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2．3．1　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2．3．1．1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产生背景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潮，形成了以“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等三大流派为主、多家争鸣的局面。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对近百年来汉语研究的一种反思，20世纪初开创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一直以语法研究为中心，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一直走着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道路，这段时间的汉语研究既有成绩也有不足，缺点就是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较深，忽略了语言意义和功能的研究，缺乏以汉语为本体的语言哲学，未能揭示汉语自身的语言特性，研究方法与汉语事实相抵牾。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者们反对把语言看成一个与社会文化剥离的纯一的符号系统，都主张对语言进行宏观的动态研究，主张探索语言组织机制背后的人文精神以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从社会语言学脱胎变化而来，罗常培先生被后人誉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先驱和开拓者（罗常培，1989）。外语界元老许国璋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1979年，陈原先生在香港出版《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这也是国内第一部正式提到“社会语言学”名称的专著，它宣告了中国语言学界的社会语言学学派的诞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主。1983年，陈原先生又出版了《社会语言学》一书，该书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三点是该书研究的出发点。宏观上说，德国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学思想和中国社会语言学理论为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奠定了理论基础，换言之，中国文化语言学正是现代语言学发展多元化、跨学科、人文化趋势的一种体现，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汉语普通语言学研究向社会语言学转向的尝试，目的是为了探索汉语语法的独特个性。

2．3．1．2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双向交叉派

（1）游汝杰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1980年，游汝杰教授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三期发表了一篇《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论文，走上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道路。1985年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周振鹤教授合作在复旦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第一次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的名称。游汝杰先生强调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应该把哲学、逻辑、文艺学、地名学、民俗学、文字学等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要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是探索语言的人文因素和文化内涵，这显示出了他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的特色，因而被称为“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邵敬敏，1991）

1984—1986年间，游汝杰和周振鹤又合作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为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1988年游汝杰发表《宋姜白石旁谱所见四声调形》一文，其关于文化和音乐的关系研究在当时语言学界独树一帜。1993年，游汝杰又出版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一书，继续宣传他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的理论，该理论有三个特点：①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②中国文化语言学必须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来研究中国语言和方言，③中国文化语言学只是试图解释与文化背景有关的语言现象。该书部分章节涉及词语的文化内涵，如第五章“造词法和传统文化”研究亲属称谓词，第六章研究“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内涵”，第九章“语言和民俗”中第三节研究“秘密语”（游汝杰，1993），该书2003年经过修订后再版。限于学科背景，游汝杰先生主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他没有从对比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没有总结出词语的文化内涵的类型和照应机制以及形成原因。

谈到中西亲属称谓系统的比较，笔者认为张联芳的《中国人的姓名》（1992），尹黎云的《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术》（1993）、潘文国教授的《实用命名艺术手册》（1994）和田惠刚教授的《中西人际称谓系统》（1998）是目前做得最好的几本书。其次，关于语言和民俗的研究，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值得注意，他于1984年向辽宁省语言学会年会提交了一篇《民俗语言学发凡》的论文，首次提出了民俗语言学的设想，次年他在《百科知识》第五期上发表了《民俗语言学浅谈》一文，对民俗语言学的理论构想做了初步阐发。1989年，曲氏的理论专著《民俗语言学》出版（曲彦斌，1989），标志着民俗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正式诞生。可以说，田惠刚和曲彦斌所做的研究和游汝杰先生倡导的“语言和民俗”相比有了巨大进步。

（2）邢福义教授与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

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1990年，他主编的《文化语言学》是国内最早的文化语言学教材之一，该书序言也提出了双向交叉的文化语言学观：“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和制约”，语言不仅是一种纯形式的代码，而且是文化的代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语言浇铸思维轨迹，通过思维轨迹影响文化精神。（邢福义等，1990：13）邢先生认为文化语言学应该研究五个问题：①是语言与文化的对应关系，②是语言对文化的影响，③是怎样通过语言来研究文化，④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⑤是怎样通过文化来研究语言。

邢氏《文化语言学》着重从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上阐述文化语言学，该书的上编是从语言看文化，讲“语言——文化的符号”，讨论了从语言看文化的结构层次、从语言看文化的发生发展、从语言看文化的传播交流、语言对文化的影响等问题；下编是从文化看语言，讲“文化——语言的管轨”，讨论了文化对语言系统和语言观念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发生发展的影响、文化对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影响、文化对文字和准语言的影响等问题。（邢福义，1990）该书部分章节涉及词语的语义研究，如上编第一章“从语言看文化的结构层次”和第二章“从语言看文化的发展轨迹”，下编第一章第一节“文化对词汇的影响”等，都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文化含义，这些章节主要讲汉语词汇的文化含义，缺乏英汉对比特色，也没有从哲学语言学的高度剖析文化语义产生的原因，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2000年，《文化语言学》出版增订本，增订本做到了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的统一、共时描写与历时追溯的统一、兼容各家与自成体系的统一，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最早的一部书，却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书。（冯广艺，2001）

2．3．1．3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社会交际派

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强调从社会变异和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这一派受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派的影响很大。陈建民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可以涵盖文化语言学的。（陈建民，1999）交际民族志学派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它是一种能承载各种信息的社会文化符号，因此语言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在人类的交往行为中潜藏着巨大的文化信息。张公瑾提出文化语言学不应分割成毫不相干的语言和文化两部分，“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也不是语言和文化两者，而是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本身，这也决定了文化语言学只能是一门语言学科”。（张公瑾，1993）陈建民认同张公瑾先生的看法。1979年，陈建民发表了《地名小议》，这是他第一篇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处女作，由于他在对汉语口语本身和口语表达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常常接触到汉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社会风习和传统习惯，因而走上了从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出发研究语言的道路。

1987年，陈建民出版了《文化语言学说略》，他提出了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1989年他出版了《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集中代表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该书主要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最后几章还写进了作者对汉语句型与口语交际的研究所得，显示了他的文化语言学的特色。陈建民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一张皮，我们可以从这一面看看，也可以翻过来从那一面看看，即进行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双向交叉研究，既可以从语言视角切入，观察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也可以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文化的特质，使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切忌语言归语言，文化归文化，两者不沾边。（陈建民，1992）

2．3．1．4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本体论派

（1）申小龙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20世纪80年代，申小龙依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理论，大胆地提出本体论的文化语言学，其理论的核心是以所谓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申小龙多次强调，文化语言学不是语言学分支学科，而是语言学本体学科。（申小龙，1991：266～268）所以人们把申小龙看成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本体论派的代表人物。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的高度一致，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语言都具有人文性，语言是解释思维活动的最重要的可观察手段，是维系文化的最根本的纽带。申小龙认为，和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具有突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性是指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较，在分析和理解上更多地依赖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环境，而较少形式上的规定，这种人文性具体表现在汉语的弹性实体、流块建构和神摄方法上”。他希望以汉语的人文性——即文化特征为本体论，以对民族心理和民族语文传统的文化认同为方法论的两翼，开创出汉语法学研究的新世纪，从而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申小龙，1990）

很多人都不同意申小龙的本体论看法^[3]，杨自俭教授并不赞同申小龙等人对《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否定，但是杨先生认为申小龙等人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大胆地向权威挑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种精神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珍贵。（杨自俭，1995）史有為先生也认为申小龙在对汉语的具体处理上却具有相当的原创性，申氏的研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尝试，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着相当大的理论勇气。（史有為，2000）我们可能不同意申小龙的本体论观点，但没法不钦佩他的反思精神。正是这种反思和怀疑精神，才是推动中国语言学乃至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

（2）戴昭铭与本体论派

黑龙江大学戴昭铭教授也属于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或曰本体论派），不过申小龙是激进派，而戴昭铭属于温和派。申小龙主张文化语言学就是本体语言学，认为只有用文化语言学来取代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本体研究，才能挽救和振兴中国的语言学；而戴昭铭认为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不能取代中国现代语言学，也不能把它搞成包罗一切的“大泛系语言学科”，不然就会断送了自己。1996年，戴昭铭教授出版了《文化语言学导论》，该书上编为总论，共五章，其中第一至第三章论述了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观和语言观，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总体方法是“语言的文化阐释法”，并为这一总体方法的运用提出了四条方法论原则（通过描写进行解释、宏观和微观兼顾、为语言的而不是为文化的研究、求异的而不是求同的研究）和五个具体方法（文化符号解析法、文化思维认同法、文化背景考察法、文化差异比较法、文化心理揭示法），第四至第五章是文化语言学的史论，阐述了文化语言学的学术渊源和现状。该书下编为分论，以八章的篇幅依次论述了“语言和思维”、“语言和哲学”、“语言和政治”、“语言和神话及宗教”、“语言和文学艺术”、“语言和民俗”、“语言的变化和文化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俞约法教授（1998）认为此书无论在理论的高度、深度以及理论解释力的强度上，明显地长于已出的同类论著。

戴昭铭教授认为文化语言学就是解释性的、交叉性的语言学，强调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而不是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共变关系。（戴昭铭，1996）在这一点上，戴昭铭教授和对比语言学家潘文国教授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同洪堡特关于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思想。戴昭铭教授的文化语言学的认识论是非常深刻的，他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语言中充盈着民族文化的思维、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创造，语言的历史是民族文化历史的见证，语言中蕴藏着民族文化的内涵。”（戴昭铭，1996）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对中西方语言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对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中的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精神，在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发挥核心机制的是什么因素，戴昭铭教授在《文化语言学导论》第二章第一节“语言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中没有做深入讨论，笔者对民族文化精神非常感兴趣，在《绪论》中提出了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我们认为戴氏《文化语言学导论》十分注重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但是该书第六章“语言和思维”写得过于简洁，戴昭铭教授没有谈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实际上要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不能回避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对此笔者在《绪论》中专门讨论了“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又在第四章中继续讨论了语言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讨论语言的语用认知功能，也算是对《文化语言学导论》第六章“语言和思维”的一个补充说明。

（3）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的创新目的。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目的是为了革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反思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传统，以语言——文化相互作用论取代传统的语言工具观和语言符号观，以汉语语法独特的人文性和意合特征取代了中西语言大体相似论，向长期歪曲汉语的本来面貌和禁锢人们思路的西方主流语言学研究思路和框架提出了挑战。季羡林先生批评说：“世界语言种类繁多，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科学’的分类法。不过，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走不通的。”^[4]总之，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更注重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汉语语法意合特征的表现和形成机制，因而具有突破理论禁区的勇气，虽然言词不免失之偏激；而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派则侧重于从人类语言学和民俗方言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含义；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往行为，坦承自己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因而比较注重探讨语言现象的社会文化内涵，如语言和宗教、语言与民俗、语言和称谓系统等，注重语言使用的研究。

2．3．1．5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特点

我们发现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有以下特点：

①反思性：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在1980年代文化反思热的大文化环境下诞生的，力图反思中国近百年汉语语法研究传统，走出一条人文主义的研究新路；

②交叉性：这一学科接续了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学传统，受西方当代社会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较大，糅合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等众多新兴学科的研究理念，是一门交叉学科；

③异质性：中国文化语言学注重从社会文化的宏阔背景下去研究语言现象，反对把语言看成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剥离的纯一的符号系统，主张从语言和思维、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角度切入研究语言的人文属性和词汇的文化内涵；

④理论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立足于汉语本体研究（因为大部分骨干成员都是汉语界的学者），比较注重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同时带有鲜明的应用性和描写性，主张将研究成果指导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语言文字。

⑤融合性：中国文化语言学逐渐走向宏观对比，逐渐与汉英对比语言学融合，其中标志是连淑能教授1997年提出建立汉英对比文化语言学的构想，潘文国教授1997年出版了《汉英语对比纲要》，潘文国教授批判性地继承了洪堡特以来的人文主义语言学思想，合理吸收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宝贵思想，运用对比方法进行英汉语法研究，发现了一些汉语的独特规律^[5]。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随后在90年代兴起的对比语言学理论则把中国文化语言学进一步推向深入和成熟。中国一大批从事语言对比研究的专家著书立说，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外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对比语言学理论才是真正本体论意义上的普通语言学。连淑能认为汉英文化语言学是一门跨语言与文化、跨汉语与英语、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叉性学科，这门学科要继承中外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成果，尤其要吸收西方的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国情学、跨文化交际学、符号学、语用学、翻译学等有关理论观点，并吸收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拓展更加广阔的视野。（连淑能，1997；2004）连淑能构想中的汉英对比文化语言学包括语言学、文化学、汉英对比语言学、中西对比文化学、汉英文化语言学等五大部分，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语言学导向对比语言学的一种尝试，连淑能希望联合汉语界和英语界的力量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因为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言学研究，所有的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是外来的。文化语言学主张从语言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出发来研究各种语言现象，如果没有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效果就会缺乏深度。从连淑能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语言学和英汉对比语言学正在走向合流。换言之，中国文化语言学当初所希望建立的、以汉语本体事实为基础的、旨在发掘汉语人文特性的汉语普通语言学将以对比语言学的方式出现，脱离了汉外（英）对比，我们根本无法发掘汉语的本质属性，也没有希望建立汉语普通语言学。