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编辑工作程序

《辞海》编辑工作程序

从1958年开始的《辞海》修订工作，已经做了将近五十年。其间完成了四次修订，成果先后为1965年版、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目前正在进行第五次修订，准备出2009年版。从1979年起，每当建国逢十大庆之际便推出新版《辞海》，已经成为惯例。除了第一次修订是对初版的彻底改造，实为重编之外，其后的各次修订，都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原有条目作增新、补缺、改错、精简，力求与时俱进，精益求精。也有一些创新的大动作，如1999年版改以彩图本为主体版本，并在继续出按部首笔画编排的版本的同时，新出按汉语拼音编排的版本，两种编排法的版本并行不悖。

《辞海》修订工作的成功，就《辞海》自身而言，依靠编委会特别是主编、副主编的正确领导，依靠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的辛勤劳动，也依靠编辑工作人员严肃认真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积四十多年的经验，《辞海》的编辑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这是对词典编辑工作客观规律逐步加深认识的结果，是《辞海》能有较高质量的重要保障。这个工作程序，对大家也许有一些参考价值。考虑到今天时间有限，我对前期的规划设计、修订体例、组织作者队伍、审议新版词目单、协助作者修改原有条目和编写新增条目等项程序就不作介绍了，而从修订稿送到我社以后说起。所举事例，基本上是1999年版的。

一、三级审稿

《辞海》设有分科主编，由各学科的资深专家担任。作者修订后的稿件，都经过分科主编审定。但是修订稿送到我社后，并不直接发排，仍须经过三审:编辑初审，编辑室负责人复审，出版社负责人决审。因工作量大，时间集中，人手不足，一部分稿件的复审和决审工作委托特约编审负责。

三级审稿的必要性在于:第一，稿件虽经作者琢磨，但因认识有其局限，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某些部分中疏漏还比较多，需要花大力气来匡正弥补。第二，词典不同于其他著作，有其特殊的规格;《辞海》又不同于其他词典，有它自己的体例。这些，初次参加或经验较少的作者是难以掌握的，因而写出来的条目或所作的修改难免有不合体例之处，须逐一解决。第三，有些问题，作者难以解决，需由编辑解决。如某些资料的查核，与其他学科条目交叉问题等。第四，三个审次各有其不同的职责，前审的工作经后审复核，更能保证质量。

大部分审稿者以严肃的态度认真把关，提出了详细的审稿意见。突出的如对某个收一千七百余条目的学科，复审意见有99页(十六开纸，下同);对某个收四百余条目的学科，决审意见有21页;对某个收九百余条目的学科，决审意见有22页。当然，审稿者的意见并不全都是正确的，但他们确实发现了大量问题，为保证《辞海》的质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对作者修订工作的各个方面，审稿者都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如就词目的增删而言，在前期与作者商定的词目单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删和调整。对于经过作者修订的释文，审稿者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许多地方，细心的编辑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改正了差错，提高了质量。有时，出入只有一两个字、一两个标点，但是非改不可。例如《辞海》有一条“道格拉斯”，写的是一位美国作家。在1989年版以前的各版中，“被聘担任反奴隶协会讲师”一句在“奴隶”后漏了个“制”字，以致与原意正好相反。直到编纂1989年版时才由编辑发现改正。又如“矫顽力”条“需要选择矫顽力大的材料(如铝、镍、钴等)”中的“铝镍钴”是一种永磁材料，而不是铝、镍、钴三者的并称，中间不应该加顿号。也由编辑发现改正。再如“审级制度”条定义为“诉讼案件经过几级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两审终审制”条定义为“诉讼案件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另外有些词典也是这么说的，似乎无懈可击。但是编辑经过反复斟酌，才发现这两个定义不确切。按照这两个定义，所有的诉讼案件非得经过几级法院，至少须经过两级法院审判才能终结。其实不然。就我国的两审终审制而言，并非所有的诉讼案件都要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如果案件经第一审法院判决后，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那么该案件无须经过第二审法院审判即告终结。只有在当事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时，该案件才由第二审法院审判。因此，这两个定义只有在“诉讼案件”之后、“经过”之前加上“最多”二字才是确切的。

编辑还按照词典释文文体的要求，对不合要求的释文作修改加工，使之符合词典要求。如“张乐平”条原稿写了四百多字，超过同级条目的字数甚多，而且有些内容失之琐细，如:“先后获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奖和中国福利会首届‘樟树奖’。晚年以‘三毛’为笔名的台湾女作家陈平曾专程到上海‘寻父’，其‘父女’相聚的情景被传为海峡两岸文坛佳话。1991年以《我的‘女儿’三毛》一文，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特等奖。”编辑对此类内容予以精简，字数减少近两百字。

有些复审者和决审者所提的意见很重要，对提高《辞海》的质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99年版中政治经济学稿件的复审者和决审者就是如此。复审者提了二十九条意见。其中主要有:“经济成分”条中，讲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没有提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也没有提私营经济;“物质利益”条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物质利益，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准确;“私有化”条中，把租赁作为私有化的一种方式，不妥，因为租赁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所有权;“社会主义”条中，可补充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解放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劳动”条定义只适用于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不能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和服务劳动;“经济体制”条定义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商品拜物教”条定义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物与物的关系掩蔽商品生产者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物支配人的幻觉”，其中“物支配人的幻觉”不确切，宜改为“把商品神秘化的现象”;“经济范畴”条中举例时两次提到资本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消灭而不复存在，这与“资本”条的释义不一致;“赎买政策”条定义中的“剥削阶级”可改为“资产阶级”，因为只有对资产阶级可以赎买。决审者提了37条意见。其中主要有:“生产力”条没有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似应强调;“劳动产品”条中“无形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之说可酌，既然无形，不宜称为产品;“资本主义制度”条中“生产增长与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日益加深，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等句与现状不大相符，可酌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条所引列宁的话“工人的贫困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与当前现实很不相符，建议删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只讲了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转化的过程，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和可能性，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讲得极少，这样，读者就弄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根据十四大报告对此的概括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进一步阐述作适当补充;应增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这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改为“邓小平理论”)等条不能代替的;“社会主义经济”条将其一概说成是市场经济，不妥，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能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四个现代化”条中原有“周恩来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出”一句，现被删去，以致看不出这是中国特有的提法，应予恢复;“社会主义积累”条的定义改为“社会主义社会将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扩大生产、建立物资后备和进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这样一改，就不成其为定义了，不如恢复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用于扩大生产、建立物资后备和进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的那部分国民收入。”

对条目内容的修改，有一类问题为数较多，这就是:许多词语含义较广，并非局限于某学科，而条目都是分学科编写、修订的，编写者、修订者往往仅从本学科的角度着眼，因此造成条目内容以偏概全。审稿者越出该学科的范围考虑问题，就能提出修改补充的意见。如“货物”条是由交通运输学科修订的，原定义为“运输部门对所承运的各种物资、物品的通称”，显然有片面性。后经审稿者指出，在开头加上“一般指供销售的物品”，然后说“在运输部门则是……”。

审稿过程中经常遇到体例问题，特别是新增的和修改较大的条目。较普遍的是字数问题。为使《辞海》大体上维持原有的篇幅，并保持条目之间在字数上的平衡，不得不限制每个条目的字数。体例规定普通语词条目平均每条80字，百科条目平均每条140字。一般条目只能按平均数掌握，即使超过也不能过多。但实际情况是超标者很多，这就要靠编辑处理。写法不合词典文体以及叙述顺序和技术规格方面的体例问题也较多，均由编辑予以解决。

交叉问题是编辑要处理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这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本学科条目内部的交叉，其二是本学科条目与其他学科条目的交叉。对前一方面的交叉，处理相对而言较为容易，但也要仔细校核相关的条目，否则就难免疏漏。如“杜邦财团”条说“1802年创办杜邦公司”，而“杜邦公司”条说“1915年成立”，因校核不严，这样一个矛盾起先就没有发现。至于学科之间的交叉问题，更难以发现和解决，先要想到某个条目可能与某学科的某条交叉，这就不容易;接着要去查核，发现问题还要协商解决，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如音乐学科的编辑在审稿单上写道:“与其他学科统一译名。如‘威尔地’条中有孟佐尼，外国文学译曼佐尼;‘普契尼’条中有曼侬·列斯科，外国文学译曼侬·莱斯科;‘西贝柳斯’条中有凯莱瓦拉，外国文学译卡勒瓦拉;‘马斯内’条中有普列服，外国文学译普雷沃，等等。凡此皆与外国文学部分责任编辑联系核定后改用通用译名。”像这样的交叉处理工作，对保证《辞海》的质量显然是必要的。

作者交来的稿件质量参差不齐，审稿者所费的功夫也不同。有些部分的修订稿问题较多，审稿者费力较大。如普通语词某个部首的条目，决审者的意见说:“由于修订人对辞书编纂的观点与一般有异，因而改动过大过多，有的不合《辞海》体例。要感谢初审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决审人，得到很多帮助。有很多采用初审人的改定意见，有很多恢复原条面貌。”

新增条目一般比原有条目问题多，特别是常与《辞海》的体例不合，因而审读加工的任务相当繁重，如某个学科的编辑在审稿单上写道:“这次增补了约八十个新条目，花的功夫比较多。先是作者写初稿，我在此基础上改了一遍。作者又据此写了第二稿，我又与作者反复协商，又改了一遍。然后，又送作者斟酌，直到现在一稿。对此，作者亦表示满意。”

二、三次通读

从作者修订到三级审稿，《辞海》的稿件都是按学科分别处理的。三审完毕发稿，全部稿件汇总，按词目的部首笔画编排，然后组织部分资深编辑和特约编审进行三次通读。1999年版的通读第一次16人，分为四组，通读原稿，每个条目都有四人看过。第二次12人，分为四组，通读二校样，每个条目都有三人看过。第三次四人，分别按文科、理工科有重点地通读三校样中的百科条目。另有五人负责复核各次通读中提出的意见，逐条决定是否改、怎么改。

通读中提出的意见，前两次每次都有一万多条，第三次较少，也不下数千条。虽然有少数意见未必正确，但从总体上看，应该说，这三次通读对《辞海》的质量保障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经过三审的稿件还要进行通读，而且要有三次之多?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各学科的条目之间的交叉工作，在审稿工作中虽已经做过不少，但是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对交叉工作不够重视;对条目中有哪些地方和什么学科交叉知之不多、考虑不周或难以想到;各学科进度不一，有时拟与其他学科做交叉工作而对方稿件不在手头等等)，交叉工作中缺漏甚多，以致条目之间存在着种种不统一、不平衡、欠呼应和互相重复之处，有待于通读时发现和解决。

不统一问题较多的是地理、民族、语言三学科条目中的人口数。如“科威特”条说“人口250万(1995年)”，而“科威特人”(民族)条说“约63万人(1995年)，占全国人口的42%”。如果全国人口250万之说无误，则全国人口的42%应为105万。又如“仡佬族”条说有43．8万人，而“仡佬语”条说使用人口6 000人。这类问题在通读中解决了不少。

名词的统一也是一个大问题。如将“岩溶”统一于“喀斯特”就涉及许多条目。科学技术名词，这次基本上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规定统一，但名词委的规定在不同学科之间也有互相矛盾的，这也反映到《辞海》中来了。如有一种微生物，《医学名词》称为“立克次体”，《微生物学名词》称为“立克次氏体”(多一个“氏”字)，分别用于《辞海》的医学条目和生物学条目中，通读时发现矛盾，向名词委提出后统一用“立克次体”。

不平衡的问题。如中国现代史条目中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定性语的较多，而军事学科中对此掌握过严，连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也未加此定性语，通读时发现后加上。

欠呼应的问题。如由宗教学科发稿的“道教”条说“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条也有“道教对老子的尊称”一句，但由哲学学科发稿的“老子”条只字未提老子与道教的关系。后在“老子”条中加了一句:“道教则奉为教主，称‘太上老君’。”

重复问题。首先是条目同名同实或异名同实的重复(释文大同小异或各讲各的)。词目字面上完全相同的，按部首笔画编排后即可发现，通读原稿时处理这类问题有好几百条;字面上不完全相同而实指同一事物，内容基本相同的，就要靠通读来发现了，如物理学科发的“相衬显微镜”和生物学科发的“相差显微镜”都是正条，指的是同一事物，因词目中有一字之差，排在两个地方，通读时发现重复，将前者改为参见条。若词目首字不同，尤难发现，但通读中还是发现了一些，如“古观象台”和“北京古观象台”、“多彩涂料”和“喷塑涂料”等。其次是某条的全部释文与另一条的部分释文重复。如“戊戌六君子”条写了几十个字，所有内容在“戊戌政变”条中都有，何必重复?现将此条改为参见条，作:“见‘戊戌政变’。”

(二)一个条目的内容往往跨越几个学科，而条目都是分学科编写的，常因分工的局限或者作者和编辑在专业上的局限而带来一些问题。这在审稿过程中虽也有所发现和解决，但审稿仍是分学科进行的，因而跨学科的问题就不易发现和解决，只有到通读时才较多地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中包括下列几种情况:

1．词目有不同学科的含义，只要不是过专、过细、过于冷僻的，有关学科理应分头编写，然后汇总编排为一个条目的不同义项。但是事实上常有缺漏，通读时增补了不少。如“传播媒介”条原仅有“传播病原体的媒介”义，后增补“传播活动中承载、传递信息的中介物”义。

2．词目虽只有一个含义，但并非某一学科的专有名词，若仅从某一学科的角度释义，便造成以偏概全，通读时予以纠正。如“政治标准”条由文艺理论学科编写，定义为“文艺批评中检验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的标准”，并据此展开说明。通读者指出，“政治标准”并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理论概念，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后将定义改为“社会生活中人们从政治上衡量事物的标准”，并据此展开说明。

3．条目中所包含的主稿学科以外的内容，如有问题，主稿学科的作者和编辑有时难以发现，而专业范围广泛的通读者则有可能发现。如“伽罗瓦”(法国数学家)条中说“因参加法国大革命两度被捕入狱”，通读者指出，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1794年，而此人出生于1811年，不可能参加法国大革命，故将“法国大革命”改为“政治活动”。

4．有些人物有多种身份，而主稿学科的作者和编辑仅从本学科的角度介绍，以致产生片面性，甚至产生很大的片面性。如“沈曾植”条原释文如下:“中国书画家。字子培，号乙盫、寐臾，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清时官至布政使。执笔宗包世臣，师法北朝碑版，参以章草笔势，方入圆出，欹侧犯险，矫健凝重，自成一家。马宗霍评其书:‘和风吹木，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曾熙评为:‘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又称:‘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著有《海日楼札丛》等。”此条问题甚多，主要是对沈定性不当。沈以书法负盛名，并非画家，且其主要身份是学者，该条不应以主要篇幅介绍其书法。据中华书局所出《沈曾植集校注》中钱仲联所写的《前言》说:“沈曾植为我国近代有国内外影响的著名学者，邃于旧学，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板本目录、书画、乐律，无不精通。”凡此种种，条目中竟不着一字。通读时发现问题，作了修改，但改后仍有缺点。

(三)《辞海》修订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包括新的提法、名称、数据等)，有些在通读之前已在稿件中反映(或仅在一部分条目中反映，而另一部分条目未反映)，有些则在通读之前没有反映。凡未反映的，都要在通读过程中予以反映。上一次通读后发生的新情况，在下一次通读时反映。

如中共十五大举行时《辞海》1999年版的编辑加工已经基本完成，虽及时增补了“邓小平理论”等条目，并在有些大条目中修改补充了有关的提法，但在其他一些条目中仍有应改而未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改为邓小平理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应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提法，通读中逐一发现改正。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称“家庭承包经营”，提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土地承包期延长三十年的政策。此时，《辞海》已出三校样，通读中发现问题，仍克服困难，增收了“家庭承包经营”条，修改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等条。

非洲国家扎伊尔在1997年5月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其简称，起先叫民主刚果，后改称刚果(金)，但因其时《辞海》稿件的编辑加工或已完成或已进入后期，所以条目中对其今名仍称扎伊尔的也有，称民主刚果的也有，到通读时才将应改而未改的“扎伊尔”改掉，并将简称统一为“刚果(金)”。

(四)稿件虽已经过三审，仍难免留有各种疏失，而且为数不少，需要在通读时再把关。一次通读可以发现和解决一大批问题，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再读第二次、第三次，果然又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词目方面包括:增补词目，如“封建”、“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删除词目，如既过专过细又不明确的“一九四八年货币改革”、“战时军律”(国民党法规)等;恢复误删的词目，如“同步”、“平等”、“种族”等。释文方面的问题更多。在修订时做了必要的改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纠正误释。如“代沟”条原定义为:“因出身、经历、角色、文化、性格、气质、习惯、爱好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彼此间思想上行为上产生差异的现象。”通读者指出，这种差异是社会上一切个体之间都存在的，而“代沟”则存在于不同代的人群之间，产生的原因也不是性格、气质等因素的不同，而主要是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后据此改写了定义。

2．补充内容。如“洋务运动”条，原已指出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以维护清朝统治为根本目的”，现补了一句“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要求”。

3．校核资料。如“大宝律令”条原来说是“日本奈良初期编纂的法典”，通读者指出，把“奈良时代”(710—784年)简称为“奈良”(地名)不妥，而且这部法典并非奈良时代初期编纂，而是在公元701年即已编成，故改为“日本大宝元年(公元701年)编成的法典”，这样也就说明了该法典何以名为《大宝律令》。

4．更新说法。“彩票”条原末句为:“我国现在由银行发行的各种有奖储蓄存单亦具有彩票性质。”通读者指出，此说已经过时。一则有奖储蓄已经停办，二则现在我国也发行彩票。后改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为筹集资金，经批准也发行体育、福利等类彩票。”

5．删除不妥内容。如“人物”条第四义项中原有“人物形象一般可分为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和只有单一性格特征的‘扁平人物’”的说法。此说并非定论，且不准确，故删。

6．改变写法。如“分母有理化”条开头原为:“如果代数式的分母里含有根号，则可通过适当的变形将分母中的根号化去，称为‘分母有理化’或‘有理化分母’。”此句不是词典所需要的定义，且“有理化分母”是“分母有理化”的结果，不宜用“或”字连接。现改为:“对于分母里含有根式的分式，把分子、分母同乘以一个恰当的代数式，使其分母化为有理式的运算过程。”

此外如文字标点错漏、语句欠妥等问题也解决了不少。

三、专项检查

在通读的同时，由专人对条目中的一些专门项目分别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逐一解决。这是保障质量的又一有力措施。这些项目，每一个所涉及的范围都极其广泛，而在作者修订和编辑加工过程中，处理上存在着口径不一、不尽准确、既有缺漏又有赘余等问题。因此，需要由对这些项目有较丰富知识的人员作集中统一的检查处理。对专门项目的检查包括以下各方面:

(一)字形。检查内容:按体例给词目中的简化字或选用字括注繁体字或异体字时，是否有该注而未注的，或不必注而多注的，所注是否正确。1999年版对原稿和二校样各查一次。如“升”有两个异体字，“昇”和“陞”，“升华”、“升荣”、“升平署”等条中的“升”应括注“昇”，但“升沉”、“升转”、“升降”等条中的“升”括注“昇”缺乏根据，删去括注。

(二)注音。检查内容:复词中按体例应注音的，是否已注;按体例不必注音的，是否多注;注音是否准确;单字所注的音是否完备。1999年版对原稿、二校样各查一次。单字注音修改、增补者共一百五十余处，复词中补注音两千余处，不必注音而多注音者删去两百余处，改正复词注音错误数十处。

(三)中国地名。因我国的行政区划和地名变动较大，又因过去对古地名括注今地名有缺漏或差错，所以需要检查:条目中提及的今地名，是否因行政区划和地名变动而应作相应修改;条目中提及的古地名，是否已括注今地名;所注今地名是否准确。1999年版对原稿、二校样各查一次，涉及这类问题的条目有几千个。如在“胡世华”条“祖籍浙江吴兴”后括注“今湖州”，“金匮”条中“与无锡县(今江苏无锡市)合并”中的“无锡市”改为“锡山市”，“张丘建算经”条中“北魏清河(今属山东)”中的“山东”改为“河北”，等等。

行政区划和地名改变后所涉及的，不仅是括注今地名的问题。如重庆市1997年改为直辖市后，原属四川省而现属重庆市的县市，都要相应改称其所属，如“四川江津”改称“重庆江津”。但如果讲的是历史事实，则仍称“四川江津”，括注“今属重庆市”。涉及的地方原属四川省而现属重庆市或原属四川省而现属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也要相应修改，如“土家族”条原称“分布在湘西、鄂西、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区”，现将其中的“川东南”改为“渝南”;“长江”条原有“流经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区”一句，现改为在“云南”后加“重庆”，句末“省区”改为“省市自治区”。凡此种种，范围极广。如无专人检查，就很容易错漏。

(四)外国地名。检查内容:国名、地名已经更改的，条目中是否已相应修改;条目中提及的古地名，是否已括注今地名;所注的今地名是否准确;外国地名的译名是否合乎规范;是否已按体例括注外文，所注外文是否准确。1999年版对原稿、二校样各查一次。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涉及的条目就不计其数。如“李白”条原称“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唐时属安西都护府，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通读时删去其中的“苏联”，“吉尔吉斯”后加“斯坦”。

(五)外文。检查内容:加注外文的范围是否符合体例的规定，漏注的补上，超范围的删除;释文中提及的外国人名、地名等译名与专条词目是否一致;所注外文文种是否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所注外文是否准确，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如大写小写、正体斜体、冠词、标点符号、转行等);译名是否符合有关规范。1999年版对原稿、三校样、四校样、五校样各查一遍，解决了许多问题。补注外文的如“欧洲民主联盟”补注European Democratic Union，“欧洲法院”补注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等。改正外文疏误的如“俄通社-塔斯社”条，原注外文中对“俄通社”的表述不明，而“塔斯社”部分又将телеграфный(无线电通讯)误作телевизионный(电视的)，且仍留有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苏联)的字样。经过辗转查核英、俄文资料，改为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телеграфноеагенствоРоссииТелеграфноеагенствоСуверенныхстран，并补充了缩写ИТАРТАСС。

(六)参见系统。检查的主要内容:1．释文中的词语，左上角有*符号的，表示该词语另有专条，可以参阅;检查是否确有该专条。2．释文末尾有“详‘×××’”、“参见‘×××’”等句的，检查此处所提可参见的条目是否存在。3．条目无释文而以“即‘×××’”、“见‘×××’”、“‘×××’的旧称”、“‘×××’的简称”等句提示需参见条目的，检查这些条目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些条目中是否有与此处相呼应的提法。4．释文开头有“‘×××’的对称”等句的，检查这些地方提到的“×××”条是否有与此处相呼应的提法。5．需参见的条目分列义项的，检查提到该条时是否标明义项序次，以及标明的义项序次是否准确。1999年版从校样出齐后开始检查，共查核词语近五万个，提出疑问四千余处。疑问并不都是差错，但确有不少差错。如“市骏”条最后说:“参见‘千金买骨’。”经查，并无“千金买骨”条，只有“千金市骨”条，后据此将“买”字改为“市”字。

四、审图工作

增加彩图本是《辞海》1999年版的最大特色。《辞海》原来只配三千多幅线条图，新版在保留附线条图(增加三百余幅)的三卷本的同时，增加彩图本(正文四卷加附录索引一卷)，配置一万六千多幅插图，其中除沿用一部分原有的线条图外，大多数是新增的彩色照片。编印彩图本对《辞海》来说是首次尝试，加以时间仓促，资料缺乏，因此如何保证图片的质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审图工作。发稿前，图片都经作者审看并经编辑部门三审，虽已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因各学科分头处理，在图片取舍标准的掌握上很不一致，图题、图注的格式很不统一，各学科之间交叉的问题未及注意，对图片内容的审查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为此，在稿件发排后专门建立审图组，对图片取舍、图片内容以及图题、图注等作集中统一的审查处理。审图组看了彩图本从二校样到六校样共五次校样，提出各类问题数千个，其中包括增图890幅，删图780幅，换图1 250幅，修改图题、图注不计其数。关于图片本身，他们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一)更换与条目内容不符的图片，如现代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条，原来配的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图;“巫峡”条原来配的是小三峡巴雾峡的图，均误，予以更换。

(二)更换没有代表性的图片。如李宗仁、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以前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后参加统一战线，有的还成为人民政府部门领导人，但原配旧时戎装像，显然不妥。“王洪文”条原配他在“十大”上作报告的照片，亦不妥。均已更换。

(三)增补应配的图片。既加强知识性，又避免配图上的不平衡。如生物学家达尔文、巴斯德、摩尔根、巴甫洛夫等原未配图，后增补。

(四)删除不必要的图片。如“军官”、“士兵”、“商店”、“仓库”等条目配图，殊无必要，予以删减。

(五)删除重复的图片。一幅图原则上只用于一处，不在他处重复配置。检查中发现“李时珍”、“李时珍墓”和“蕲春”三条都配了李时珍墓前的李氏雕像图，即予调整。

(六)更换或删除质量不高的图片。图片在技术质量上存在问题的，如模糊不清、色彩明显偏差、构图比例不当、画面残缺不全等等，均予更换。

通读时是什么问题都在斟酌之列的，而在专项检查和审图工作中，有关人员除了履行本身的职责之外，也提出了许多顺便发现的其他问题。例如在检查参见系统时发现“渤泥国”条和“浡泥国”条重复，“伽玛刀”条和“γ刀”条重复。计算起来，在三级审稿结束以后，就大多数条目而言，细看或浏览过的有十几个人次之多，可谓层层设防，严格把关。

五、校对工作

校对工作不属于编辑工作范围，但它是编辑工作的延伸和补充。校对工作者不仅发现和纠正了排版过程中发生的差错，而且提出了一批原稿上可能存在差错的疑问，请编辑人员查核。《辞海》1999年版彩图本出六次校样，共十个校次。校对中对原稿共提出疑问一千余处，经编辑认真查核，凡属原稿错误的均一一改正。比如:“加拉罕”条说:“1926年8月回国。后在苏联‘肃反’中遭枪决。再度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句子次序颠倒。现将末句提到第一句之后。“定势”条说由舒曼(1886—1940)在1889年提出。据此，舒曼提出“定势”时只有三岁，显然有误。现将舒曼的生年由“1886”改为“1863”。错字如“商鞅”误作“商鞍”，“貂蝉”误作“貂婵”，“肄业”误作“肆业”，“制冷剂”误作“制冷制”。漏字如“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漏“被”字，“花剌子模”中漏“花”字，“石家庄市”中漏“庄”字。小数点多余，如“巽他海峡”条“西口最深达17．59米”中的小数点应删。配图错误如“基库尤人”条误配“基督”条中的“基督显圣容”图。编排错误如“侯学煜”条误排在“候”字之下。

六、关键在于落实

上述《辞海》编辑工作程序，应该说是比较严密的，事实上也对保障《辞海》的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客观效果并未能尽如人意，《辞海》中仍留下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差错。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工作程序的要求在一部分编辑人员中间没有完全落实，流于形式、敷衍了事的现象未能完全避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关键在于落实。要落实，就得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做好自己经手的每一件工作。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今后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把《辞海》的编辑工作做得更好，把《辞海》的质量再提高一步。

编后记

本文为2006年7月21日和2007年5月24日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举办的第一期第二期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上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