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修辞·语体

五、积极修辞·语体

在公关语言中，恰当地运用积极修辞的手法，可以有效地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特别是在“传情”这一点上，积极修辞手法更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积极修辞手法是形成公关语言艺术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手段之一。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把修辞手法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类。前者是指以语言表达的明白精确为目的的修辞手法，是一种基本的、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法；后者是一种以语言表达的有力、动人为目的的修辞手法。积极修辞手法在表达方式上是“表现的”，这种手法采取的是体验的、情感的、具体的表达方式。它追求生动地表现写说者的生活体验，在读听者心中唤起“一定的具体的影像”。所以积极修辞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

积极修辞一般可以分为两种：辞格（也称为辞藻）、辞趣。

辞格，《辞海》的定义是：“积极修辞的各种格式，如比喻、借代等。”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说：“是为了使说话生动有力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7]《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的定义说：“它是在修饰、调整语言，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中形成的具有特定表达作用和特定表达形式的特殊的修辞方式或方法。”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说：“修辞是富有表现力的、在形式和意义上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言语美学现象。”^[8]由上各定义可以看出，对辞格的看法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我们认为，辞格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可有效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形式较为固定的修辞方式。对于辞趣，这里借用谭永祥在《汉语修辞美学》一书中的定义，这“是富有表现力的亚辞格现象，及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的词语的音调或字形图符、书写款式所体现出来的情趣”^[9]。

汉语中，辞格是极为丰富的，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归纳的基本辞格就多达三十八种，每种之下还有小类，更多达七十余种，近年来谭永祥又新拈出为《修辞学发凡》所未曾拈出过的新辞格三十种^[10]。可见辞格这一座丰富的矿藏，为公关语言艺术的形成准备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从公关语言实践看，有些场合适当地运用一些积极修辞手法可使语言熠熠生辉。如：

（1）酒会上，一位教育学家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Eliot）恭维备至，他说：“校长，容许我恭贺你在哈佛创造的奇迹。你当了校长以来，哈佛真正成了知识宝库了！”

艾略特答道：“这倒是事实，可我不敢居功，主要因为大一学生带进了好多知识来，而大四学生离开校门没带走丝毫知识！”（《哈佛大学校长的绝妙回答》，香港《明报》，1986年第245期，转引自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

（2）1964年春节座谈会，毛主席对身边的章士钊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给溥仪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转引自《演讲与口才》）

例（1）中的校长艾略特是运用了“诡谐”的修辞手法。面对教育家过分的恭维，艾略特如果全部接受难免自骄之嫌，所以采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既然哈佛在自己任上成了知识宝库，那么只能是因为学生一年级进校带来很多知识，而四年级毕业什么知识也没带走，因此越积越多成了宝库；这种说法意味着四年里哈佛的大学生几乎丝毫知识也没有学到，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但知识是无形的，他们毕业离校却又确实可以说似乎什么也没有带走，这么说似乎又是对的。“诡谐”就是一种“言非若是，说是若非”，有悖常理，却饶有风趣的积极修辞手法。艾略特正是运用这种手法使回答既谦逊又充满了诙谐幽默感。例（2）则是运用了引用中用典的修辞手法，不仅使语言极风趣、幽默，而且由于这句引语的文化意蕴，更传递出浓浓的人情味。

总之，积极修辞手法的适当运用，确实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关语言的表达效果。辞趣的效果也同样如此。

但由于“公关语言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用性的语言”，这也就使积极修辞手法在公关语言中的运用呈现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适应关系。这种选择适应关系从三个角度表现出来：

（一）并非全部辞格、辞趣都适用于公关语言，其中有些具体手法很少或不出现于公关语言表达中。

（二）有些积极修辞手法在公关语言中的运用与在其他场合、语体中的运用，其目的和功用、特点是不同的，如比喻等，在公关语言中的运用，是借助其促使语言生动以更好传信、传情，而在诸如文学语体或政论语体中，它则往往服从于人物形象塑造和某种观点的说理、论证，这种差异是比较明显的。

（三）即使在公关语言运用中，有的积极修辞手法适用于大众传播方式，有的则较多运用于公关口头人际传播方式，同样也表现出不同的适应关系。

以上这几方面的有关积极修辞手法与公关语言的适应选择情况，对公关语言艺术技巧的形成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具体运用上，公关人员必须加以切实的注意。

至于语体问题，同样也是受公关语言运用目的的制约，作为一种实用性语体而呈现出自己特有的个性，在语言材料、表达手段的选择运用与语体适应关系上，都有自己的规律特点，这些下面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