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词语研究的精心之作

汉语新词语研究的精心之作

——序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

我跟苏向红认识有二十多年了。记得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假吧，我的师兄俞正贻在湖州师院中文系任教，他操办在德清县城举行湖州语言学会年会，邀我去给讲两个题目。师兄说他们先开会，我可以晚一点到，他已经安排人接待我了。我到上海探亲，然后坐长途汽车午饭之前到了湖州。接站的是当地报社的一位记者。记者把我送到湖州师院的苏向红那里，说由苏向红第二天送我到德清。苏向红当时还是位姑娘，是湖州师院的年轻教师，住在很大的集体宿舍里。她那时候在学校里碰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跟舍友评说不公。给我的印象是：她很倔强，也很要强。

她那时候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反正知道我是他们那里请来的，估计她也有些“类推”吧，把我归在那什么一类里了。不过，她还是“同中求异”的，对我还比较偏热。她带我到她们教工食堂吃了午饭，然后带我乘小车到莫干山下她老同学那里，在莫干山宾馆吃晚饭、住下。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一起游了莫干山。中午在她老同学家吃饭，她还露了烹调的手艺。然后用小车把我送到德清的会场，她就走了。那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印象：她人缘不错，办事能力很强。

后来听说，她知道了我在德清讲了些什么，大概增加了我在那什么一类里的“异”的成分，或许还把我划到另一类了。

第二次比较多的见面，是上个十年的初期，她评上副教授前后。她那时候是学校的工会主席，办事能力极强。她语言学的面很宽，我知道的是她还从事推广普通话的许多工作。那时候，她也研究汉语新词语。不过。那时候估计，她如果不出来当访问学者，她在学术上也很难发展了。许多人包括我大概也在根据别人的一些情况在“类推”她的前途吧。

我读了她的这本书稿，吃了一大惊！

她在湖州，缺乏指导，学术提高方面困难很多，她竟然完成了这样一本近三十万字的汉语新词语研究的精心之作，那是学术上很要强的人付出许多艰辛才能完成的。

我一直在读学术著述，读博士学位论文比较多，就多少会用可以刊用、出版的学术著述或者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标准来衡量这部书稿。

学术上最讲究的是新见。我从事汉语新词语编撰和研究也有二十多年，也还有一些成绩。我觉得要在这个方面有许多新见而且能写出一部研究专著出来，那是很不容易的。上个世纪末尾李宇明提出“词语模”有开创之功，后来又有一些学者有了发展。这部书稿可以说是在这些方面有了许多大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大的问题是，“词语模”的提出是新的，但是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是有的，当代汉语里的情况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也就涉及到“词语模”提出的背景。这部书稿做了探讨，特别提出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体成为当代汉语词语模大显身手的最重要的媒介。

还有，这部书稿说：自从2008年“范跑跑”一词出现并迅速走红之后，当代汉语词语模逐渐衍生出一个面貌非同以往的新品种——“XYY”构式，它创造了一大批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的新词语，如“郭跳跳、姚抄抄、躲猫猫、做梦梦、吃饭饭、纸铐铐、死角角、楼倒倒、墙脆脆、桥糊糊、路塌塌”等。书稿用了一节从结构框架、构式类别、意义特征等方面分析“XYY”构式词语模的特点。书稿说：“XYY”构式是当代汉语词语模的特殊类型，其特殊性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词语模构式，无论哪一种类型，其模标都具有固定性，只有模槽位置的成分才具有可变性，人们只需在模槽的空位上替换相关成分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词语，也就是说，一般的词语模构式必须有一个已知成分。但“XYY”构式却非常独特，它并没有一个已知的、固定不变的模标，它提供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构式，这一构式内的“X”与“Y”两个成分都是未知的。

这部书稿还说：当代汉语词语模，其中大部分属于“散模”。另一部分则可以说是语义关系错综复杂的“近义模”；语义对应成组的“对应模”；模标所处位置不同的“易位模”等。这些词语模形成了别有洞天、独具情韵的“模群”现象。书稿用了一章在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当代汉语词语“模群”现象的类别、特点及其形成动因，以求从新的角度观测、把握当代汉语词语模现象。

这些都是新见。

还有一点是学风要好。不少著述，一上来就是别人怎么研究得不够，甚至是前人没有研究，是空白，于是乎我来了。这部书稿没有这个情况，而是恭恭敬敬地先说前人这方面的各种成果。说到自己的新的建设，淡化处理，低调得很。

方法上面，这部书稿用了纵横交错的方法，古今中外，宏观微观，语言材料很丰富，认识和语料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苏向红完成这部书稿，整个学术研究的功力见长，或许说她完成这部书稿体现了她学术研究方面的功力。

我衡量著述，主要看这些方面。主要看好的方面。需要调整的部分，只要不是根本性的，有的可以留着，有的可以调整。如果没有需要调整或者可以讨论的部分，往往也是没有多少新见的东西。

我觉得，这部书稿可以调整的有这样几点：

一、注意了把别人的见解都摆出来，努力吸取，这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杂了一点，有的很好的著述可能没有注意到。

二、既然说到了量，例如说：源自方言的词语模能产度较高，但词汇化程度较低；源自外来语的模标能产度高，词汇化程度相对较高；源自港台社区词的词语模能产度较高，但词汇化程度较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见解，就需要有一定的计量统计来说明。

三、说一些具体的调查。苏向红在高校任教，很有条件在学生里做有关的调查和引导学生做有关的练习。估计苏向红做了，我希望的是写出来。

四、2008年出现了“被自杀”，2009年出现了“被就业”，这一下子出来了许多“被XX”这是很有意思的。希望书稿里有这一类汉语新词语的分析。

或许，我的这些意见，有的是苏向红在出版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处理掉了。有的可能是苏向红争取到比较好的支持她进一步研究这个项目的条件之后调整的。

我觉得，序除了说好和提建议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做一些学术讨论。

例如，关于“当代汉语”的问题。我同意苏向红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从1978年进入了当代汉语时期。分期的标准里应该有一个语言观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是跟语言事实结合的。语言观不同，对语言事实的认可和认识不同。分期也不完全是这个新时期出现了许多上个时期或者以前的时期完全没有的语言事实，可能以前也有，不过这个时期类型和程度不同。我估计以前几个时期的分期，也有这个情况。与此有关的，需要讨论为什么“现代汉语”时期会那么短。关于当代汉语，已经有很多著述了。我认为进一步梳理1978年以来汉语的发展变化，哪怕是很粗疏的梳理，都是很需要的。这是我们一些中国语言学者的任务。梳理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这些不同方面的语言事实的内部联系。我粗粗地认为，可以把1978年到2000年划为当代汉语的孕育期，2001年到2020年是形成期，2020年到2050年是发展期。当代汉语这个时期可能比较长。

又如，人的脑子里可能有一些板块，这表现在人说话的许多方面。我们一般不是按照一个模去仿造什么说法，而是按照脑子里的板块去说话的。因为人脑子的板块有同有异，所以说出来就有板块相同和不同了。有的人即使知道原来有人说了这一类说法，自己说话也有趋同和趋异两个方面。类推仿造是人很重要的思维和说话的方式，里面也有层次不同。有的超过一般的创造，有的有许多模仿的痕迹。我们不一概肯定或者否定这种方式，我们研究这种方式，提倡其中层次比较高的。我这几年都审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年度本汉语新词语，我们有几个人会专门讨论一下词条的取舍。我们最近一次就讨论到，有一批词语要归成一类来专门讨论。有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说法，放在一起看起来可能是模了，或许不一定，或许也是一种模，有的要取其中的一条，其他的附带提一下。关于“门、族”一类，可能取条会严一些，因为层次低的相当多。

汉语新词语的涌现是有阶段性的，一年里不同，不同历史时期也各有特点。汉语新词语的编撰和研究不一定是常青藤式的项目。现在，汉语新词语涌现的量和质大概也不见得是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我不怎么赞成什么都是“五千年岁月，今天最美”的说法。

我们汉语新词语出现的量和辞书里收集的量是不同的。我根据一些材料估计了一下，我们每年出现的语词性汉语新词语是1万条。有人说是800条，而且说是我们说的，我们没有说过。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既然有1万条，词典里收得这么少，这里有个不同词典的性质问题，也有个词典市场营销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少发性新词语，许多新东西出现的时候都是很少的。所以，我还认为不仅要关注新的好的语言现象，还要关注新的好的语言学思想。新的好的语言学思想，起初都是散见的，不在概论、专著和专论里。由此顺便说一下，有的散模需要特别关注。我们现在不少人比较关注新词语出现的频度。频度应该作为参考，但是不好作为标准的。有个现实问题，有的搞频度的人也觉得有的频度很低的新词语却是很好的。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前一年因为那个新词语的频度不够高而没有收。第二年那个新词语的频度高起来了，想收了，一检索，去年就出现了，今年又不好收了。我觉得，频度可以作为收条的参考，不要作为标准。我们不编编年本新词语而是做研究的，关注少发性新词语是更为应该的。

我很希望苏向红能够争取到比较好的支持她进一步研究这个项目的条件。

于根元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