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概念是公关语言艺术的重要环节

第三节　辨析概念是公关语言艺术的重要环节

公关实务中的言语交际过程是人们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过程。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言语成品，又都是人们对一定客观事物的特征、关系、规律性等思维活动的结果，是用严密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这一思维结果的信息传播媒介。

人类的思维活动，就其思维过程的结构而言，概念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如果从概念的角度来看人的思维活动，是从概念始到概念终的。对话、演讲、谈判、文章等言语交际形式，是反映人们思维活动的信息传播媒介，可以说，概念是公关活动中言语交际过程的出发点与归宿。

概念是公关活动中言语交际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判断，而判断与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静止的角度看，判断必须由概念组成。离开了概念，判断也就不存在。例如，“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一判断，是由“科学”、“技术”、“推动”等一系列概念有机地组成的，没有这些概念，就不能组成这一判断。从动态的角度看，判断也是概念所寓含的意思的展开，可以说，概念是判断的浓缩形式。如“科学技术”就寓含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的含义，将这一含义反映出来，就是一个判断，即“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样，“运载火箭”这一概念又寓含有“科学技术”的属性，将这一含义反映出来，又组成了一个判断：运载火箭是科学技术。

将上述两个判断有机地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三段论推理，得出了“运载火箭这一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的论断。

另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取新概念的过程，即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公关活动过程中的言语交际作用就是一方把自己获取的新概念、新知识用结构严密的语言形式将其表达出来，让对方理解并接受这些新概念、新知识。在反映新概念的过程中，总是从已有的概念出发，通过对新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分析，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来达到交际的目的。

既然概念是公关活动过程中言语交际的出发点和归宿，那就说明，在公关实务中，辨析概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辨析概念主要是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辨析，其中，对概念内涵的辨析显得尤其重要。

概念的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是关于概念的质的方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含义。辨析概念就是对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进行分析、研究，只有将这一步骤完成好了，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论述。

王沪宁、俞吾金所著的《狮城舌战启示录》一书中谈到对辩题要进行深入细致的逻辑分析时，对如何辨析概念一说，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下面将他们对几个辩题的分析情况转述出来：

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比赛是与英国剑桥大学对垒，辩题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对这一辩题概念的分析如下：

温饱：饱食暖衣，换一种说法，即无衣食之困。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的生存理解为三种状态：第一种是贫困，亦即勉强地能维持生存；第二种是温饱，表明生存状态较好，已脱离受冻挨饿的境地；第三种是富裕，指称一种很优越的生存状态。

道德：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由社会舆论和良心加以支持。

谈：提倡、宣扬。

必要条件：其逻辑涵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

通过对辩题中的概念一一进行分析，发现一个关键概念是“必要条件”，剑桥大学作为正方，是很难跨越“必要条件”这一难关的。因为“必要条件”蕴涵着“无之必不然”的意思，那么，对方就不可避免地要论证“没有温饱就一定不能谈道德”这一问题。这样，就确定了我方的主攻方向，着力在这个方面进行准备，由于准备充分，所以，反驳的火力很猛，很集中，使对方无招架之功。又如，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场比赛，对手是台湾大学队，辩题是：人性本恶。在抽签时，我们也对正方的立场作过充分的准备。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对辩题中的五个概念作了如下的界定：

人：人和其他动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科学表明，人是最高等的动物；哲学表明，人是理性动物；人性本善乃是人类高贵性的根本体现。

人性：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

本：“木下日本”（《说文解字》），此处是本来、本然、先天的意思。

善：“吉也”（《说文解字》），吉祥和好的意思。

恶：“过也”（《说文解字》），过失、罪恶的意思。

从逻辑上分析，这里最关键的是“人性”概念，把它界定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这就为“人性本善”的立场准备了逻辑前提。那么，如果反方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恶行来质问我们，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恶行都归结为人的恶性，而恶性不等于人性。这样，在逻辑上就比较严密了。后来，台湾大学队抽签抽到了正方，由于它们对人性概念未作严密的界定，因而留下了不少的逻辑盲点，从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中。

从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进行逻辑辨析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缺少了这个环节，就如建房子没有打好基础一样，随时都会垮掉。

对概念进行辨析，主要要对那些关键概念进行辨析。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就是说，抓了关键概念的辨析，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打到了七寸要害部位。上面所举的复旦大学论辩队做到了这一点，立于不败之地。法庭论辩经常涉及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就特别需要对罪名概念中的关键概念进行科学而认真的辩析，才能做到定性准确。

陈荣政在谈到法庭论辩术时，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1993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第六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田文昌，承办了黑龙江一木材公司销售科长贪污、诈骗案。其中，起诉书以被告人制造两份假文件来证明被告诈骗。田文昌通过反复阅卷，发现这两份所谓“假”文件，其实只是两封电函，而且内容完全真实，早在公司已经备案过了，只是疏漏了发布文件的几个程序。“真假”问题可是诈骗罪成立的关键所在。在法庭上，就“真假”问题公诉人与辩护人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田文昌律师首先从法理上、逻辑上进行了论证：“所谓假，就是不真实、捏造。在法律上，形式上不合法并不等于内容不合法，更何况这两份文件也未必形式不合法。”但公诉人不服，这时，田文昌律师打了一个比喻，很快说清了问题的实质。他说：“私生子是不是真孩子？形式上不合法（指没有履行结婚登记）并不等于孩子也是假的。一个妇女，只要她生下的不是猫，不是狗，而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真的。绝对不需要用这个妇女是否履行了结婚登记来证明孩子的真假。同样，这两份文件疏忽了程序上的问题并不等于内容也是假的，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它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法庭最后依照田律师的论辩做出了没有犯诈骗罪的裁决。

在公关活动的言语交际过程中，特别是在反驳对方谬论的时候，经常将两个相近的、容易混淆的概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行辨析，从本质属性方面找出它们的根本差别。例如，1990年4月以来，福建闽东海域连续发生了十几起抢劫杀人案件，犯罪分子的杀人手段十分残忍凶暴，严重影响了沿海经济贸易和渔业生产的发展。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国之音、东京广播电台，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纷纷作了“中国海盗肆虐触目惊心”的报导。一时间，围绕海上抢劫杀人案件的报导成了世界的新闻热点。

发生在中国海上的抢劫杀人案件是否能以“海盗”定罪，这是一个原则问题。10月，我公安部就闽东海上抢劫杀人案作出明确的定性：根据1958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海盗的主要特征是在公海对其它船舶施加非法暴行和掠夺财物的行为。海盗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的公敌。目前在我国沿海发生的抢劫和杀人案件，是我国的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船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我国船舶（包括台湾船舶）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或将船上人员杀害的犯罪行为，虽然与海盗有相同之处，但不能以海盗定罪，因为它不具备海盗的主要特征，它的犯罪现场仅限于本国的海域区内。

我公安部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对“海盗”的定性，将它与我国沿海发生的抢劫和杀人案件进行比较，发现后者并不具有公海作案的特点，因此，不能以“海盗”定罪，这样，就澄清了事实，辨明了是非，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一项公关活动，一般都有一个主题，主题明确与否，都涉及到对概念的辨析是否正确的问题。详尽而科学的辨析，往往是立论的根据，是说服人的关键。

1947年4月9日，朱自清在庆祝西南联大诗社成立3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演讲，对“气节”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是一篇辨析概念的典范。其中有几段如下：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

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从以上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朱自清引经据典，对“气”和“节”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辨析。反映了朱自清知识渊博，见解精深。通过辨析，使听众明确了“气节”的含义。

辨析概念除了上面说的要明确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外，还要了解概念与词语的关系。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任何一个概念要使它外化，都必须借助词语将其表达出来。但要注意，概念和词语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常常表现为：一个概念用一个词语来表达，也可以用多个词语来表达，同样，一个词语可以表达一个概念，也可以表达多个概念。在辨析概念时，特别要注意一个词语表达多个概念的情况，一定要弄清楚在特定的语境下，该词表达的是哪个概念。

“尖”，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至少有九个意思，表达了九个概念。①末端细小，尖锐；②声音高而细；③（耳、目等）灵敏；④狡猾；⑤尖刻；⑧使嗓音高而细；⑦使嘴形成筒形，如“一不高兴就尖起小嘴”；⑧物体锐利的末端或细小的头；⑨出类拔萃的人或物品。

但是，多义词的意义在每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是单一的、确定的，不可更改的。例如，“意思”一词在下面五个语句中分别表达了五个意义，即五个概念：

①“乌托邦”就是没有的意思

②老李的意思是先开会统一思想，然后再分头行动

③他有点想撒手不管的意思

④这次玩得真有意思

⑤这点礼物表达我的一点意思

“意思”一词在例①中表达的是“意义”；例②中指的是“意见”；例③中指的是“趋势或苗头”；例④中指的是“趣味、情趣”；例⑤中指的是“心意”。

语言中像“意思”这类一词多义的现象不少，这是词汇丰富的一种表现。

在公关活动的言语表达过程中，如果不懂得一个词可以表达多个概念，或者不懂得在具体的语境下该词表达的具体意义，而是机械照搬，那么，就会导致交际活动的失败。1984年第2期《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公开的“内参”》一文，其中有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康平扶了扶同时矫正近视和散光的镜片，说：“去年新华社一个分社社长同一个国内记者到大连采访。记者常来常去，就没有去麻烦市委，直接带着分社社长投奔大海宾馆去了。岂不知服务台新挨了一个小辫子，看了他们的证件，往柜台上一甩说：‘我们这里安排县团级以上的，不接待县团级以下的。’记者一愣，发现她搞错了，赶忙解释：‘小同志，我们是新华社的，这位是社长……，。小姑娘只顾用卷发器卷辫子梢，头也不回地说：‘我知道！新华社是很出名的，和大寨差不多，天天都有新华社登报，那也不行啊，我说过了，社长不够级别，至少要县长……”，“新华社”这一语言单位，所指称的概念可以是新闻社团，也可以是一个叫“新华”的人民公社。在上述所讲的语境中，显然应该是前一概念，而宾馆小姑娘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理解成了后一概念，所以，才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一个词，一句话，有时语面表达的是一个概念，语底表达的又是另一概念（当然，这不是指的双关等修辞格所造成的情况）。表达者要注意根据语境来确定究竟表达了哪个概念。例如，战国时期，齐景公巡视山东一带，曾在纪地里捡到一只金壶，景公叫人把壶打开，发现里面刻着八个字：“食鱼无反，勿乘驽马。”

景公解释说：“这句话告诉人们，吃鱼时，吃了一面不要把反面也吃了，以防腥味太重；不要乘骑劣马，因为劣马不能走远路。”

晏子一旁回答：“不对。‘食鱼无反，的意思是告诫后代国君不要耗尽民力，‘勿乘驽马’的意思是不要让小人处在国君身旁。”

“食鱼无反，勿乘驽马”这句话，从字面理解，齐景公的解释不无道理；从语底理解，晏子的解释更有深意。这是因为齐景公、晏子所处的地位、个人学识不同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全面掌握概念和词语、语句之间的关系，对于成功的公关活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更好地辨析概念，从逻辑方面着眼，可提供以下几种方法：

1．定义法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通常用种差加邻近属概念的方法来下定义。所谓邻近属概念，就是列宁所说的“把一个概念放到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中去”，其中，“更广泛的概念”就是指属概念，“属”反映事物的性质；“种差”是指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几个并列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区别，即反映事物的本质区别。例如，我们要给“大学生”下定义，首先指出“大学生”是“学生”，然后再找出大学生与中学生、小学生之间的本质区别，即“受高等教育”，至此，大学生的定义是“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在公关活动中无论是论辩，还是谈判，提出一个概念，必须要给这个概念下个定义，因为这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一致，那就很难谈出结果来。在公关实务中，经常看到、听到合作双方打官司的事情，究其原因，很多出在概念不明确上，或者没有给关键概念下定义，或者下得不具体不明确等等。在这方面，汪学玮曾举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83年美国汽车公司和中国一家汽车制造厂决定共同出资5100万美元，建立“吉普公司”，合约有效期20年。根据合约，合资公司改进中国大陆原有的旧式吉普车，待完成现代化改进以后，双方共同开发“新型第二代吉普车”。

合约签订执行后，双方不断地发生争执，其原因就是在签约时，没有给“新型”下一个具体准确的定义。

这种“新型”的吉普车，究竟是怎样的汽车，“新”在哪里，“新”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外型新，还是内部结构新，是仅仅对中国而言，还是对中美双方而言．等等，这些必须弄清的基本概念，都不甚了了。

“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如果将旧式车定为五六十年代的车，那么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生产的车都可以说是新型的，而每个年代又可以分为初期、中期、末期。这样，“新”的概念仅仅从年代上来说，也是很宽泛的，可以任意改变。如果能对“新”在年代上作一个界定，同时．在各部件及整体的机械性能水平上作出具体的要求，那么，“新型”这一概念就明确了，双方就不会发生无谓的纷争。·在论辩过程中，双方对论题中的关键概念必须下定义，否则，就会偏离论题，被对方找出击败你的突破口。例如，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第二场辩论，辩题是：爱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作为反方的悉尼大学队一辩李耀华发言时，就给“爱滋病”、“社会问题”下了定义：

什么叫爱滋病呢？爱滋病是英文AIDS的译音，它的意思是先天免疫缺乏综合症的简称。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给爱滋病下的定义是：是一种严重的综合症；其特点是先天免疫性受到特殊损害而造成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华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是：“多数人视为违背社会规范的一种行为。”

反方之所以要给爱滋病下定义，就是要从爱滋病产生的根源、症状、后果等本质属性上说明爱滋病属于医学问题，又根据社会问题的定义，认为爱滋病不具有社会问题所反映的属性，因此，爱滋病不属于社会问题。

从论辩的技巧上看，用下定义的方法来确定论题的实质和范围，是站得住脚的。

在论辩过程中，有时故意引出对方对某个概念作出界定，然后再将他的言行与其对照，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檀明山在《成功雄辩技巧》中举了一例：

某日政治学习，领导布置如何对待不正之风的问题。

小王说：“我们作为一般干部，与不正之风无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老李立即问道：“一般干部真的与不正之风无缘吗？”

小王说：“当然如此，一般干部无权无势，怎么搞不正之风呢？”

老李又问：“那么什么是不正之风呢？”

小王答：“利用不正当的关系和手段谋取私利就是不正之风。”

老李又说：“按照你所理解的不正之风的含义所涉及的范围，一般干部真的一点都不沾边吗？”

小王得意地说：“这还用说吗？我们有什么能耐去搞不正之风呢？”

老李说道：“昨天你去找你的亲戚教委某副主任，请求他将师范毕业的弟弟分配到省外贸厅去，这算不算不正之风呢？”

小王听后，立刻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该例中，老李说服小王的技巧之一是，引导小王给不正之风下了定义，然后举出具体事例，指出他有开后门行为，这开后门行为正符合不正之风所反映的对象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所以，小李是自己将自己关起来了，无退路可走。

给概念下定义，应该用科学术语，不能用比喻形式。但在公关活动的言语表达过程中，有时可以将比喻作为一种补充形式，使对方更能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苏军问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怎样才算是有口才？”俞教授回答：“我觉得一个人具有口才，从外在形式看有一口流利而又符合逻辑且生动形象的话，但从深层次看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和驾驭这些知识的能力。口才好比一片汪洋，表达是浪花，内涵是海水。”

俞吾金教授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就将前面所下的理性化的定义变通俗了，使人们容易接受、记住。

2．划分法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具体来说，划分是用一定的标准，将一个属概念分成几个并列的不相容的种概念的逻辑方法。

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战时的政治制度时说：“战时的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

在这段话里，毛泽东用一定的标准对政治制度和战争性质作了科学的划分，并且又用例举法进一步证明这种划分的根据及其正确性。有理有据，论证性强。

划分这种方法运用非常广泛，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干部的归属、商店品种的陈列、教科书的章节，哪怕是分配几个人的工作任务，等等，都要用到划分这种逻辑方法。

在对概念进行划分时，要特别注意掌握好划分的标准。因为这是划分是否正确的关键问题。在社交场合，有时遇到十分棘手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如果能将划分的标准改变一下，很可能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情况。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晏子出使楚国，楚王想羞辱他。酒宴时，大家喝得正高兴，两名侍卫押着一个被缚的人来见楚王。楚王故意问：“所缚的是什么人？”

侍卫回答说：“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

楚王转过脸来问晏子：“难道齐国人本来都喜欢偷东西吗？”

晏子离开席位恭敬地回答说：“我听说，桔子生长在淮南就是桔子，生长在淮北就变成枳，只是叶子相似，其实味道不同。现在人们生长在齐国不偷窃，进入楚国后就偷窃，难道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们善于偷窃吗？”

楚王苦笑着说：“对圣人是不能和他开玩笑的，我这是自讨没趣。”

在这则故事里，楚王是以国籍为标准将人分为喜欢偷东西的人和不喜欢偷东西的人，将齐国人置于喜欢偷东西的一类，想置晏子于狼狈境地，但晏子不甘示弱，改以水土的好坏为标准对人进行划分，自然将楚国划分水土不好的那一类，使楚王无话可说，这样，晏子反败为胜。

3．限制法　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具有反变关系。所谓反变关系，是讲内涵多，外延就小，反之，内涵少，外延就大。限制法就是增加一个概念的内涵，使外延较大的属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限制的作用是使内涵丰富，范围缩小，问题集中，便于把一个论题讲透。

上级将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他来到兰考后，经过调查与思考，一天深夜找张钦礼交换意见，他问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张钦礼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说：“对！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转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张钦礼说的“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其中，人的外延很宽，包括男女老少，包括干部和群众，这种说法尽管正确，但没有抓到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所以，焦裕禄对“人”进行了限制，什么人呢？领导人。这样，内涵增加了，外延减小了，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说：“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作风；改变领导干部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周恩来运用限制法，对干部—一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进行这样逐层限制，就说明了改变高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对于改变文艺界的作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限制还可以作为公关实务的一种策略手法。在限制词上大做文章，可以表达出强硬的态度和坚持真理的决心，有时，也可以作为一种让步，缓和紧张气氛，协调好关系。

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在反驳蒋介石新年致词中所说的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一论题时，写道：“‘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c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t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罪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t确实，呢？”

在蒋介石的新年致词里，“确实”是对“保障”这一概念的限制，毛泽东利用汉语词序的结构特点，将其顺序颠倒，对蒋介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又如，抗战期间，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极为不满，他们横加指责，说什么：“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革命的，形容词？”

周恩来当场予以坚决反驳：“你们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孙中山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说：t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对！”驳得国民党无话可说。

“革命”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去掉还是不去掉是一个原则问题，治国方略问题，所以周恩来毫不留情，据理反驳，维护了真理。

斯特朗在回忆毛泽东时说：“毛泽东能够回答其他共产党人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有一个美国人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想向毛泽东证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曾在南京同周恩来以及其他人辩论过，他们对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科学。，他不满意，于是到延安来追本溯源。……这位客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毛泽东没有跟他争论，只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教。，于是，这位美国人带着新颖的答案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毛泽东运用的这种先退后进的策略很令人佩服。灵活又不失原则，对一个外国人，他硬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你若强行与他论辩，是不会有成效的，不如先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心理上得到满足，以便乐意接受下面的观点：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运用限制的方法，将宗教的范围缩小，使之具体化。通过限制，又坚持了真理。可谓一举两得。

4．概括法　概括法与限制法的思维方向刚好相反，它是通过减少概念的外延，使外延较小的种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大的属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在论述问题时，能从个别过渡到一般，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深化人们的认识。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西方外交人士对中方代表说：“如果你们不向美国保汪，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显然就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中方代表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无须向他国作什么保证。请问，难道你们竞选总统也需要向我们作出什么保证吗？”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里就运用了概括，将“台湾问题”概括为“中国内政”，既然是中国内政，那就只能用中国的方式去解决。可见这样的反驳是十分有力的。

在交际过程中的概括，一般都是将事实概括到原则的高度，使对方从高层次上看清楚问题的实质。据报载，有一医疗机械厂与外商谈判一项合作项目，基本条款都已商量就绪，最后，厂长带外商去厂里参观，在参观过程中，厂长随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用鞋底擦去，被外商看在眼里，外商取消了对项目的投资。外商的思维过程是：厂长的卫生习惯，可以反映一个工厂的管理素质，与一个不讲卫生的厂家合作，会影响产品的质量，影响自己的声誉。外商思维过程运用的就是概括法。

概括法一般是要由事悟出理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是通过概括法，将白求恩同志到中国来工作这一现象理性化，使人们透过这一现象看到白求恩同志境界之高远，情操之高尚。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习他，并不是都要去学他当医生，而是要学习他的精神和情操。

在进行概括时，要尽量考虑对方的思维进程和接受心理，一步一步进行概括，概括的幅度不能太大，不能太猛，只有循序渐进，使对方看清问题的来龙去脉，轻浅深重，才能使人接受。对一些现象上纲是必要的，不上纲，不容易看清事物的本质，但不能过分，不能搞无限上纲，否则，就会造成人们认识上、思想上的混乱。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一种行为都是一定思想的反映，但不一定是同一种思想的反映，也不一定是那种最高或最低思想的反映，如果我们把每一种好的或坏的行为都贴上一种千人一面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又是最高极限或最低极限的，这只能把复杂生活简单化，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压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曾有人把爱打扮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对某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说成是反对党，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指导员曾向首长汇报工作时说，他们的战士把镜子用纸包起来，说是“镜子照一照，无产阶级思想都跑掉”，多么可笑而愚昧的作法。这种无限上纲的作法和支配着这种作法的思维方式，曾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这是不可忘记的历史教训。在公关实务中，在与人打交道时，千万不能搞无限上纲的作法，不能给对方扣大帽子，凡事只能说服，不能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