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的变化

一、量词的变化

量词是汉藏语系所拥有的一种词类。古今汉语相比，古汉语量词不够发达，表现在数量少，使用不规范等方面。现代汉语中，量词日益丰富，与古汉语形成鲜明对照。有人做过统计，当前人们口语和书面语用的量词达六百之多。足见古今汉语量词变化的程度。量词有两种单位，第一种是度量衡单位，如“尺、寸、斤、斗、两、升”以及“吨、公斤、米、毫米”；第二种是天然单位，如“个、双、匹、只、头、次、回、趟”等。而且一般分为两类，一类物量词，一类是动量词，。古汉语中无论物量词还是动量词都很不发达，特别是动量词更不发达。就物量词而言，主要是随着度量衡制度的建立而出现的。上古汉语中表度量衡的量词主要有“尺、丈、寻、常、仞”以及“升、斗、斛、钟”和“两、镒、斤、钧”等，表示天然单位的物量词只有“匹、乘、张、个”等少数几个。动量词在上古汉语中还没有出现，只有动量词的萌芽。

①葛，五两。（诗经·齐风）

②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③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④遣使者，黄金千金，车万乘，往聘孟尝君。（战国策·齐策）

上面几例中都有物量词，到了汉以后，物量词有所发展，如“枚、头、株、只、枝、条、片、朵、粒”等出现。

①唯侪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史记·货殖列传）

②乃赐奔戎佩玉一只。（穆天子传）

③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国志·蜀志）

④东方朔得风声木十枝以献。（洞冥记）

很显然，物量词一般是由普通名词转化来的。量词的形成始终离不开名词，大量量词借用名词而来。量词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事物观察认识的结果，人们用不同的观察方法，从不面角度对事物观察，产生了感性形体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事物量的概念。因此，古汉语中许多量词跟事物形体直接关联，如“一斗粟”、“一束箭”、“一树枣”、“一箪食”、“一豆羹”、“一座山”、“一口钟”等。

下面以《左传》中量词“乘”的发展演化过程，来看看上古汉语中物量词是如何形成的，它具备哪些特点。

上古汉语量词很不发达，这和当时人们对事物认识水平有关。“斤斤计较”是商业化社会的人文现象。由于科学和商业的不发达，人们对周围许多事物认识比较模糊，更谈不上精确的计量概念，量词也就缺乏滋生和繁衍的土壤。作为春秋时代社会文化现象折射的《左传》，量词运用很不成熟，表现在数量少，用法不定型，结构形式原始等方面。跟车马有关的量词，几乎只有一个“乘”字。

《左传》中数量名主要结构形式是“名＋数＋量”，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这是汉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的较原始形式。

①命了封帅车二百乘以我京。（隐公元年）

②秋，子元以车六百乘我京。（庄公二十八年）

③驷介百乘，徒兵千。（僖公二十八年）

④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闵公二年）

⑤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僖公二十三年）

在“名＋数＋量”的结构形式中，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名词和数量间关系显得比较松散，标志着量词发展尚未达到较完备阶段。一般认为，当数词和量词放在普通名词之后的时候，它们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随着语言演化，数量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逐渐成为一种语法规范。其实，《左传》中这种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的结构形式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它是语言发展在某个阶段的特质的表现。在上古汉语中，有一些现代汉语中没有或少有的特殊词序，诸如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等，《左传》“名＋数＋量”的结构形式，和这些语言现象一起共同构成了上古汉语中句序特点，到了汉以后，这类句序变化现象逐渐淡化。

《左传》中，量词“乘”还有这样一种特点：

⑥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提于邾。（文公十四年）

⑦晋侯许之七百乘。（成公二年）

⑧请八百乘，许之。（成公二年）

⑨赋皆千乘。（昭公十二年）

⑩鲁赋八百乘。（哀公七年）

不难看出，以上句子中的“乘”包含着量词“辆”和名词“车”的双重意义，有人据此把这种“乘”看作名词。其实，量词与名词的关系本来就密切，从量词的来源看，量词的形成始终离不开名词，事物的客观存在使之有名、量词是人们对事物观察认识的感性记录，人们需要用一定的量来界定周围认知的许多事物，凡事有了名便有了量。量词产生在名词之后，许多量词由名词转化而来，在量词尚不发达时代，名量通用，名量合用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量词本源于名词，但名词就是名词，量词就是量词，须正确认识名词和量词的关系，区别它们的意义。每个新词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新名词的丰富必然导致量词的丰富，量词应名词而生。量词的产生也无非两种形式，一种是寄生，一种是孽生。寄生和孽生都以名词为本体，因此，量词由名词转化而来，由名词虚化而来，以上所举含有名量双重单方意义的“乘”，它的真实词性应该是量词，只是这个量词和名词的孽生关系较密切罢了。《左传》中的“乘”字，充分说明量词的演化规律，它和名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动量是表示动作行为单位的量词，有“回、度、次、遍、阵、通、下”等。动量词产生比物量词晚得多，先秦时只有动量词的萌芽，魏晋时期动量词才开始显现，到了后代才逐渐多起来。古汉语书面语中量词一直不发达。先秦时就有了动量词的萌芽，但并不多见。

①使伯嘉谍之，三巡教之。（左传·桓公十二年）

②孔子游于匡，卫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辍。（庄子·秋水）

“巡”、“币”（匝）都是动量词。

魏晋南北朝时，动量词逐渐多起来。

①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短歌行）

②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汉书·王莽传）

③诵三遍而请习之。（说苑）

④猿鸣三声泪沾裳。（水经注·江水）

尽管动量词呈发展趋势，但数量仍然很少，所以古汉语中表动量时，数词直接和动词结合，省去了量词。

①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

②鲁人从军战，三战三北。（韩非子·五蠹）

③是以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三国志·隆中对）

这种数词和动词直接搭配的形式，是古汉语动量词不发达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数量的表达功能。

总体上说，古汉语中天然量词和动量词比较稳定，如“个、双、头、只”以及“通、下、次、看、回”等，不但古汉语中一直使用，现代汉语中使用方法和古汉语相同。古人认为量词与社会历史变革、朝代更替、制度变换、生产发展等客观因素有密切关系，因而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

和古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中量词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数量多，使用广等方面。

从类型上说，现代口语中基本沿袭了古汉语中的一些量词，只是有些量度发生了变化，如“尺、寸、分、里、两、斤”以及“匹、双、行、队、个、张”等。有些量词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消失了，如“豆、乘、锱、铢、镒、寻、仞、伍”等。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量词，如“克、公斤、米”等。特别在现代汉语中，出现了一些复合量词：

架次：计算飞机飞行架数和次数的积数。如一架飞机飞行十次叫“十架次”，五架飞机飞行两次或十架飞机飞行一次也叫“十架次”。

人次：计算人数和次数的积数。

吨公里：是陆用的吨数、公里数的计量单位。

吨海里：是海用的吨数、海里数的计量单位。

秒平方米：表示一秒钟时间内、水在河床里流过的平方米的量。

历史上度、量、衡变化很大，近些年来我国计量单位也同国际接轨，新的计量单位在现代汉语中出现。现代汉语中量词的丰富发展，使量词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表达作用。

（一）分化歧义现象

“一个工人的建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工人提的一个建议”，另一种是“一个（位）工人提的建议”。按照第一种解释，提建议的可能是一个工人，也可能是更多的工人。按照第二种解释，提建议的只能是一个工人，所提的建议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更多，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在于量词“个”可以用来计算“工人”和“建议”。消除这种歧义，可用通过量词与计量对象的关系，有目的的选择量词，如“一项工人的建议”或“一位工人的建议”。

（二）使事物形象化

“一轮明月”和“一弯新月”，量词不同，月亮的形状就不同。“轮”是圆月状，“弯”是残月状，两种不同的情景借用不同的量词形象也表达了出来。像这种能达到形象表达手段的量词还很多，如“一口剑”、“一支箭”、“一抹彩霞”、“一峰骆驼”、“一泓清泉”、“一串泪珠”等。这种具有形象色彩的量词，不仅帮助人们具体形象地感知事物，对具体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还能使抽象事物形象化，如“一线希望”、“一丝柔情”、“一团和气”、“一片光明”、“一派胡言”等。

（三）表达感情色彩

运用不同的量词，能表达出不同的感情色彩“一位客人”给人以尊敬感，“一个客人”给人以轻蔑感。“一席话”是褒，“一堆话”是贬。“一群人”没有褒贬之分，“一伙人”明显含有贬义。“一张笑脸”给人以美感，“一副笑脸”让人厌恶。量词传达出的感情色彩十分浓厚。

（四）区别同义词，多音词

“公事”和“公式”是一组同音词，用量词就可以区别开来，和“一件公事”、“一项公式”。量词的这种区别功能十分常见。如：

（五）量词的修辞效果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量词超常用法，这些用法表面上看不符合语言规范，却收到了独特的表达效果。

表比拟：

①从心中挖出一小块智慧来。

②一滴滴思想汇集成一条河。

表比喻：

①那只木船上载满了一群大姑娘小伙子，载来了一船船青春和力量。

②前面那一线马路，分外注目。

表夸张：

①追过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狗。

②她心上有一缸的眼泪儿。

表指代：

①顺便插了一句嘴，便惹来白眼。

②恰好我昨天收进郑板桥的一幅竹子。

量词的这一系列超常用法，能够取得积极的修辞效果，以加强语言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