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的研究进展

第二节　本论题的研究进展

目前，专名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是关于专名的指称问题，即专名是何以指称的，又是何以保持这个指称的；第二是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即什么是专名的意义，专名的涵义是否是意义，专名是否有涵义，如果有涵义，这个涵义是什么；第三是关于专名的认知问题，即人们是如何建立、习得和传承专名及其指称的。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对专名的指称的讨论离不开对其涵义的讨论，而专名指称和涵义的问题都是围绕专名的命名与传递等问题来进行讨论的。本节就以上三个问题对目前的专名理论作一个梳理。

一、摹状词理论

摹状词理论（description theory，又译作描述理论）是关于专名的两大核心理论之一。摹状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弗雷格（G.Frege），他认为专名不仅具有指称而且具有涵义，专名是通过自身的涵义来确定指称的，即“涵义决定指称”^[6]。

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影响深远，自弗雷格之后，专名有没有涵义一直是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弗雷格认为，专名的涵义是与其有同一指称的摹状词提供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的涵义就是“柏拉图的学生和亚历山大的老师”，因为它们指称的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这种摹状词式的涵义是专名指称的根据，因此，该理论被称为专名的摹状词理论。罗素也是这一理论主张的支持者，他认为，专名就是摹状词的缩写^[7]。

摹状词理论至少存在这样一个理论缺陷，那就是无论涵义、指称与专名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涵义都不是唯一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柏拉图的学生和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的涵义，而“《工具论》的作者”指称的也是亚里士多德，因而也是“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的涵义。因此，不同的语言使用者，由于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不一样，在使用该词语时据以指称的摹状词也就不一样。而且还有这样的情况，有些语言使用者可能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工具论》的作者，而只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而另外一些人则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对“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有不同涵义理解的使用者在互相交流中使用“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的时候指称的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他们并不是因为共同的涵义而用这个专名指称同一个人的，那么说专名是因为涵义而具有指称就存在矛盾了；如果不是，他们又是如何成功地进行指称的呢？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到摹状词理论是有矛盾的。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将弗雷格的摹状词发展成簇摹状词理论（cluster theory of descriptions），根据簇摹状词理论，一个专名的意义并不是由某一个摹状词给出的，而是由一簇或一群摹状词给出的^[8]。

簇摹状词理论认为，名称的涵义不是唯一确定的，而是与一簇摹状词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簇摹状词为专名提供了涵义。专名据以指称的那个唯一对象的涵义来自这簇摹状词，即使不必与之完全符合，也应该满足这簇摹状词大部分的描述。也就是说，也许交流者一方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工具论》的作者，另一方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是交流双方必然有些其他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是相同的，例如“古代西方的大哲学家”，“逻辑学之父”，“被许多人称之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那个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据以指称的摹状词就是相同的。这些相同的摹状词就保证他们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

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摹状词理论的缺陷，也比较符合人们使用专名的直观印象。但是，这一理论认为使用专名进行指称时符合对该专名的大多数摹状词的描述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范围，而且，仍然可能存在交流双方使用同一专名但是据以指称的涵义并不相同的情况。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史密斯先生是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学者，他有一位朋友也是从事哲学研究的，而他的邻居则对哲学一窍不通。在某个场合下，史密斯的朋友与史密斯的邻居有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例1　史密斯的朋友：您了解史密斯先生研究的内容吗？

史密斯的邻居：我可听不懂他说的亚里士多德什么的。

史密斯的朋友：亚里士多德可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啊。

对于这位邻居来说，他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唯一原因是这个专名是史密斯提及最多的一个人名，也就是说，它据以指称的摹状词是“邻居史密斯经常提及的一个人”。显然，这位邻居使用该专名时，其涵义并不符合该专名的大部分的摹状词，与史密斯的朋友使用“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时的涵义并没有交叉之处，但是在他们的对话中，“亚里士多德”指称的仍然是同一个人。

二、历史因果理论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传统下的专名摹状词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一批哲学家对传统的摹状词理论展开了批判（蒉益民，2007：53；Kripke，1972；Putnam，1975；Donnellan，1972）。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克里普克提出的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Historical Causal Naming Theory，以下简称为历史因果理论）

历史因果理论是借助于可能世界的观念，在区分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基础上建立的。克里普克认为专名与摹状词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而摹状词是非严格的指示词。所谓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克里普克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克里普克，1988：49）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就是一个严格指示词，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即使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专名仍然指称亚里士多德。但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摹状词则不同，它在现实世界里指称的是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必然的，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他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此时，“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不指称亚里士多德，而指称另外一个人了。可见，一个摹状词不是在对象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因而，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克里普克认为，弗雷格、罗素等人把专名的涵义等同于相应的摹状词，实际上是把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因此，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专名来说，要保持其指称的严格性，就必须没有涵义。^[9]

克里普克坚持了专名有指称但没有涵义。专名的所指是通过社会团体中的历史的因果的链条来确定的，即名称是通过一个最初的命名仪式（baptism）和一条因果链指称对象的。

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理论可以解释摹状词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仍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在最初一个命名仪式上，亚里士多德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这是“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指称的确立过程（reference fixing）。命名时不在场的人可以通过从在场的人那里接受使用这个专名进行指称的能力，这个被称为专名指称的借用过程（reference borrowing）。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今天，亚里士多德一直是某些人的谈论对象，通过人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这种指称能力得以不断传续，使得“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和亚里士多德其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历史的因果的指称链条。所以在上一节提到的关于史密斯的情景中，史密斯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指称这个他决定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来了解的人。由于史密斯在平时谈话中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指称了亚里士多德这个人，通过某次对话，史密斯的邻居也用“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来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因而，在这位邻居那里，“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指称是通过史密斯传递过来的，即使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个专名并不具有相同的摹状词所表述的涵义，他们仍能通过同一个因果链而指称相同的那个对象。

但是，历史因果理论也有难以解释的地方，在与上节相同的情景中，假设史密斯的朋友与他的邻居有这样一段对话：

例2　哲学家史密斯的朋友：您了解史密斯先生研究的内容吗？哲学家史密斯的邻居：我可听不懂他说的亚里士多德什么的，一条狗有什么好研究的。

哲学家史密斯的朋友：狗？

哲学家史密斯的邻居：他们家的狗啊，这两天好像生病了。

在这个对话中，史密斯的邻居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指称的是一条叫“亚里士多德”的狗，是因为哲学家史密斯将自己的爱犬也命名为“亚里士多德”。这一专名和其指称通过对话传到了邻居那里，因而，在史密斯的朋友和史密斯的邻居的这段对话中，“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就有不同的所指。如果从历史因果理论来看，其原因是从史密斯这里，“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在两条因果链条上传递。那么，这两条历史的因果的链条在同一段对话中交叉（如同本例中的对话），人们是如何判断它们具有不同的指称的呢？又是如何保证交流得以顺利进行呢？这里，历史因果理论难以解释，而摹状词理论就可以发挥它的价值。因为每一个指称的涵义是不同的，因此，使用者仍然是借用不同的涵义区分不同的指称的。

在现实中确实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交谈的双方使用的是同一个专名，但是这个专名却具有不同的指称。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历史因果理论的不充分性。例如，非洲人原本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这个专名原指非洲大陆的某个地方，但是后来的欧洲人用它来指现在的马达加斯加岛。（现在的马达加斯加岛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南海面上，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这个错误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引起的，在非洲时他误以为他正在遵照土著人的用法，却把这个名称指称了一个不在非洲大陆上的岛屿。尽管他是想同所有使用“马达加斯加”这个专名的人指称同一个地方，但是最终他错误地使用了这一专名，而他的这一用法流传了下来。马可波罗对“马达加斯加”这一专名的使用虽然满足了该专名进行指称的历史因果条件，但没有保证使用者所指称的正是这个专名最早命名的那个对象。这就是所谓的指称转移现象。埃文斯在《关于名称的因果理论》（1973）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指称的转移”问题。所谓“指称的转移”，是指一个名称在首次使用时是指称某特定对象的，在这个专名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传递链条；但在这个历史的传递链条的某处却丢失了其最初的所指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指称对象，而指称对象的替换并不是因为处在该链条上的人想改变该名称的指称。

在埃文斯看来，这个“反例”是克里普克理论没有解释清楚的，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它说明命名仪式和历史因果链不能保证专名的指称不变，也不能保证专名的严格性。

同样持历史因果理论的普特南（Hilary Putnam）“侧重于研究通名（特别是自然种类的名称）的意义问题。他注意到自然种类的名称和专名起作用的方式是相同的。在他看来，自然种类的名称并不像弗雷格、罗素等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内涵或意义，因为它们的指称不是通过与这些名称相联系的摹状词来确定的。他反对名称具有意义，反对把名称还原为其所指称事物的一系列性质的合取，例如把‘柠檬’分析为黄色的、皮厚的、味酸的等一系列特性的合取。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发白的柠檬还是柠檬。他指出，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不是由一组‘语义学规则’确定的，这些规则只能确定一种事物的范例或典范，但不能确定它的指称。与克里普克相似，普特南也认为在确定通名的指称时，‘因果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0]。

在历史因果理论遭受到埃文斯、达米特^[11]等人的严厉批判后，萨蒙^[12]和索姆斯^[13]等人则将克里普克的工作精致化和完善化，并相继提出了反传统摹状词理论三大论证，即模态论证（modal argument）、语义论证（semantic argument）及认知论证（epistemic argument）：^[14]

模态论证指出，在一个可能的世界中亚里士多德可能成为一个律师而且一辈子都没有写《工具论》，在这个可能世界中亚里士多德还是亚里士多德，但他却不是满足上述那个摹状词的个体，所以说“《工具论》的作者”这个摹状词不能给出“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意义。

其次是认知论证，这个论证提出一个普通人可以知道怎么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即使他可能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具体写了什么著作。甚至这个普通人有错误的信念，坚信《工具论》等作品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另一个人写的，但他仍可以指着亚里士多德的画像说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最后是语义论证，根据这个论证，在现实世界中，上述摹状词所提及的作品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另一个叫史密斯的隐士所写，亚里士多德只是得到史密斯的认可将这些作品发表在他的名下。这就导致满足上述摹状词的是隐士史密斯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以上述摹状词根本就不能决定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指称，从而它不能给出这个专名的意义，因为根据传统摹状词理论，专名的涵义决定专名的指称。

最后他们将密尔式的新理论发展成为直接指称理论（direct reference theory），根据总结的这一新理论，一个专名的意义就是那个物理对象。对这一理论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即弗雷格之谜、空名之谜以及信念之谜，他们都提出了很有新意的解决方案，然而他们的方案以及对新理论的辩护却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关于专名意义问题的两大理论研究的现状是：一方面对直接指称理论所面临的三大难题的最新解决方案仍不能令人满意；另一方面是人们所相信的源自克里普克工作的三大论证已经被证实传统摹状词理论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因此，能否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并使之同时解决上述的六大问题就成了专名意义向我们提出的、尚未得到解答的哲学挑战。^[15]

三、意向性理论

1983年，塞尔在《意向性：专名》^[16]一书中指出，摹状词理论和历史因果论的缺点在于它们没有在心智层面考虑专名的意义问题，因而，他用意向性理论发展了簇摹状词理论。

塞尔认为，意向性的引入是解决专名问题的关键。所谓意向性是指“人类心智活动或心智状态对对象和事态的指向性”^[17]。塞尔认为，掌握专名的工作原理，应该遵守下列原则：^[18]

（1）为了使一个专名首先被用来指称一个对象，就必须有关于该对象的某些独立的表征，这可以通过直觉、记忆、限定摹状词来进行，但必须有足够的意向性内容，以便识别出该专名附属于哪一个对象。

（2）一旦专名和对象之间的联系得以建立，已经掌握使用专名的背景实践的说话者就可以利用下述事实：名称和对象之间的联系一经建立，而不必知道有关该对象的更多东西。假如他们没有任何与该对象的事实不一致的意向性内容，他们唯一的意向就可以是：他们正在使用名称去指称其他人用它来指称的对象，不过，这种情形是寄生在该对象的非寄生性识别方式上的。

（3）所有指称都是意向性内容的后果，无论该指称是凭借名称、摹状词、索引词、标签、称号、图像，还是凭借其他什么手段得到的。一个对象被指称，仅当它适合或满足由被用来指称它的那些手段所表达或与之相关联的某个或某些条件，在极端的情形下，这些条件可以就是识别出对象的背景能力，也可是寄生性的意向性内容。显然，原则（1）和（2）只不过是原则（3）的应用。

（4）被看作一个对象或命名与指称的可能目标的东西，总是相对于一个表征系统而确定的。假如我们有一个足够丰富的系统，它能够把对象个体化，并且能够识别和重新识别对象，然后我们就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名称附加给对象：即使在与该名称相关联的意向性内容不再被该对象满足这种反事实情形下，也要确保把同样的名称附加给同样的对象。而原则（1），（2），（3）只能应用于一个满足原则（4）的表征系统中。^[19]

塞尔的意向性思想当中包含许多具有启发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但正确地指明了克里普克摹状词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在客观上提供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塞尔主要是从心智层面来研究专名的指称问题，但是他认为“心理状态是生物学的现象。意识、意向性、主观性和心理的因果性与生长、繁殖、胆汁分泌、消化一样，都是生物生命史的组成部分”^[20]。可见，塞尔将心智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物属性，忽略了心智的社会性层面。而这一点将是本书重点要探讨的。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在以上几大理论之后，在西方专名研究的工作成果仍然不断出现，如Evans，1973；Lance，1984；D'Cruz，2000；Everett ＆ Hofweber，2000；Katz，2001；Berger，1989，2002；Chalmers，2002；Nelson，2002；Santambrogio，2002；Soames，2005；Chalmers，2006a，2006b。

四、社会实用理论

社会实用理论（Social and Pragmatic Theory，以下简称为SPT）是我国学者蒉益民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的”理论，该理论强调一个专名的语义内容往往是我们社会合作的产物。蒉益民认为，社会实用理论指出了我们语言实践中的下列现象：在我们的语言社区中，一个个体的说话者或专名的使用者往往只知道这个专名的社区用法之网中的很小一部分用法，但是我们通常仍然会称这个人是关于此专名的能力合格的说话者或使用者（competent speaker or user）。一个更难以解释的现象是，对于同一专名，不同的能力合格的说话者或使用者所知道的关于它的社区用法往往是各不相同的。^[21]这些现象是否意味着一个专名的社区用法之网中的任何具体的描述性的用法都不是专名意义的一部分，从而专名意义没有任何描述的成分呢？蒉益民认为不是这样的。面对认知论证所指出的一些现象，蒉益民这样来为SPT作辩护：

首先，作为一个我们语言社区共同使用的专名，它的意义或语义内容应该是一种社会的公共产品，并且此专名指称的确定也应是一个社会的公共事件。这个专名的社区用法之网可能不全存在于一个个体说话者的头脑中，但是所有的社区用法可以分散地存在于不同的社区成员的头脑中或认知范围之内。

其次，根据SPT，一个专名意义的描述部分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慢慢演化积淀而形成的，因为相关的社区用法之网就是我们社区成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只有当专名的意义的描述部分在现实世界的历史中形成之后，我们才能固定（fix）其描述部分，然后用它来确定专名的指称。最后，重要的是，根据SPT，一个日常生活中通常的专名的社区用法之网中含有许许多多各种具体的用法或特性，因此要求一个个体的说话者或使用者在认知上掌握所有这些特定的描述性的用法和特性，是一件在实用上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事。出于实用上的考虑，如果一个个体说话者掌握了关于一个专名的足够多的社区用法，并且对于剩下的许多他所不知道的社区用法，愿意遵从和依赖相关的专家，那么这个个体说话者就可以被称为是“这个专名的能力合格的说话者或使用者”。在这种解读下，“一个专名的能力合格的使用者”是一个实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语义的概念。

我们可以给出关于专名意义问题的一种柏拉图式的解答的大纲：给定一个专名，例如“亚里士多德”，我们社区（包括历史上的社区）具有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人生历程的“历史画册”，这里面记载描绘了我们社区所知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人生经历。

直观上来说，如果存在一个对象，它比较起来最完美地满足了这幅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历史画册”的基础上的巨幅壁画中的总体描绘，那么我们说那个对象就应该是亚里士多德。一般而言，一个专名N的意义应该是这样的：N是那个（固定的）对象，它是在这个（固定的）现实世界中关于N的社区历史画册的最完美的满足者。这其中的历史画册可以由许许多多的描述语来展现。^[22]

根据上面的解答，一个专名的意义具有两个组成部分：那个（固定的）对象体现了关于专名指称的柏拉图式的形式（Platonic Form），而第二个组成部分则可以由许许多多的社区描述语来给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原子主义的，而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整体主义的，它们可以不冲突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专名的意义。

“专名意义的生活整体主义观点希望表明这样一种立场，它远离以弗雷格和克里普克为代表的哲学家试图将栖息于不断变化的生活之流中的语义内容逻辑化（即过分简单化、僵硬化、静止化）的做法，转而使奎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语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在专名意义问题上得到体现和推进。也就是一个用法的语义相关程度是由它在社区用法之网中离中心的远近程度所决定的。每个用法都与语义相关，只是有的相关程度非常弱以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一簇用法的语义相关程度则是其中单个用法相关程度的堆积。”^[23]

SPT理论向我们描述了社区用法之网和个人用法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专名用法所依据的摹状词被当作一种静态的、独立于个体而预先存在的意义实体，因而该理论没有能够具体指出个体用法与社区用法之网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SPT理论提出了专名意义的社会性这一论题，但未能就社会性这一主题作出充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