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技术进步与词典学新兴研究

二、计算机技术进步与词典学新兴研究

1946年2月15日，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研制成功。1950年，美国研制出东部标准自动计算机（SFAC）。至此，电子计算机发展的萌芽时期遂告结束，开始了现代计算机作为一种按程序自动进行信息处理的通用工具的发展时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日益广泛使用，正将人类社会带向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推动了语言研究的新发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的兴起就是很好的印证。以语言为描写对象的词典，自然也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迄今为止，词典与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联姻’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合，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有3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词典信息承载的介质，还是知识内容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³¹⁾计算机给词典学带来了一场革命，极大地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大大丰富了词典学的研究内容。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语料库、网络等相关技术的逐步发展，为传统的词典学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动力。

1﹒研究现状概述

早在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张柏然就指出，“双语词典工作的未来，应该是双语词典学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这是时代的要求；同时相信，通过双语词典学家、语文学家、信息工程师等的进一步合作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不久将会变成现实”⁽³²⁾。为描述1978—2008年我国双语词典领域专家学者在探索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双语词典研编领域的状况，我们对这30年来在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做了数据统计，共有181篇相关研究论文发表（请见表3 2）。在本小节中，我们仅从宏观层面简要概述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轮廓。在后面的三个小节中将分别结合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网络词典编纂相关研究三个中心议题，并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特征加以分析，并对未来研究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建议。

表3-2　1978—2008年探讨计算机技术与外语类辞书编纂相结合的研究论文数量统计（单位：篇）⁽³³⁾

20世纪40年代，因机器翻译研究的兴起，词典学得以与计算机联姻。在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词典的编纂。而彼时的中国词典学界，虽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研究动向，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并未在国内掀起大的研究浪潮。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在这一时期，仅有14篇⁽³⁴⁾研究性论文发表（见表3 2），且多数为译介性质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语词典研究领域的同行们对这一新领域的关注逐渐加强。从整个90年代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来看，无论是通论性质的研究论文，还是介绍计算机与外语单语词典编纂的研究论文，抑或是计算机与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论文，都全面超越了前一时期。这也充分印证了张柏然教授的预见，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双语词典新兴研究在中国大陆全面兴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专家学者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热度有增无减。据我们对论文数据的定性分析，这一时期更多原创性的、探讨平行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与修订的论文陆续发表。此外，根据我们了解，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也在积极探索着面向双语词典编纂的编纂系统和平行语料库建设（请参见第四章的相关内容），这些都为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计算词典学研究

计算机介入词典编纂出版的全过程，不论对于词典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创新，都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词典学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催生了词典学新的研究方向——计算词典学（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³⁵⁾。关于计算词典学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略有不同。哈特曼（R.R.K.Hartmann）和詹姆斯（G.James）（2001：26）给出如下定义：计算词典学是“与电子词典的设计、编制、使用和评估相关联的一系列复杂活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从词典编纂主要阶段（例如，从语料库获取数据、计算机辅助歧义消解、在线文本处理、印刷技术的使用）的自动化到机读词典的应用（例如，应用于机器翻译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甚至包括全新的参考工具书（如CD ROM，多媒体百科全书与多语术语数据库）的设计”。奥伊（V.B.Y.Ooi）（1998：1—2）认为计算词典学这一术语可用来指“利用计算机辅助实现词典编纂工作自动化的目标”，或者“利用现有商业性词典的机读版本，使其格式明晰化，从而服务于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我国学者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409）则认为，“从计算词典学这个术语的构造来看，它是个偏正词组，可以解释为以计算机技术为手段，以词典学研究为目的的学问。……通俗地讲，词典学反映的是传统词典研究和编纂的范式，而计算词典学反映的则是基于现代化技术的新型词典研究和编纂的方法论”。综合以上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计算词典学研究综合利用词典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相关知识和理论，主要探索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词典编纂理念和方法上的创新。计算词典学主要关注“如何实现词典语料处理电子化，词典编纂半自动化或自动化，词典编排形式化，词典信息数字化和词典查检智能化，以及词典信息表述多媒体化”⁽³⁶⁾。具体而言，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料的搜集与处理、义项划分的数据支持（词频统计、语义统计、词的配价结构统计）、综合语义分析、例句的提供、辅助词典编纂、词典数据库及其标引、语料库和数据库的管理、词典信息统计、词典编纂管理、词典导出接口等”⁽³⁷⁾。就其研究任务或研究目标而言，计算词典学有三大目标：一是探索词典编纂自动化的方法；二是开发机用词库；三是开发人用词库，而且这三者之间不可截然分开⁽³⁸⁾。

据有关文献，国外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计算词典学的理论研究，到八九十年代其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围已渐趋明朗。1988年，国际词典学著名刊物Lexicographica曾刊出“计算词典学和计算语言学专辑”，随后，有不少学者出版了有关计算词典学的专著，如波古拉夫（B.K.Boguraev）和布里斯克（E.J.Briscoe）的《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计算词典学》（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Longman，1989）、阿特金斯（B.T.S.Atkins）和赞波利（A.Zampolli）的《计算机词库》（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Lexic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奥伊（V.B.Y.Ooi）的《计算机语料库词典学》（Computer Corpus Lexicograph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以及艾因德（F.Van Eynde）和季邦（D.Gibbon）的《话语和语言处理词库的开发》（Lexicon Development for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等。其中，奥伊（V.B.Y.Ooi）的《计算机语料库词典学》是目前为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计算词典学和语料库词典学进行较为详尽论述的著作。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欧洲和北美已召开了多次有关计算词典学的国际研讨会，积极促进了计算词典学的形成和发展。此外，在英国还成立了隶属于英国计算语言学研究工作者和自然语言处理工作者组织的计算词典学学术组织COLEX；在美国，则成立了隶属于美国计算语言学协会（ACL）的词典学专业组SIGLEX，专门从事计算机词库的相关研究。这些都为计算词典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国内，我国的词典学研究者也几乎同时关注到了计算机对词典编纂革新的巨大影响。当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关注多停留在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上面。《辞书研究》1990年第2期刊发了王德春翻译的“计算词典学的潜力和前景”一文，应是最早向国内介绍有关计算词典学的文献。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者与外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和深入，他们在关注国外词典界同行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开始积极探索借助计算机技术研编外语类辞书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计算机技术与词典编纂的研究发生了转变，从译介论文逐步转向独立思考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双语词典编纂的相关问题，这是非常值得鼓励和倡导的。进入新世纪，国内的计算词典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

200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章宜华的《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一书，该书较为系统地概述了计算词典学的源起、性质、研究任务和范围，并尝试建立计算词典学的理论框架。此外，作者详细讨论了电子词典的类型与内部结构，并针对光盘电子词典、网络电子词典、微型芯片电子词典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在比较电子词典与印刷词典的区别之后，提出了电子词典编纂的一般原则，并对电子词典发展的趋势做出了预测。该书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展示计算机技术介入词典编纂之后所引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著作，无论对词典学研究者和词典编纂人员，还是对使用新型词典的广大普通读者而言，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然而，从整体上看，国内关于计算词典学的研究还仅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的研究状况相比，还落后不少，缺乏深度与系统性。此外，无论是在关于计算词典学的学术研讨会召开还是学术组织建设上，我们国内都是相对滞后的。这就需要国内的双语词典研究者勇于担当发展词典学前沿研究领域的重任，并且要与汉语词典界的同仁通力合作，促进我国计算词典学研究的未来发展。

3﹒语料库词典学研究

词典的编纂离不开丰富的语料，语料库与词典编纂的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计算机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通过建立“语料库”的方式来研究各种文献和语言现象，并服务于词典编纂实践。只不过那时的语料搜集都依赖手工方式进行，通过卡片法和全民阅读计划等方法来归整语料，存放于“鸽笼式的分类资料架”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计算机的出现以及相关软件的研发，使语料的搜集、存储、标记、提取和使用都变得极为便捷，从而开启了词典编纂的新时代，即“电子语料库时代”。电子语料库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传统词典学的研究疆域，使词典编纂摆脱了“引文卡时代”的诸多羁绊。因此，以计算机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可以说语料库词典学的发展历经了前计算机时代和计算机时代两个阶段⁽³⁹⁾。

在国外，阿特金斯（B.T.S.Atkins）（1991）最早提出“语料库词典学”（corpus lexicography）这一概念⁽⁴⁰⁾。随后，奥伊（V.B.Y.Ooi）（1998）使用了“计算机语料库词典学”（computer corpus lexicography）一词，哈特曼（R.R.K.Hartmann）和詹姆斯（G.James）（2000：31）则采用了“基于语料库的词典学”（corpus‐oriented lexicography）这一术语，并给出了语料库词典学的定义，即“基于语料库语言学工具和手段的词典编纂方法”。章宜华（2004：15）认为，语料库词典学是指“基于语料库的词典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工艺的探讨”。语料库词典学的兴起是词典学与现代语料库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结果，它是借助现代电子语料库来研究词典学编纂理论，特别是词典编纂方式创新的综合性学科。语料库词典学从计算语言学、计算词典学和语料库研究方法那里汲取促进自身发展的营养，是应用型的交叉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语料库词典学与计算词典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不可能截然分离开。在《词典学词典》（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中，哈特曼（R.R.K.Hartmann）和詹姆斯（G.James）就将corpus‐oriented lexicography（基于语料库的词典学）与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计算词典学）一词做了参见。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是相互依存而又彼此趋同的。将它们看作相互分离的学科既不可能也不合适，只能说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罢了。”⁽⁴¹⁾

语料库词典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如何通过语料库的建设、管理和使用来创新词典编纂理念和编纂手段。具体而言，其研究范围可分为如下方面：“一是语料库的建立，包括语料的导入、切分、标注、排列和存储等；二是语料库的管理，包括语料的补充与更新（增添或删除）、语料的数据统计、词表的生成、例句的生成、例句管理等；三是语料库的使用，包括语料的查询、例句的导出和使用、利用语料生成词典专用（或通用）数据库等。”⁽⁴²⁾

就其发展历史而言，1980年被认为是语料库词典学的“零年”⁽⁴³⁾。正是在这一年，由辛克莱（John Sinclair）主持的COBUILD语料库（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建设项目正式启动。COBUILD语料库主要为编写一部供外国学习者使用的新型高级英语学习词典而建的，这部词典就是1987年问世的《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它给全球英语词典编纂，尤其是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其他的英语词典出版机构纷纷效仿，把语料库作为词典研编的基础，如朗文学习者词典与朗文语料库网络（Longman Corpus Network）、牛津学习者词典与英语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剑桥学习者词典与剑桥国际语料库（Cambridge International Corpus）、麦克米伦学习词典与世界英语语料库（World English Corpus）等。语料库在词典编纂的各个领域（如选词立目，确定拼写形式，提供释义、配例，揭示搭配和语法信息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词典编纂与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就国内而言，我国专家学者对语料库词典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从1986年起承担了《综合英汉大辞典》⁽⁴⁴⁾的研编工作。为便于这本大型英汉词典今后进行修订、增补及由其生成各种系列派生词典，该中心于1994年开始与商务印书馆共同筹建了商务—南大英汉语言资料库（CONULEXID），这在国内算是较早探索如何利用语料库研编外语类词典的创新性尝试。与计算词典学研究在我国发展的轨迹相似，语料库词典学的研究最初也是以译介性质的论文居多，进而转向思考语料库环境下的外语类辞书研编所遇到的实践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语料库词典学研究的探讨更加活跃。除了有更多的研究性论文不断发表之外，词典学通论性著作里也多辟专章概述语料库与词典编纂的关系，如李明、周敬华编著的《双语词典编纂》第六章“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8—212页），王馥芳的《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第九章“语料库词典学的兴起与发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41—150页），章宜华的《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第二章“语料库与语料库词典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42—79页）等。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语料库词典学研究同样仍处在起步阶段，大多停留在介绍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这一层面，研究成果零散、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我们认为，对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者而言，语料库词典学的研究应更多以双语词典研编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尤其应当关注平行语料库在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对语料库词典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以下两位国内词典学方向博士所做的探索性研究值得关注。

李安兴博士关于《双语语料库与汉英词典词目翻译质量的进一步提高》（2005，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以我国传统汉英词典编写方法的局限性为出发点，探索如何借助以名家的翻译材料为基础构建的平行语料库以及以互联网信息资源为基础构建的对比语料库来提高汉英词典中词目的翻译质量问题。作者以汉英词典中文化局限词及科技和百科术语的翻译为考察点，论述并肯定了这两种语料库对汉英词典编纂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这两种语料库在汉英词典编纂中表现出的不足之处，比如语料的代表性以及语料的来源等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建设“双语词库”的设计方案，而且还就如何提高这一“双语词库”的收词质量给出了一个具体阅读计划。此外，作者还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汉英词典编写中如何使用“意义区分”手段等问题。

李德俊博士的《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南京大学博士论文，现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7年）以双语词典研编的核心问题——词义研究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基于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积极型汉英语文词典（编码词典）研编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回顾语料库语言学及语料库词典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现状的基础上，作者对词义研究的理论，主要是词汇语义学和语境理论做了梳理，指出与传统的内省和人工检索相比，语料库方法具有许多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在真实的文本中考察动态的词义。然后，作者从研制目的、过程和方法，以及系统的结构组成、各模块的编程思想和实现方法等方面，论述了由作者自己开发的汉英双语语料库CpsDcit系统，并详细展示了该系统在积极型汉英双语词典研编中的具体应用。

综观这两位博士所做的双语词典学前沿性研究课题，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共同点：一是他们虽然都借助双语语料库来探索双语词典研编问题，但都对语料库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没有过分夸大语料库的作用，都强调词典编者的合理介入。正如萨默斯（Summers）（2001）所指出的，词典编纂中使用语料库的原则是“基于语料库，而不是完全依赖语料库”（corpus‐based，not corpus‐bound），盲目依靠语料库也“会产生怪异的结果”。⁽⁴⁵⁾这也是我国的语料库词典学领域专家学者应当坚持的一种审慎研究态度。二是他们都非常关注汉英词典的研编，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在语料库词典学研究领域，探讨平行语料库与双语（外汉或汉外）词典研编问题，是我国双语词典研究者大有作为的一个研究方向。尤其是对于汉英词典的研编而言，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的汉英双语词典问世，但汉英双语词典的总体编纂却并没有在理论和技术上取得太大的突破。语料库词典学相关理念和技术手段给汉英词典（当然也包括英汉词典）的研编创新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我们相信，只要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者在借鉴和吸收国外语料库词典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双语词典研编实践，一定可以为语料库词典学的理论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同时为我国双语词典特别是汉外词典的实际编纂出版提供新的理念和技术支持。

4﹒网络词典编纂相关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语料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还来不及与“火”与“铅”和“光”与“电”的媒介时代告别，便一步跨进了“网”与“天”的数字网络出版时代。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建成了基于TCP/IP技术的主干网NSFNET，连接美国的若干超级计算中心、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由此产生。20世纪90年代，随着Web技术和相应的浏览器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出现了新的飞跃。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网络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使得社会的各种资源得以共享，互联网俨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资源库。作为传统的语言文化信息载体代表的词典，也因网络的快速发展，面临着关切自身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1997年，卡尔（M.Carr）在其发表在《国际词典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杂志上的《网络词典与词典学》（Internet Dictionaries and Lexicography）一文中提出“网络词典学（cyberlexicography）”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使用互联网编纂或创造词典”⁽⁴⁶⁾。200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1届国际词典学研讨会上（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exicography），杜瓦（Duv.）和劳尔森（Laursen）在他们提交的《专门用途语言中网络词典学：词典组成部分和结构的新问题》（Cyberlexicography in LSPNew Aspects of Components and Structures in the Dictionary）一文中再次提及cyberlexicography这一术语，并且就如何最优化地改进网络词典的构成成分和结构提出了富有见地的建议。对于是否在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之外，再发展出一门新的“网络词典学”⁽⁴⁷⁾，我们还持拭目以待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词典的网络化发展已经是现在而且还将是未来词典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

网络词典（Internet dictionary）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歧义，“既可以指有关互联网词汇的词典，也可以指在互联网络上运行的词典”⁽⁴⁸⁾。为此，我们建议使用在线词典（online dictionary）这一术语⁽⁴⁹⁾，来指直接构建在网络平台上的或通过使用某种计算机网络语言转换后可在网络中检索的词典⁽⁵⁰⁾，以避免因使用“网络词典”这一术语所带来的歧义⁽⁵¹⁾。

我们认为，网络词典学的研究任务是探讨如何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来实现词典设计理念和信息呈现方式上的创新。依据章宜华的观点（2007：436），在线词典按其寄宿方式和用途可以分为：（1）单一词典网站，即某些出版社官方的网站上会挂出自己出版的有影响力的词典，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的Ox 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柯林斯出版社的Word Bank Online等；（2）集合词典网站，即指专门的词典网站，在该网站内，用户可以通过一个检索窗口把集成在这一网站内的所有相对独立的词典信息搜索出来，例如your Dictionary.com（http://www.yourDictionary.com）；（3）网络翻译词典网站，一般指翻译词典或翻译软件构成的词典网站，比如中国译典（http://www.chinafanyi.com）等⁽⁵²⁾。

与传统的纸质词典相比，除了有超大容量外，在线词典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动态性。一方面，它可以随时添加、修订或删除网页上的词典信息内容，在信息的更新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可以跟用户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用户也可以成为编者，编写词条信息。“这种自下而上的编辑方式也许会被证明是网络词典学最有意义的变革”⁽⁵³⁾（Carr，1997：214）。⁽⁵⁴⁾与此同时，在线词典的优势还体现在其检索方式上。它可以支持多样查询，如精确查询、模糊查询、分类查询、搭配查询等。由于依托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在线词典在检索结果上也往往比传统词典提供的信息要丰富得多，而且在线词典还具有访问便捷的优势，除了可在计算机上检索之外，目前许多的智能手机也具备网站访问性能，这就为用户增加了检索的便利性。最后，许多的在线词典可供用户免费使用，这也是其受使用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在线词典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大多数的在线词典开发者多为技术人员，他们缺乏词典学的理论素养与知识背景，难以优化整合现有的在线词典资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丰富但缺乏条理，有时甚至出现谬误。从本质上看，大部分的在线词典还仅停留在把印刷本词典直接“移位”到网页上，有在线词典之名却无其实，未能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对词典的文本内容作深入的个性开发⁽⁵⁵⁾；二是许多在线词典的网址缺乏稳定性，往往漂移不定，给在线词典资源的检索带来麻烦。这些都是制约在线词典目前和未来发展的瓶颈问题。

综观国内的网络词典编纂相关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我国学者较早时候就敏锐地注意到网络词典较之传统词典的优势，如《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就发表了黄建华先生的“新词典新观念——关于网络词典的思考”一文。但随后，虽然我国在线词典的用户在逐年迅猛增加，关于网络词典学的研究进展却不大，仅有少量的论文发表，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无从谈起。2010年8月7日，我们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在线词典”、“网络词典”、“在线辞书”、“网络辞书”为关键词，检索了1994年到2008年之间所发表的有关在线词典的文章。经过我们进一步的甄别之后，仅发现了33篇与在线词典相关的论文，大致涵盖了如下研究内容：（1）介绍、评述国内外的在线词典资源，一般涉及在线词典的特点、优势与局限性；（2）综述国内外在线词典发展现状并提出建议；（3）探讨利用互联网资源辅助词典编纂与修订⁽⁵⁶⁾，一般涉及新词的收录、例句的搜集、词语释义的确立等；（4）在线词典给辞书使用指导带来的新观念；（5）在线词典资源辅助外语教学，如词汇、阅读、翻译、跨文化研究等；（6）将纸质词典与在线词典作比较；（7）从技术层面探索在线词典的设计与开发；等等⁽⁵⁷⁾。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些论文基本都是2000年以后才见诸相关学术期刊之上的。

在线词典的出现，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传统词典在载体形式上的变化，它还将对传统意义上的词典编纂理念和编纂方式、词典使用方式和普及程度带来全新的改变。尤其需要引起词典界同行关注的是，在线词典“自下而上的编纂模式”所体现出的“开放理念”：“一是观念开放，体现网络互助、文化互助的精神；二是资源开放，将辞书编纂的每个局部资源完全开放，共享精神贯穿辞书编纂的每一个环节，体现了在资源共享上大公无私的魄力和彻底的开放精神；三是编者开放，将文化话语权由精英层面部分下放到平民层面，技术操作上由专家作者层面变成以专家为主导、以大众为主体的开放式编者群，体现对平等精神的尊重。”⁽⁵⁸⁾这种“维基”时代的词典编纂模式，是对词典编纂传统的颠覆，革新了词典存在的形态与载体，也打破了传统词典编纂“规定”与“描写”原则的这种长期二元对立。在人人都享有话语权的网络背景下，每一个网络用户都是潜在的词条编写者，而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查阅者。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编纂模式的“双刃剑”本质，警惕它给词典编纂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加强对它的引导和合理使用，使其在给词典学领域带来清新实践与理念之风的同时又不偏离词典的本质属性和特征。

在线词典代表了未来词典的发展方向之一。我们对在线词典的理解绝不能停留在它是印刷本词典向网络媒介的简单复制这一层面上，而是需要更多考虑如何在传统词典的文本基础上完善在线词典的检索体系，从而在网络这一媒介之上实现对传统词典的深层次开发与利用，更好地服务使用者。就我国未来的网络词典编纂相关研究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继续加强如下内容的研究：（1）科学合理地利用互联网资源，构建供词典编纂或修订所需的语言资源库；（2）重视用户参与的词典编纂新范式研究并强调词典内容应有权威性的维护；（3）注重在线词典研发的认知理念⁽⁵⁹⁾，使其检索更加智能化、人性化；（4）与相关技术人员通力合作研发基于网络的词典信息组织体系，设计用户友好型的词典内容查阅界面；等等。

由网络环境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催生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据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最终成果，“国民的数字化阅读持续增长，这种数字技术化阅读的形式主要有：通过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使用PDA/MP4/电子词典等。在当今阅读多样化的态势下，电子读物正像传统读物一样撑起阅读市场的半边天……”⁽⁶⁰⁾而阅读活动的进行总离不开对语言知识的查询，从这一角度来看，或许在线词典将是未来大多数人查阅的词典形态，它必将对改变人类在查询系统方面的观念和处理方法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线词典的出现给词典学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开辟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丰富词典学理论研究有着积极影响。因此，（双语）词典学界的研究者应当重视网络词典编纂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词典编纂与研究带入以“光”与“电”为标志的计算机时代，现在又将其推向以“网”与“天”为特征的网络时代。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和网络词典编纂相关研究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词典学新兴研究领域。依托良好的外语语言知识背景，双语词典研究者应当具备广阔的研究视野，准确把握当代词典学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为加快我国辞书现代化的进程贡献力量，为中国2 000多年的辞书编纂与研究历史再增新的光辉，也为世界词典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学者自己的智慧。这将是中国双语词典研究者在新世纪应该担当起的学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