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操作单位的转换

翻译操作单位的转换

邵以倩　路玥

(天津科技大学　300222)(天津理工大学　300191)

摘要:“功能对等”与翻译操作过程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解析翻译操作过程，包括对翻译的双层面和双层级操作及其双层面双层级翻译单位的解析和对于翻译的理解、话语传递和体现等各操作阶段的解析，可以有助于更加深入解读和正确理解“功能对等”，对与“功能对等”有关的问题，如“功能对等”的动态联动性与相对性，翻译的“可译性”，“功能对等”与“形式对应”，“读者的反应与感受”，译者、作者、读者等的关系，翻译中的认知、文化、信息等以及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等，都将有助于进一步的正确理解和澄清。

关键词:解读;功能对等;翻译操作过程;翻译单位

奈达的翻译理论“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依归，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郭建中，2000)其核心即为“等效”理论。奈达的“等效”理论主要是围绕翻译的“可译”性、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译文“读者”的地位和翻译的性质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的。不言而喻，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相互关联的，焦点在于对于翻译的性质的认定。作为语言共性论者，奈达理所当然地主张翻译是“可译”的;然而，尽管奈达为避免人们的误读而将“动态对等”改称“功能对等”，关于“读者的反应”和“功能对等”人们至今依然议论纷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两者的客观评价，即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问题。

本文尝试从解析翻译操作过程出发，对“功能对等”重新进行评述，以求更加正确地理解“功能对等”的确切含义并澄清与其密切关联的有关问题。

既然翻译操作是在双层面上进行的，翻译的操作单位也不应该是单一性的，应该既有语句层面的操作单位，又有话语层面的操作单位;既然翻译操作是在双层级上进行的，因此在每一个层面上，翻译的操作单位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应该既有微观层级的操作单位，也有宏观层级的操作单位。两个层面两个层级的操作单位相互照应，呈动态性联动制约关系。这种翻译操作单位的动态性联动制约关系同样决定了翻译的性质是动态性的，即“功能对等”一定是动态性的，是相对的。

无可置疑的是，“功能对等”紧紧依赖于在翻译的操作过程中能够正确地把握操作单位。在翻译操作的各个层面上，在各个层面的各个层级上，都需要以正确的操作单位进行正确的翻译转换。可以说，把握好翻译操作单位对于实现“功能对等”是至关重要的。而目前人们对于翻译操作单位仍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相信随着人们对于“功能对等”的不断深入讨论，对于翻译的操作单位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也将愈加迫切。而对翻译操作单位的进一步解析又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解读“功能对等”。

理解的过程，显然就是对文章的句、段进行分析，由表及深，由词汇语法结构而至语义及语境含义，从而求得对句、段话语含义的确切理解。理解过程的结果是将语句形式转换为话语形式。奈达将这个阶段称为“分析”(analysis)，认为其内容包括词汇、句法和话语结构，还认为对原文的正确分析与理解是翻译的基本条件。(奈达，2001)

对这个阶段的进一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这个阶段与究竟对原作者负责还是对读者负责的问题紧密关联。奈达是主张后者的。

翻译过程中的话语传递阶段属于语际转换性质，是整个翻译过程的核心步骤。

翻译的话语层面与语言的认知、文化、交际、信息等具有极为紧密的关联性。近期人们关注很多的翻译中的认知、文化、交际、信息等都与语义和语境紧密关联。在翻译的操作过程中，话语层面的传递阶段(即语际转换)需要处理好语言的认知、文化、交际、信息等因素，从而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而“功能对等”的概念中一定涵盖着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紧密关联的语言的认知、文化、交际、信息等内容。例如:

I’ll be hanged if I pull your chestnuts out of the fire．

此句有两个待转换的话语小句即I’ll be hanged和I pull your chestnuts out of the fire．

根据语境和文化因素，其真正含义是:It is impossible that I run the risk of you．因此，该句经过话语传递可以用汉语语句“我是决不会为你冒这个风险的”来体现。

当然，考虑到汉语文化中存在的对应，此句也可译成“我就是死也不会为你火中取栗的”。

但如果译成“如果我为你冒这个风险我就会被绞死”或“如果我为你火中取栗，我就会被绞死”，就会造成语义的失真。表面上词句是对应了，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达到“功能对等”，这便是塞弗里所说的“假相等值”(illusory correspondence)。(塞弗里，1957)其主要原因是在翻译的话语传递阶段忽视或误读了原文话语中的认知、文化、交际、信息等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文化等因素的对应也应该以“忠实”为前提。如将black is white译成“颠倒黑白”、“是非颠倒”或“诡辩”，都有着合理的文化对应;但译成“指鹿为马”则需要谨慎，因为这涉及到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的运用场合与度的问题。

奈达是主张意译的，主张“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奈达，1969)将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译成汉语“如雨后春笋”，将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以神圣的亲吻相互致意)改译为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around(用热烈的一一握手互致问候)，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其主张“补偿(compensation)”论:为补偿翻译时修辞的缺译，可以使用目的语中的修辞手段来翻译源语中的非修辞表达以求“平衡”(balance with the original text)，(奈达，2001)如果是指诗歌则可以偶一为之，但也属无奈之举;而如果将其引入整个翻译过程中以求“功能对等”，则值得商榷。因为这样带来的所谓“读者的反应”是以牺牲“信”为代价的，招致“自由译法”(金堤，1998)等微词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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