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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水平和母语者对比

时间:2022-04-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6.2 研究的问题6.2.1 问题的提出母语和目标语是否影响以及怎样影响第二语言习得,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对外国来华留学生习得汉语语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施家炜的结论是不同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有一定的等级,而非严格的习得顺序。一是探索留学生习得不同标记汉语句子的规律。

6.2 研究的问题

6.2.1 问题的提出

母语和目标语是否影响以及怎样影响第二语言习得,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对比分析理论强调,母语对习得目标语有直接的影响,认为与母语语言规则相同或相似的目标语规则容易习得,反之就比较难。这种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语言间习惯的转换。“创造结构”理论认为,语言能力基于更一般的认知能力。第二语言习得主要受人脑中一般认知系统控制。与“创造结构”理论观点相关的“输入假设”(the Input Hypothesis;Krashen,1985)理论否认母语在习得中的作用,认为语言习得受一般认知能力和可理解的第二语言输入影响,是在第二语言内部的创造过程。这两种相关理论对母语在习得第二语言时的作用基本持否定态度,并认为第二语言习得存在习得顺序的规律。

上述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解释也各具特点。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对外国来华留学生习得汉语语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母语和目标语对习得第二语言的影响是研究的重点。

施家炜(1998)通过分析中介语语料库,并结合测试及问卷调查、个案跟踪等方法,对母语是日语、韩语、印欧及其他语系语言的留学生习得22类现代汉语句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留学生习得上述句式存在一定顺序或等级。钱旭菁(1997)和杨德峰(2003a)分别使用问卷调查和中介语语料库分析的方法,对母语是日语和英语的留学生习得趋向补语情况进行了探索,他们发现,这两种母语的留学生习得趋向补语有一定的顺序。杨德峰(2003a)把两个研究结果对比后认为,这两类留学生习得趋向补语有倾向性顺序。上述三个研究结果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本身的难易在习得中起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输入假设”有关第二语言习得存在习得顺序的观点。王永德(2004a)采用语言实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母语是英语、日语和韩语的来华留学生进行研究后发现,初等汉语水平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受母语的影响最明显,但同时也受第二语言汉语的影响。该研究结果倾向于支持对比分析假设有关母语对习得目标语有直接影响的观点。

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在于所研究的语言材料范围、习得的阶段、使用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别。例如在习得的初期,母语尤其是跟汉语语法规则差别大的母语,对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的影响可能要比在习得的中期影响要大。研究中使用的因变量指标敏感程度也会使结果受到影响。语言实验的反应时指标比较敏感,它能够找出正确率指标发现不了的差别。尽管上述研究结果有分歧,但也有一些相互兼容的部分。施家炜(1998)的结论是不同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有一定的等级,而非严格的习得顺序。她的研究也发现,欧美留学生的习得阶段普遍滞后于韩国留学生较长时间。钱旭菁(1997)和杨德峰(2003a)的结论是母语为日语和英语的留学生习得趋向补语有倾向性顺序,而非严格的习得顺序。王永德(2004e)对初等汉语水平留学生的研究发现,第二语言本身对习得汉语句子有重要影响,汉语本身的一些难的语言规则对不同母语的留学生都难以习得。严格用习得顺序和对比分析来解释与分析第二语言习得,会产生一些问题。对此,学术界已有相关评论(戴曼纯,1996;王建勤,2000a)。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自己构建的过渡性语言。中介语理论从中介语产生的来源,承认母语和目标语对习得第二语言都有影响(详见3.2)。但这一理论的多数研究是从偏误(负迁移的结果)来分析影响,有其片面性。

有关留学生汉语中介语的研究不少是基于留学生在习得中所出现的偏误来研究的。王珊(1996)把留学生产生中介语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以母语干扰为主的第一阶段,以目标语规则泛化、错位为主的第二、第三阶段。徐子亮(2001)则从母语和目标语系统之间的转换不熟练、神经活动的泛化、心理词汇的查找筛选不当、命题之间关联不协调、思维定式的影响、汉语表达能力贫乏、不了解目标语的文化背景等七个方面阐述了外国留学生汉语中介语产生的情况。

如果把中介语界定为“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构建和使用的一套独立、合理的语言系统”,那么仅对外国留学生汉语中介语进行偏误分析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对他们汉语中介语正确部分的研究。

王永德(2004a)对母语为英语、日语和韩语的来华留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初等汉语水平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受母语的影响较大。留学生既从母语正确地迁移了相关语言规则,也从母语错误地迁移了相关规则。此外,汉语规则本身对他们也有影响,所以留学生对结构复杂的句子习得都比较困难。

母语和目标语对中等水平的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6.2.2 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观察被试在理解句子的反应(包括反应时、正确率和反应模式)来研究留学生习得不同标记汉语句子的规律,以探索母语和目标语对中等汉语水平的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的作用过程和方式,分析母语背景差异和不同标记程度的目标语句子对留学生习得汉语句子的影响。激活和抑制是语言加工的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且抑制在汉语水平不高的外国留学生理解句子过程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本研究侧重从被试需要抑制不合适信息干扰,来分析他们在一些句子上理解水平差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探索下面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探索留学生习得不同标记汉语句子(表现为不同标记的句式)的规律。分析母语为英语、日语和韩语的留学生在不同汉语句式上的理解特点,并和母语为汉语的被试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理解方式上的异同和理解水平(反应时和正确率)上的差别,以探索留学生习得不同标记汉语句子的规律。

另一个研究内容是探索汉语句式标记程度与认知加工难易的关系。所研究的10个句式的标记特征参见附录1中的表6-1。认知难度衡量标准是研究中的因变量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反应时和正确率,它们的含义参见前言2相关内容说明。

我们预期,在母语相关语法规则影响下,与留学生被试母语相关语法规则接近的标记因素(参见6.3.2对不同语言间相关语法规则的对比),迁移比较容易,理解难度小;而与他们母语相关语法规则差异较大的标记因素,迁移就比较困难,理解难度大。此外,汉语句式本身标记程度的高低对他们的理解难易也有影响。最终决定句式理解难易程度的是句式所包含标记因素的复合作用和被试对不同标记因素的认知方式。

语言加工包括激活和抑制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本研究中,这两种加工过程与迁移的关系为:若留学生在语言加工中抑制无关信息少且容易,或激活相关信息多且容易,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正确迁移相关信息。反之,若抑制无关信息多且困难,或激活相关信息少且困难,他们就难以正确迁移相关信息,或者错误迁移无关信息(即发生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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