉獵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更偏好大乘,因此早年就熟讀大乘要典《妙法蓮華經》、《維摩詰經》。隋煬帝大業八年(公元612年),年僅十三的玄奘,即破格以沙彌的身份録入僧籍,於洛陽剃度出家。其時,他已初露頭角,博得大衆的欽敬。

隋唐之際,天下大亂,中原戰火蔓延,玄奘與次兄長捷為避戰亂,西入長安,後得知當時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並於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十數年間,他前後遍歷隴、蜀、荆、趙諸地,參謁宿老,拜訪名師,足跡所至,幾及半個中國。他分别從景、嚴、空、慧景、道基、寶暹、道震、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辯、玄會等法師學《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論》、《迦延》、《婆沙》、《雜心》、《成實論》以及《俱舍論》等經論。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再次來到長安,此時他已通究諸部,造詣日深,譽滿京師。然而在窮盡各家學説的過程中,玄奘亦深感各派學説紛歧,衆師所論不一,驗之經典,亦隱顯有異,無可適從。於是萌發親遊天竺,尋求經典,問惑辨疑之志。貞觀三年(公元629年,一説貞觀元年)玄奘結約伴侶,向朝廷陳表,誓願西行求法,可惜未獲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孤身“冒越憲章,私往天竺”,始自長安神邑,經涼州出玉門關西行,越阻涉險,歷盡艱難,長途跋涉,到達天竺。初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受學,後又遊學天竺各地,並與當地學者論辯,名震五竺。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正式東歸,經由今之新疆南路、于闐、樓蘭而回國,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正月回到長安。這一西行求法的壯舉,前後往返共歷17年,徒步行程五萬餘里,齎歸經像舍利等凡數百件,其中除佛像及佛舍利150粒之外,共請回佛經梵文原典520夾675部。

史載玄奘歸國後,“道俗奔迎,傾都罷市”,受到朝野隆重歡迎,並為太宗、高宗所欽重,供養於大内,賜號“三藏法師”。雖太宗曾多次勸其還俗出仕,然玄奘均以“願守戒緇門,闡揚遺法”而婉言推辭。太宗遵從其志,助建長安譯經院,詔其主譯新經。先後於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宫開建譯場,他“專精夙夜,不墮寸陰”,主持譯經凡19年,共譯經論75部1 335卷。既嫻華言又通梵語的玄奘一改古代譯經家以“達意”為原則而信筆直譯之譯風,提倡忠於原典、逐字翻譯、融會直(譯)意(譯)之譯經新規,被譽為“新譯”,對後世譯者影響甚大。譯出之主要經典有:《大般若經》六百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以及《俱舍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等。可以説那爛陀寺最盛時期的重要佛學經典,經玄奘譯介,得以悉數傳至中華。

在唐太宗的勉勵敦促下,玄奘又將西行求法之所見所聞,撰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經弟子辯機編次潤飾,於歸國的次年,即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進上。為我們留下了這部在佛教史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亞、南亞之史地、文化上均有極高價值之稀世奇書。

玄奘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圓寂於長安玉華宫,世壽六十五。對於玄奘,唐太宗曾親自撰寫過一篇長781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序中稱讚玄奘“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足見評價之高。玄奘示寂後,高宗哀慟逾恒,為之罷朝三日,一再哀歎“朕失國寶矣”,並追諡“大遍覺”之號。初葬於白鹿原,後遷至樊川北原。墓地毁於黄巢起義,頂骨遷至終南山紫閣寺,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被僧人可政帶回南京天禧寺供奉。抗日戰争期間(公元1942年),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原大報恩寺三藏殿遺址處掘出玄奘頂骨石函,由於玄奘頂骨聞名中外,各地都想迎請供奉,致使玄奘靈骨一分再分。後被分成三份,分别保藏於南京、北京和日本。

玄奘的生平事蹟可參唐代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及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由於他的求法精神感動朝野,後來西行事蹟逐漸演變為傳奇故事。唐中葉就有關於他的傳説,晚唐五代出現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明代吴承恩又有章回體小説《西遊記》,遂使唐僧(玄奘)在中、印都成為婦孺皆知、家喻户曉的人物。

《大唐西域記》,全書十二卷,共十餘萬字,書前冠以唐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尚書左僕射于志寧所撰兩序。正文記載玄奘親身經歷和傳聞得知的138個國家和地區、城邦(親踐者110國,傳聞者28國),包括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前蘇聯中亞地區、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地的情況。書中各國的排列,基本上以行程先後為序:卷一所述從阿耆尼國到迦畢試國,即從中國新疆經蘇聯中亞抵達阿富汗,是玄奘到達印度前34國及相關地區的記録;卷二之首為印度總述,並記載了從濫波國到健馱羅國三國,即從阿富汗進入北印度;卷三至卷一一所述從烏仗那國至伐剌挐國,包括北、中、東、南、西五印度79國及傳聞(其中摩揭陁一國情況占去八、九兩整卷的篇幅,這是因為摩揭陁國那爛陀寺乃當時全印度的文化中心,是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玄奘在那爛陀寺留學長達五年);卷一二所述從漕矩吒國至瞿薩旦那國等,即玄奘返國途中經行的帕米爾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緣22國概況。該書内容異常豐富,書中對各國的記述雖繁簡不一,但有其恒定之章法。通常包括國名、地理形勢、幅員廣狹、都邑大小、國王、族姓、宫室、農業、物産、貨幣、食物、衣飾、語言、文字、藝術、禮儀、兵刑、風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聖跡、寺數、僧數、大小乘教的流行情況等内容。特别是對各地宗教寺院的狀況和佛教的故事傳説,都作了詳細的記載。記事謹嚴有據,行文簡潔流暢。正如玄奘在奏進表中所云:“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彦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淩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蔥外之境,皆存實録,匪敢雕華。”加上編次潤飾者辯機學精内外典,文筆優美,更使全書增色不少。

《大唐西域記》面世已有1 300多年,我們目前能够看到較早傳本為吐峪溝石窟出土唐寫本《大唐西域記》殘卷。該本抄寫於唐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系最早傳入吐魯番的《大唐西域記》寫本,現藏吐魯番地區博物館。另外,敦煌遺書中亦有數種殘卷,分别為:S.2659va(卷一)、P.3814(卷二)、S.0958(卷三)。可見當時流傳之廣泛。後來又被收入佛藏,主要刊刻本有北宋《崇寧藏》本殘卷、金《趙城藏》本殘卷(以上兩種連同敦煌本殘卷見向達輯《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另有收入南宋《資福藏》、《磧砂藏》、元《普寧藏》、明《洪武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清《龍藏》、民國《頻伽藏》以及國外的《高麗藏》、《卍字藏》、《大正藏》等歷代刊印本。而點校整理本又以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點校本《大唐西域記》、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季羨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最為精審。

隨着時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記》不僅没有被歷史的風塵湮没,而是越發顯示出其燦爛光輝。19世紀以來,此書先後被譯成法、英、日、德等多國文字,國内外的研究成果更是層出不窮,與此相關的研究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因為它既是一部極為重要的歷史、地理和考古文獻,又是一部重要的宗教史、民俗史史料,它也被譽為東方三大旅行記之一(另為意大利馬可·波羅《東方見聞録》、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以在中外交通史和文學方面甚至語言文字方面的價值均不可小覷。《大唐西域記》的學術、文化影響,已遠遠超過了玄奘大師個人西行取經的主觀目的和直接效果。更為重要的是,正如趙樸初先生所云:“我國古代忘身求法的高僧很多,盡力於翻譯事業並取得成就的人物也不是少數。而目標的明確、意志的堅定、學識的豐贍、力行的徹底和成績的宏富,則以玄奘法師為第一人。他這樣偉大的人格贏得了一切佛教徒與非佛教徒的崇敬。一千多年來,他的形象一直流存在廣大的群衆當中。‘大唐三藏法師’成了婦孺皆知的名字。他到西方取經的經歷,甚至衍化為傳奇故事,對於我國人民不向困難低頭的精神,起着不小的激發作用。”玄奘這種為了尋求心目中的真理而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崇高精神,真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靈魂,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高貴品格,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如今,我們正在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需要繼承和弘揚這種精神。

《大唐西域記譯注》作為中華書局“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之一,我們選擇季羨林先生等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該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印行出版的《高麗新藏本》這一年代較早、内容較完整、校勘較精良的刊本為底本,又參酌諸本,擇善而從,乃迄今校勘最為精審的本子)為工作底本,同時參考前賢時彦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個别文字及斷句標點上略有改動(但遵循叢書體例,不另出校記)。在注釋方面,因季書著重於佛教術語及人名、地名等方面的注釋考證,我們在兼顧佛教術語及人名、地名方面的注釋的同時,酌情對一些難理解的字詞與文化常識性的内容進行注釋。而通過譯文可以理解的字詞則不另出注,更不做繁瑣考證。譯文力求曉暢通達。以直譯為主,直譯不順暢之處適當加以意譯。

囿於我們的水準,加之時間所限,譯注中不盡如人意之處在所難免,我們誠懇期待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我的三位博士研究生張俊之、李穎、吴松為我做了不少前期工作,中華書局責任編輯王水渙先生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辛卯秋於金陵秦淮河畔、石頭城下。

(《大唐西域記》,董志翹譯注,中華書局201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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