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房与厂房

周年校庆期间，学校在大学城新校区刚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以大学精神为主题的研讨会。我受邀与香港一位资深传译拍档为这场研讨会做传译。传译室被临时设置在音响控制间，冷气不够。总之，印象中很热，我们全程挥汗如雨，拍档甚至无法顾及形象，穿着背心工作。

时至今日，国内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粗放型”阶段，停留在圈地、建大楼等基础建设的认识上。至于建成之后，课室有无空调、楼顶是否漏水、教学设备是否健全，就不是政绩评估的对象了，更别奢谈什么维修、办学经费之类的后期投资项目了。其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内大学的教学楼内冷（暖）气不够。在潮湿、闷热的南方，冷气不足等于北方冬天供暖不足，将其视为“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志，也许并不过分。总体而言，国内大学，尤其是新建校区，越来越像工业园的厂房。

也难怪，在经济挂帅的当下中国社会，知识等同于商品，大学也被视为工厂，教学楼也就成了知识生产的车间。中山大学珠海新校区被港澳戏称为亚洲最长的厂房（两个山头之间，几百米长）。据说整个校园由法国人设计。而本次校庆演讲嘉宾中也有几位来自法国高师的校长，其中里昂高等师范大学的校长FranCoise Argoul演讲的题目为“大学：学科与助产科”。有趣的是，二者无意中倒是形成了一组绝佳搭配：大学厂（产）房与助产科。

将大学比作助产科，即知识的培育与诞生之所，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所以科技园（Science Park）也经常被定位为科技的孵化器（incubator）。中文的“生产”二字包括了“生”（生命的诞生）与“产”（产出的过程）；二字颠倒过来就成了“产生”，也是结果的意思。而在英语中，“生产”是produce a product，“生育”也是produce a baby。在汉语中，“生产”同样可以表达为“制造”（manufacture），在英文中也有“人造”的含义。看来，无论是生产还是制造，都是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产品生产与生命生产，二词同源，前者是创造独特的生命，后者是制造类型化的产品。文化研究理论认为，在西方，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对知识工具论的批判，再到现在提出的“知本”社会（know ledge society），这一过程本来就是纯知识商品化的一个过程。它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使用价值、商品价值的交易性方面，也体现在知识与社会生产及生活的更紧密结合方面。

Argoul校长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了三组对立概念（three dichotomies），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知识观念在转型中所面临的矛盾：（1）专才与通才（specialized versus a general comprehensive）的教育；（2）百科全书式还是学习型人才培养（encyclopedic erudition or teaching how to learn），即大脑培育应以灌输式（well-filled）还是自主型well-made为主；（3）职业型还是个人成长的孵化型（for professional ends or an incubation of personal profiles）。

概括说来，在西方，传统大学（14世纪起）培养的对象从起初的宗教类（牧师）、博学之士，到19世纪的政府公务员类及医生、律师类专门人才，再到20世纪中叶前的技术专才，基本上都沿袭着一种“精英教育”。不过，从以上轨迹中仍可看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实用类（“术”类）知识逐渐取代了博学类（“唯识”类）知识，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以理工、科技为主的大学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如果说传统的大学教育注重的是人的精神意义的培养，那么，当代大学教育则更看重物质（技能、技术、职业）层面的实践培训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原本用以修身养性的知识转而成为能带来财富的有形资产，这就无怪乎知识的传递所从“产房”一变而为“厂房”，知识由传输而成为转换，对象从有血有肉的人而变为冷冰冰的信息了。

我们知道企业的宗旨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员工的利益则建立在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价值上。这就决定了从大学开始，知识的供应链就与企业挂上钩了。如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与中山大学共同举办的知识转化的产学商论坛上，就介绍了该大学工科学生是以两年在企业内学习作为其培养模式的。又如不少大学将“英文系”直接改称“修辞系”，即基于语言的最大实用价值在于更好的文字表达这一认知。由此，企业的知识管理理念一直延伸至大学；大学也就成了企业价值链的上游。而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与研发结果的快捷。企业的性质要求创造出来的知识获得专利、拥有商标，这样，保护知识及其为企业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产品，就能为企业、为投资者赢得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不只是从大学开始，企业更直接将其实验室搬进大学。大学成为企业的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一环。这么一来，大学培养的人才成为企业的员工，他们在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只不过是为企业完成了对研发人员的岗前培训，而诸如道德的完善、精神的提升、知识的全面吸收等个人修养方面的诉求，则统统被置于实用的知识学习与应用之下。

传译人员的培养也难逃此劫。职业传译员的“生产”从大学的培训开始，传译专业的学习课程与企业实践密切相连，传译实践被作为学分纳入对学生的考核体系中。这就决定了传译人员不可避免地必须成为企业供应链的一环。所以传译学生要修习“工商传译”“医学传译”“法律传译”等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工科类、理工科类大学的英语系传译学生都需修习“科技翻译”课程。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笔者在大学开设口译课，由于学生兴趣不一，我们甚至尝试为不喜欢口译或缺乏口译基本能力的学生开设MBA英语课程，并同意其课程论文可视为口译课程成绩。如今，由于传译对象的专业程度越来越细分，传译课程的开设也已面向不同专业，鼓励那些有英语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学生来研习。

这些举措产生了多大的实效？各种口译大赛所展示出的某些共同现象也许能部分地回答这个疑问：将纯粹外语院校的传译课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与综合院校同样课程培训出来的学生相比，他们在思维、知识面等方面都明显不占优势，尤其当考题稍微偏离“工商”题材时，前者就立刻暴露出综合能力方面的短板。究其原因，很可能正是由于在大学学习阶段忽视了综合性、自主性以及孵化性学习，过于偏重专才、灌输以及职业性知识的学习。生有涯而知无涯，没有人能掌握这个世界中的所有学科知识。然而，在传译实践中，传译员又总会遇到不同知识背景的讲者，并且不同的讲者又带有自己对知识的不同理解与掌握，如此以来，处于不同水平上的讲者与译者，各自频率不同，讲出来的内容与效果大相径庭，就是必然之事了。

希望至少译员的培训是产房“生”出来的，而不是厂房“造”出来的。毕竟传译需要人工的综合技能，这不是机器所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