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9.3　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传统的翻译观要求译者心甘情愿地充当作者与读者的“仆人”或“舌人”，在翻译中尽可能恪守“隐形人”规则，消除自身在语言及文化转换方面的操作痕迹，忠实完整地传达源语文本所有信息。但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等各个层面上的困难，译者确实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传统译学忽略了译者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译者实际上是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介入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体性，并且会带入其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展现其个性特征。“译者是有思想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做到‘非个性化’。”(屠国元、肖锦银，1998)Wilss也指出:“翻译作为一项精神活动，包含多种因素，因而不可能忽略译者本身的存在，单纯在语言学的框架内对其进行详尽的研究。”(Wilss，2001:217)随着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不断加深，逐渐对译者“仆人”角色、对“忠实”的绝对要求产生了质疑，并且发现译者并不是“隐形人”，在译文中仍可发现译者的蛛丝马迹，“每个译者都不是在头脑一片空白的状况下进入一个文学作品的，他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一定的文化熏陶，一定的生活和社会经历与经验，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倾向，也就是他对文本已有一个‘前理解’。”(吕俊、侯向群，2001:58)因而译者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清楚地体现在翻译活动之中。

人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时候，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确保活动的顺利实施。翻译也是一项人类实践活动，因此作为人，译者在从事翻译这项人文活动的时候必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诚然，译者必须在源语文本的框架内进行翻译，但翻译过程同时也是译者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取舍的过程。每个人由于自身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阅历以及性格爱好各有不同，因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异于他人的独立的个体。译者也不例外，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做出选择取舍的时候，不同的译者自然就会遵循不同的判断标准。正如许钧(2001:23)所说:“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应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可见，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活动，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他∕她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又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协商的过程。译者穿行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之间，起着文化协调人的作用。正如George Steiner(2001:45)所指出:“译者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体内单语交流者们中间的使用双语起中介作用的媒介。”在此观点的基础上，David Katan(2004:16)提出，译者不仅是语言中介者，同时还是文化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史蒂芬·波克纳(Stephen Bochner)于1981年在其《中介者与文化身份》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中介者”这一术语。塔夫特(Taft，1981:53)给“文化中介者”下了个完整的定义:“文化中介者是促成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和群体进行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中介者把一方的表述、意愿、认识及期望向另一方阐释以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责，也就是建立及协调双方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起到纽带的作用，中介者必须能够参与两种文化。因此，中介者一定程度上必须是二元文化的。”译者“调解”不同的文化，目的是寻求克服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不相容性(incompatibilities)的方法。从翻译过程来讲，译者是原文与译文的中介者，同时也是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中介者，是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处于最为关键的核心地位，指引并控制着整个翻译过程。一方面，在“原文—译者—译文”这个三元结构中，译者位于中间位置，尽最大努力理解原文，并将其转化为译文;另一方面，在“作者—译者—读者”这个三元结构中，译者处于支点的位置，尽力保持其他两个因素的平衡，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得以沟通，并在必要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可见，译者“既是原发语篇的接受者，又是译入语篇的创造者，处于‘上情下达’的中间、核心地位，正是:翻译的‘好’‘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可谓‘成’也译者，‘败’也译者。”(胡庚申，2004)译者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他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确保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促成跨文化交流。

另外，“一本多译”，即一本原著可以有多种译本，这种现象也有力地印证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我们不难发现，一本原著尤其是文学名著的译本不只一种，往往存在多种译本，甚至同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几种不同的译本。比如说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名著《简·爱》，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仅汉语译本就不下四种版本。据统计，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已经有各种外文译本250种以上，其中仅英文译本就有45种。多种译本并存，且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译本，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做到摒除个人观点的介入，完全地忠实于原著，将原文所含信息完整地“复制”出来。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一部译作如果语言陈旧，缺乏时代气息，又不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接受心理要求就必然会被淘汰，新的译本就必然应运而生。语言具有历史性，人们的理解能力也具有历史性，因而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翻译出符合时代要求，满足读者需求的作品。

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肯定了译者的能动性，在对结构主义学派理论进行反驳的过程中，将译者主体性推向极致。解构主义者首先宣判了作者的死刑，继而驱逐了读者，把文本和语言看做彻头彻尾的同质关系，除了语言，它什么都不是，它只能通过语言而存在，任凭语言符号在无限延宕、播撒中恣意狂欢。(丰林，1998)结果翻译变成了“怎么都行”的语言游戏，译者以改写者、叛逆者、征服者的姿态而位于中心位置，文本被流放到边缘，原文作者的主体地位被颠覆，传统的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被解构。解构主义者“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机械地把原文看成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而是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廖七一，2000:73)由于原文意义不能确定，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使原文与译文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翻译过程中，原文被不断地改写和重组，不同译文的产生都取决于译者的体验即主体性的发挥。

很多后现代主义大家(如伽达默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伊泽尔等)也认为，在人文主义科学中贬抑阐释者或对话的参与者(即翻译中的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是片面和荒谬的;相反，他们从哲学的角度，极力宣扬主体性，认为阐释者(即译者)的理解“说到底，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伽达默尔)，后来的以德里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结构主义学者进一步把阐释者(译者)推到了文本操控者的地位。但同时也有学者(如福柯)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制约主体性的诸多社会因素，他们认为阐释者(译者)是生活在纷繁交织的权力话语之网中，他∕她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受到了来自于当下社会、主体生活环境的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因而认为阐释者(译者)的主体性被束缚于各种社会权力话语之中，阐释者的任何阐释都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当下权力话语的烙印。这样一来，译者对文本的操控即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一定因素影响的，即存在一定程度的“受动性”。译者主体中的这种“受动性”因素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的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译者主体性中的“受动性”说明，译者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约束地任意发挥，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将严肃认真的翻译与不负责任的胡译乱译区别开来。

那么，到底什么是主体性?什么是译者的主体性?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主体性就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即称之为人类，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即是主体性。主体性是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通常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就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主要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所以说，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

所谓的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其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这里译者主体性的含义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凸显译者的独特个性。译者主体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体现在接受原著过程中的主体性;第二，体现审美在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高宁，1997)两者相互融合并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译者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见，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具体说来，译者的主体性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即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和译者的操纵或抵抗。(许钧、穆雷，2009:191～192)首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个人风格、能力和素养甚至观点，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或潜意识，或者采取凝缩、改装、改写等方式，会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其次，翻译是译者主体积极的创造性活动，文本通过译者的翻译和阐释在译入语中生存下来。意大利语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一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谚语也体现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一个方面。译者通过自己努力试图打破原文的桎梏，穿越时空的限制，为译入语文学带来新的惊喜。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就在于敢于对源语文本进行取舍，敢于叛逆和创新。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叛逆在于:“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谢天振，1999:140)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参照体系下，原作在译入语中获得了新生。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在原作者、原作、译者和译文读者这四元关系之间，正是通过译者的创造性确立了其中心地位，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再次，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上。译者的意向性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她的意图行为。作者通过创作文本传递自己的意向，文本起着交际的功能。由于一个文本可能具有一种或多种意向，所以译者通常需要决定传递原作的某一种意向。这种选择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意向。特里·伊格尔顿说:“作者的意图本身是个复杂的文本，它可以被讨论、被翻译甚至被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Eagleton，1996:60)在进行选择时，面对原作者和原作，译者的意向性一方面直接指向原作者的意图，而面对译入语读者，译者确实是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创作。译者的选择性还体现在译者对所译文本的精心选择上。如鲁迅和茅盾选择东欧被侵略国家的小说来翻译，也体现了译者较强的选择性。此外，译者的主体性表现为译者对译文进行的操纵或抵抗。对译文进行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改写。翻译研究领域里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这种改写反映出译者的意图、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中忠实于原文语言和文化，保持译文的明晰和可读性，表明了译者主体的顺从。相反，若翻译读起来像翻译或出现“不忠”，译者追求的是翻译中的异国情调和文化他者，则显示了主体的干预或抵抗。翻译实践证明，抵抗有利于反抗强权话语和文化霸权主义以保护文化多样性，抵抗意味着让“他者”出场，让译者在场，即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许钧、穆雷，2009:194)

总而言之，在当今翻译研究中将译者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提出，其本质上是在对千百年来以“忠实”、“对等”的作者主体性表征提出质疑。在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文本总是作为源语的“副本”而出现的，原文对于译文具有绝对的权力;同理，译者的地位也低于原文作者的地位，是原文作者的“仆人”。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尤其是对译者主体性和包括读者在内的译入语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和强调，颠覆了长期以来作者高高凌驾于译者之上的绝对权威，直接动摇了几千年以来传统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瓦解了“忠实”、“对等”等一系列源于作者主体论的翻译理论和标准，从而使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关注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征服等这些论点，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应避免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走向另一极端，即，译者以创造之名，实行背叛之实，脱离原文，随心所欲，任意翻译。(陈大亮，2005)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紧密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