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思想道理

第九章　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思想道理

Chapter 9

幽默是真理的轻松一面。幽默的说理方式往往是间接的，它常常让人们在笑声或耐人寻味的思考之后领悟其中的意图，避免了使人反感和厌倦的直接说教。

——马克·吐温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新中国的国家主席，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许多机会与场合向群众做报告，做演讲，开座谈会，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宣讲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讲解一些革命的理论和道理，阐述自己对某些现象与问题的思想观点等等。这些思想或道理有的是比较枯燥的，沉闷的，抽象的，甚至是深奥难懂的。如果不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很容易让人听不进去，或者左耳听了右耳就跑了，或者听了之后还是搞不懂其中的意思。这样，所谓的演讲、报告、讲话等等就根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和目的，就无异于竹篮打水——一场空。德国著名演讲家海因·雷曼麦也说：“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道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能为人接受。”从做群众工作起家的毛泽东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进行演讲或报告、谈话时，多能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运用比喻、夸张、仿拟、类比、讽喻、易色、双关、歇后语等多种修辞方法来创造出一种幽默的氛围和意境。在幽默这个调味剂的作用下，他的演讲、报告和谈话就充满了感染力、吸引力和可听性，同时也就会让听众更加有效地理解与掌握这些理论与思想的内涵。

林语堂先生说：“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随地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如此看来，中国现代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和德国这位著名演讲家的这两番话恰好成了毛泽东用幽默的语言表达思想道理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和注脚。看看下面这些生动活泼的事例吧，你也许会明白：为什么在毛泽东的语言里，深奥的道理会变得浅显易懂了？抽象的事物会变得形象可感了？你也许会恍然大悟：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就是这样在毛泽东的幽默的语言里化蛹为蝶了。

1．这狗鱼专吃小鱼，那就是水里的恶霸啰。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多次深入附近农村，白天劳动，晚上就挨门串户地走访农民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但由于农民们没有文化，讲道理时不能流于说教和形式，毛泽东就常常借助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讲解。

茅坪河上游有个几丈高的瀑布，瀑布下面有个深水潭，叫作龙目潭。潭里出产一种鱼，样子很特别，头很大，嘴里有牙齿，专吃小鱼，还长着四条腿，老乡们都叫它“狗鱼”。它的肉又鲜又嫩，可因为它老躲在深水里，很不容易捉到。

1928年的一天，两个农民在龙目潭里捉了两条大狗鱼，每一条都20多斤。他们高高兴兴地来到八角楼，一定要送给毛泽东尝一尝。毛泽东正在办公，看到两位农民拎着两条大鱼来见他，连忙请他们坐下，问了他们的名字，又问他们手里拎的是什么鱼。

一位农民回答说：“这是狗鱼。”

毛泽东指着狗鱼问：“它吃什么，怎么繁荣昌盛得这么大？”

一位农民顺口说：“它是专门吃小鱼为生的。”

毛泽东笑着说：“这狗鱼专吃小鱼，那就是水里的恶霸。鱼被它吃光了，对群众不利，要多多消灭它们。在人中间也有狗鱼那样的恶霸，就是那些土豪劣绅，他们专吃穷人。我们要像消灭狗鱼一样，把他们统统消灭。”

两个农民听了都点头说：“毛委员说得真对。我们就要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

毛泽东巧妙地借助农民来送狗鱼的机会，利用两者之间都有欺负弱小的“吃”的相似点，将恶霸和土豪劣绅比喻为狗鱼，运用幽默风趣的方式讲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道理。而且，毛泽东还运用了大词小用的方法，将“繁荣昌盛”这个比较庄重的词汇用在了形容狗鱼的“成长发育”，突出了狗鱼的特点——长得快，长得大，而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它们吃小鱼的结果。人间的土豪劣绅也就是靠着疯狂地剥削劳动人民才得以暴富的啊！

2．毛驴往西，可我的脸是朝着蓬莱啊。

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对于革命必须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正确的路线等问题，许多人有模糊认识，不仅一些年轻的战士不太懂，好多干部也懂得不多。

一次，一群年轻的干部围着毛泽东，讨论土改和对敌政策，争来争去争不清。毛泽东便笑着对大家说：“大家不要争了，还是听我讲个故事吧。”年轻干部中文化水平高的不多，一听毛泽东要讲故事，兴趣大增。周围的战士也一窝蜂地涌了进来。

毛泽东清了清嗓子说：“一次，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着了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一听，有点惊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往西，怎么能到啊？’张果老生气地反驳道：毛驴往西，可我的脸是朝着蓬莱啊。’”

大家听完，“哄”地一声笑了，有些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了。毛泽东接着说：“即使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朝着蓬莱，路走错了，就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利用讲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这是毛泽东做思想工作和与人谈话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讲述的故事带有浓郁的幽默色彩，造成很强的幽默意味。这种方法在修辞学上叫作讽喻。讽喻是编造一个故事或引用一个寓言来说明事理的一种修辞方法。它可以分为引述式讽喻与编写式讽喻。毛泽东在这里用的是编写式讽喻。他根据战士们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浓缩编写了张果老倒骑驴上蓬莱朝圣的故事，以幽默风趣的语调嘲讽了张果老固执而愚顽不化的可笑之处：尽管他知道蓬莱在东边，于是他就面向东边；可是因为他骑驴时是倒着骑的，所以他骑的毛驴却是向西行走着！这样，只能是越走越远啊！在大家的一阵哄笑声过后，毛泽东对这个看似可笑的故事或者寓言还做了解释和讲解，他告诉人们：“即使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朝着蓬莱，路走错了，就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3．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

毛泽东非常喜欢中国的四大名著，尤其喜欢读《三国》。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评价很高。薄一波曾回忆过毛泽东谈《三国》人物的一段趣话。

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还说，“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

在这段谈话里，毛泽东用“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地方干部”，“建立了……根据地”等词语来叙述古时候西蜀的创立，并称周瑜为“青年团员”，这些具有今天时代特定意义和特殊色彩的新词语，与上述历史人名和历史事件之间的搭配，如同把这些千年前的事件和人物搬到了今天，显得非常的不协调与反常，令人发笑。于是，一种寓庄于谐、奇特新颖的幽默情趣就出来了。毛泽东用幽默的语言说明了一个道理：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看年龄，而是要按能力。只要有能力，年轻的也可挑大梁。

4．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二万五。

1936年的红军大学第一政委是罗荣桓，校长是陈光，校址初设在瓦窑堡。高桂滋侵占瓦窑堡时，红军大学随着中央迁往延安。在延安开学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应陈光和罗荣桓的邀请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课。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前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二万五。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我们红军曾经有几十万，现在只剩下两三万，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了这个好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到外国去做什么呀？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丢了南方还有北方……”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出色地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方法，你看，他用“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与红军凭“两只脚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作对比，随后又用了一个假设句：“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说明红军还有巨大的潜力。他运用孙悟空的腾云驾雾与红军的用两只脚长征对比，在这个几乎没有可比性的对比中，既肯定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脚踏实地的作风，又暗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离开这块土地，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中国革命是难以成功的。他用幽默而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他后来在诗中所讴歌的一个信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体现了他的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

“反正我不到外国去。到外国去做什么呀？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丢了南方还有北方……”毛泽东的这句话，引用了一句俗语：东方不亮西方亮，形象地说明他的观点：红军尽管丢失了许多根据地，损失了大量人员，但中国这么广大，土地这么辽阔，只要坚持到底，星火燎原，就会收复原来失去的一切。这反映了他一直坚持的思想：中国的革命只有靠自己，只有靠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成功。

5．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1937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在延安“府衙门”广场，抗大的学生们像往常一样，列队成排地坐在场院平地上听毛主席讲课。这次，毛主席没有讲形势，讲工作，而是专门向青年人讲了“恋爱三原则”。毛泽东说：

“第一个原则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则。我们现在的革命任务是抗日救国，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说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二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三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讲到这里，许多学生不由笑了起来。很明显，“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这两句诗是毛泽东根据“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仿造而成的佳句。原诗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出自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自由，爱情》，全诗如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毛泽东为了强调青年们应该把革命工作放在首位，批判“恋爱至上”的错误观点，将裴多菲的这首诗的最末两句也是最出名的两句诗加以巧妙地改动与换字，将“自由”换成了“恋爱”，将“二者”换成“万事”，就成了“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对这种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的现象予以彻底的批判与否定。由于他运用了仿拟的修辞方法，大家对那两句名诗又非常熟悉，而原诗句与这两句诗的前后意义上的巨大反差和不协调，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幽默感，也给青年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得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把革命工作放在首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6．一只眼照相，两只眼看报，眼睛不在多少，而在用的是地方……

一次，毛泽东从四川回北京，摄影记者侯波同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报纸，不时地抬头沉思，目光凝视前方，像是审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他的眉宇不时微皱，忧国忧民之情流露于面部。侯波一看，赶紧取出照相机，猫着腰，选好角度，注视他的表情，等待着拍摄时机。

这时，毛泽东忽然从报纸上方掀起眼皮，一本正经地叫：“侯波。”

“哎。”侯波直起身，等待主席问话。

毛泽东皱起眉头：“你怎么总拿一只眼睛看我？”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一只眼睛。”侯波笑着说。

“噢”，毛泽东也笑了，“一只眼照相，两只眼看报，眼睛不在多少，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呢。”

毛泽东讲话就是这么风趣，永远充满哲理。他其实不可能不知道摄影师照相时是要用一只眼睛捕捉镜像的，他的一问可能只是为他的下句话做一下铺垫吧。所以，当侯波回答他“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一只眼睛”时，他似乎早有准备地说出了这句幽默的话：“一只眼照相，两只眼看报，眼睛不在多少，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呢。”这里，毛泽东运用了双关的修辞方法，表面说的是眼睛用来照相与看报的事情，而实际上却另有一层含义：人不论做什么事，不管你有多大力量，必须要将力量和能力用到好处，好钢要使在刀刃上！有时必须用一只眼睛干的事，比如照相，比如射击时瞄准，你非要用两只眼睛来干，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肯定干不到好处。“天下一个理呢”，这是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精辟总结，也确实表现了毛泽东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7．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并作了长篇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这次谈话从音乐展开，广泛地谈论了文学艺术、文艺发展的方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民族性等多个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民族音乐和民族性的问题时十分风趣地说道：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服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中华民族是最善于运用比喻的民族。在谈到民族化的问题时，毛泽东运用得最多的修辞方法自然也是比喻，在这段话中可谓巧比妙喻，联珠缀玉。为了说明提倡民族音乐不是盲目的复古的观点，他将穿军装不能穿带“勇”字的褂子用来比喻“军乐队不能用唢呐、胡琴”；同时，他用了一个析词的方法，将“民族化”这个固定词语中抽出了一个语素“化”，变成了动词，风趣而深刻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民族化不是复古化。随后，他还用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这些最具民族化的东西作比，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音乐自有自己的特长特点，外国也一样自有特长，各有千秋。中国民族音乐完全可以与世界优秀的民族音乐融化融合，这样才能既不复古化，也不西化和洋化。

8．我看这个新陈代谢应该是新代陈谢，就是说，姓新的把姓陈的赶走了。我不是说要赶走陈伯达。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面发动了大跃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了讲话。5月20日下午，他作了第三次讲话，在会上共谈了八点问题，在谈到第六条时有一段话：

“第六，这次会议有一些不是代表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这个会议开得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月月要讲团结，而且每天每时要讲团结。因为如同细胞一样，每天在分裂，每天在灭亡，这就是新陈代谢。我看这个新陈代谢应该是新代陈谢，就是说，姓新的把姓陈的赶走了。我不是说要赶走陈伯达。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元素开始不是那么多，只有几十种，现在已经有一百零二种了。一万年以后，万万年以后，再加上万万年，也许不是一百零二种，而是二百零四种。事物都是变化的，都要走向反面。生物也是变化的。”

毛泽东真是时刻不忘幽默。在这样的会上，他竟能找到发挥幽默的地方。他机智地将成语“新陈代谢”中的一个关键字“陈”作了一下位置的序换，从第二字调到了第三字，这样就变成了“新代陈谢”，并来了个别解，解释为“姓新的把姓陈的赶走了”，非常准确而又生动地说明了新的一定会代替旧的这一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修辞方法中的“序换”。而后边那句“我不是说要赶走陈伯达”话，则是运用了“旁逸”的修辞方法，作了一个与词语无关的添枝加叶的解释。这句话除了“陈”字与“新陈代谢”有一点点字面上的关联，在意义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很明显的是说话者的戏谑之意，这就比较有力地加重了幽默诙谐的趣味成分。

9．其实啊，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

1961年9月，前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准备在武昌接见他。周总理派熊向晖提前向主席汇报，他先谈了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然后汇报了总理讲过的其他情况和迹象。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听到关于“继承人”一词时他插了话：“英文里的‘继承人’是什么？你写出来看看。”熊向晖说：“SUCCESSOR。”并写在纸条上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了一下随后说：“‘SUCCESS’这个词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了个鸡蛋和老鼠尾巴就变成‘继承人’了？”

这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浦寿昌作了解释。毛主席仍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只有两袖清风，怎么继承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译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笑了：“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他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呀？”

“也许是吧。”熊向晖说。

毛泽东摇了摇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么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啊，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

针对蒙哥马利对中国接班人问题的战略观察，毛泽东的这番话充满着幽默感和乐观主义精神。你看，他能根据英文里“成功”的写法字形加上他的特有的幽默：“怎么加了个鸡蛋和老鼠尾巴就变成‘继承人’了？”多么纯洁而伟大的童真天性啊！你看，他还能对自己的身份与“财富”进行自嘲调侃：“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只有两袖清风，怎么继承呀？”这是对“继承人”一词进行的幽默的别解，也算是一种小词大用。在说到苏联的继承人问题时，毛泽东更是让幽默的火花连连闪耀：他将马林科夫说成“秀才”，将斯大林去世说成“呜呼哀哉”，古词今用，信手拈来；他还用“秀才”来借代马林科夫，用“三驾马车”来比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三大领导人（后被称为“三巨头”）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再用“三马驾车”来比喻三巨头谁也说了不算相互内斗就乱了阵脚，用“没有人拉缰绳”来比喻无人制止与帮助。这个借代与一连串比喻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凝炼性、趣味性与感染力，把一个重大的、复杂的、敏感的问题说得深入浅出，清楚明白，轻松透彻，趣味横生。

10．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在武昌，毛泽东听完周总理派来的熊向晖、浦寿昌汇报即将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情况后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继承人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确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

毛泽东似乎深有感触，不愿别人打断他的思路，接着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他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熊向晖说：“西方战略家对共产党的继承人非常关注，斯大林本来定了马林科夫……”

“结果换了一‘夫’，对不对？”毛泽东笑了，“刘少奇可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这个非常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牵动亿万人中枢神经的大问题，在毛泽东的嘴里却变得举重若轻，轻松活泼，幽默风趣。

毛泽东先是借蒙哥马利通过战略观察分析中国谁将接班的事情，用了两个设问句自问自答，然后以诙谐调侃的语气正儿八经地说正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他用这种庄事谐说的方法创造了幽默，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接班人的态度和意见——刘少奇。并用了一个自嘲的方法自称“鄙人”，说“鄙人当名誉主席”，幽默风趣地说明了自己未来的位置。随后，他给自己的话“戴”上了一串用比喻串联成的珍珠项链，铁幕、竹幕、纸、马粪纸、玻璃纸、薄薄的纸，用以说明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是透明的，公开的，像纸一样“一捅就破”。对这样敏感的甚至是保密的问题，能作出这样幽默而大胆、诙谐而公开的回答，在中国在世界都极为罕见，也许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思想家和幽默大师才能敢于做，才能做得到吧。

11．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进行革命和建设，首先要搞清一些基本的观念问题。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作了细致入微的阐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抽象非常枯燥非常艰涩难懂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不愧为思想家、演讲家和幽默大师，他只用一个小小的比喻就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从大家所熟悉的箭和靶这样毫不起眼的小东西入手，从中发现其相互之间细微的相似点，用这个生动的比喻告诉人们：人们使用弓箭的目的，就是为了击中目标。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也“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即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问题。更有意味的是，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漫画的笔法来描绘一幅手拿好箭却当作宝贝欣赏而不去射靶的画面，幽默地讽刺了一些人空有理论而不去实践的现象，听起来非常好笑，非常滑稽。从“无的放矢”到“有矢不放”，毛泽东可谓一箭双雕，用一个比喻提出了两个问题，在幽默的气氛中达到了提高认识的目的，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12．咱们今天“搬砖头”喽！

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休息时也会打打乒乓球、游游泳、玩玩麻将。因为他毕竟是个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以玩什么都能与工作、思想哲理等联系在一起。

有一天，毛泽东与叶剑英等几位同志在一起打麻将。他兴致勃勃地大声说道：“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平时都知道毛泽东爱说幽默风趣的话，但这次也没听懂他说的“搬砖头”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还是没有人明白，也没有人搭腔。

毛泽东这才解释道：“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力气一次一次、一摞一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能，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一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这时，大家才明白了“搬砖头”的意思，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一边玩着麻将一边又借题发挥地说：“打麻将这里也有辩证法，有人一看到‘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就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可能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的确十分形象生动。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比喻的联用，而且是一层比一层深入。你看，他先是非常形象地将打麻将比喻为“搬砖头”，进而又将“砖头”比作“一项艰巨的工作”，然后又回到前一个喻体上，顺着“砖头”这个思路来了个连续的比喻，说它“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然后再次回到“砖头”上来，要“灵活运用这一块一块‘砖头’”。在这些层层推进的比喻中，“麻将”与“砖头”是形似，而“搬砖头”与“艰巨的工作”是神似。随后，毛泽东又借用麻将中的术语“点数”来发挥，用“点数”来暗喻“实力和机遇”，用打麻将来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相对比，形象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势，有时优势会变成劣势，而劣势变成了优势。这样，毛泽东通过比喻（包括暗喻）的联用和套用的方法，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